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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号令周恩来江青 林彪谋求国家主席真实原因
作者：单少杰
毛泽东之下林彪军队集团、周恩来政务集团、江青中央文革集团三足鼎立
文革爆发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中央文革集团势力崛起，林彪则一步步排挤其他“山头”，由四野系掌握军队大权，与周恩来文官政务集团三足鼎立。执政党高层三大集团中，周恩来集团树大根深，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像军队老帅请假这样的事，也是直接报周恩来批准，而无须由林彪点头;中央文革集团虽根底较浅，但直接依附毛泽东，也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林彪虽获得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并写入党章，但对于后两者来说并不具有特别明显的优势。如果林彪在获得毛主席接班人名分后又获得国家主席职务，那么，他的上述境况就会大为改观。他既可以按法统直接号令周恩来集团所控制的政务系统，也可以按法统直接插手中央文革集团所控制的文化教育系统。当时中共高层已在议论文化大革命结束问题。如果这场革命一旦结束，那么，中央文革集团所掌握的许多权力就应该按法统归还给政府方面，或者说归还到国家主席名下。
在文革左派联盟中，继中央文革集团之后，林彪集团也因过度扩张而招致毛泽东打压。相对说来，老人家打压前者要容易些，打压后者则难得多。
前者是一个秀才集团，并且是一个角色错位的秀才集团。他们本是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做了横冲直闯的事，做了毛所说的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事。他们除了会说说写写造一些声势外，别无所长。因此，老人家用起他们来没有什么顾忌，打发他们走也不觉有什么后怕。
后者是一个军人集团，其中不乏身经百战者。他们出身背景相近：资深军人大多出自“四野”——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武装力量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军队;少壮军人大多属于空军——新中国国防力量中在现代化程度上与外军相对差距最小的一个军种。他们不轻易服输，被逼得太急就会铤而走险;他们多属同一山头，很容易形成有组织的反叛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直接掌握武器，拥有实实在在的杀伤力。
因此，毛泽东为打压他们必须用相当大的力气，并要冒相当大的风险。
林彪集团扩张过程有两个阶段：是谋求对整个军队的实际控制权，以中共第九届代表大会为其成功标志;二是谋求国家主席权力，以中共第九届二中全会为其失败标志。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顶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但在很长时间里，因自己处于半修养状况而不得不让其它人掌有较多实权。当时中共军队较有实权者为罗瑞卿大将与贺龙元帅。前者一身兼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后者主持军委常务工作。
文革爆发前后，林彪与毛泽东联袂整倒了罗瑞卿与贺龙。林也因此增强了他在军中的地位，成了全军乃至全党全国的“副统帅”。不过，林彪此时所掌军权仍然有限，既有毛泽东君临其上，又有诸将帅钳制身旁。
此时在中共高层军界，一方面，林彪获得提升;另一方面，其它诸帅，除了被打倒者(彭德怀和贺龙)和靠边站者(朱德》外，也都获得提升：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帅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兼任颇具实权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徐以及聂荣臻进入中央政治局。另外，军委属下最重要军职即总参谋长职，也由聂荣臻老部下杨成武上将代理。这后一方面将帅大都属于周恩来集团，与林彪分享着中共高层军权，并因此而对后者有相当大的制衡力。
显然，这种权力格局是由毛泽东安排的，是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如前文所述，毛搞这场革命是以军队为依托力量的，而这个军队是由不同“山头”组成的。因此，他要依靠这个军队，就应尽可能广泛地照顾到它的各个山头的利益，尤其要安排好它的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在发动文革时所需要的支持力量，至少是象征性的支持力量。
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红军的主要山头有四个：红一、二、四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解放军的主要山头有五个：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以及华北野战军(后一部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一部划入第二野战军建制)。
到了文革初期，除了“一野”的司令员彭德怀以及“一野”前身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贺龙外，其它四个野战军的司令员，即“一野”的刘伯承、“二野”的陈毅、“四野”的林彪、华北的聂荣臻，以及“二野”前身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均获晋级性安排。
毛泽东通过此举安抚了军中大部分山头，并藉此向国人显示军队大多数将领是与他站在一起的。另外，他把军权交与林彪集团与周恩来集团分享，也有利于他对军界上层实行分而治之，使他们能够相互钳制。
可是，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打破了上述权力格局。陈、叶、徐、聂四帅均遭批判，另外朱德、刘伯承早已不管军队(一个赋闲多时，一个重病在床)，于是乎整个中共上层军界就只剩下一颗帅星在那里闪闪发光。林彪身边已无与他旗鼓相当或相差不远的军中元戎了。
林彪在助毛整肃了那些与他分庭抗礼的帅级人物后，又寻机整肃了许多不怎么听他话的将级人物，并以此来警诫全军。
1967年夏，林藉“7·20事件”之机积极参与整肃地方军区大员，整倒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人。陈曾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以及后来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1968年3月，林彪又积极参与整肃北京军界大员，整倒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第一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杨、傅均来自华北野战军即所谓“晋察冀山头”，为聂荣臻元帅老部下。余立金出身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后一直在新四军以及主要是由新四军发展而成的第三野战军中负责军事教育工作，属陈毅元帅老部下。
杨成武也曾是林彪老部下。第一次国共战争时期，杨先后任过红一军团的二师四团政委和一师师长，林彪任该军团的军团长，故两人过从甚密。杨在许多年后写了《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一文，追忆了他与林这一段交往。抗战爆发不久后，杨就不再归林指挥，而长期跟随聂荣臻转战晋察冀。文革爆发后，杨与“四帅”较接近，而与林彪保持一定距离，用后者话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荣臻回忆录》，页850。〕遂被林视为异己。
“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进入军委办事组，也都成了中共军队领导层核心成员，就连刚参军的林彪之子林立果也获得可在空军里调动一切的权力。至此，在北京最高军事权力机构中，除军委主席一职外，其它较有实权的岗位大都归林彪集团所有，解放军几成“林家军”。
不过，林彪在用人问题上有严重缺陷，他是一个握有重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身体多病的人，不能亲自过问许多事务，故需要有一批能够代他行使权力的人;他又是一个猜忌心重的人，不大相信外人，故能够代他行使权力的人仅限十分熟悉且十分信任的人;他还是一个性格孤傲的人，不喜四下走动，不爱拉拉扯扯，故他十分熟悉且十分信任的人只能是跟随他征战多年的老部下。
可是，他在战争年代仅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不像彭德怀那样指挥过中共所有山头的部队，而只指挥过中共众多山头中的一个山头的部队，只掌握过中共武装总体力量中的一个分支力量，如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红一方面军中的第一军团、抗日战争时八路军中的第115师，以及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解放军中的第四野战军，故跟随他征战多年的老部下仅为中共众多将领中的一小部分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人中，又有一些较杰出者，如黄克诚(曾为四野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后为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华(曾为四野第七纵队司令、第15兵团司令，后为志愿军第一副司令以及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曾为四野第6纵队司令，第15兵团副司令，后为志愿军副司令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长)等四野名将，早在1950年代末就因彭德怀案而遭贬谪，故不能为林所倚重。
由于上述一系列原因，林晚年在使用人问题上，既很难募得贤人、难诚服众人。林在文革中最为倚重的四个老部下，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虽都有些资历和战功，但都算不上全军的拔尖者。
四人中，衔上将者仅黄一人，余皆中将，而全军仅衔上将者就有五十七人。他们甚至算不上“四野”的拔尖者。若论资历，他们中无人能比上黄克诚与谭政;若论战功，他们中也无人能比上邓华与洪学智。
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主力兵团——解放军第13兵团——曾有临阵换将一幕，即中共中央军委在该部出征前把由邓华领衔的解放军第15兵团部与由黄永胜领衔的解放军第13兵团部进行对调。换将理由很简单，就是邓比黄更有指挥作战能力。邓后来果不负其命，成了这个世纪少数几个能将美军打得没脾气的统帅级或准统帅级人物之一。
邓华与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建立了十分亲密的袍泽情谊，后也因此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到株连，被整得声泪俱下。十分巧合，此次具体负责整治邓华的人，正是当初临阵换将换下来的黄永胜。军中荣耀已从战场换到会场，以迎合政治领导取人。中共军队一些将领越来越变得像政客了，并形成风气，影响深远。
林彪把军中许多大权交与他的老部下，致使“四野”风头太劲，同时激起其它“诸野”心中不平。“四野”有骁将，“一、二、三野”也有悍将。如陈锡联(曾为“二野”的主力纵队“二纵”的司令，后为解放军炮步司令)和许世友(曾为“三野”的主力纵队“九纵”的司令以及山东兵团司令，后为南京军区司令)等，都是名震全军的猛将军，自是不服黄永胜一干人。
他们不服也为毛泽东所用。毛后来正是藉助其它“诸野”的力量来打击林彪集团的，其中尤为藉重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曾任“二野”6纵17旅旅长)、张才千(曾任“二野”中原独立旅旅长)等将领的力量。有趣的是，这几位将领在历史上都属于出自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都不是毛的嫡系。
毛的老部队为出自井冈山的红一方面军。该方面军中最为善战的将领，也可以说是中共全军中最为善战的将领，当数红二军团长彭德怀和红一军团长林彪。建国后，先是前者被毛打倒，继是后者因被毛猜忌而出逃遇难，另外他们许多老部下如黄克诚、谭政、黄永胜等也被连带整倒。毛到晚年时已将井冈山的人整得差不多了，故转而依重其它山头的人，其中许多人出自大别山，做过毛的老对头张国焘的老部下。
上述林彪用人情况在中共非军队系统中也能见到。一个地方长官一旦升任全国长官，就大肆提拔自己先前主政过的那个地方的干部，从而造成一种很不协调的局面：权力是全国性的，用人却是地方化的，或是有严重地方化倾向的。其结果既难以广揽人才，又难以诚服众人，往往使用一个人就会得罪一批人，就会被大家指责为搞帮派。
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林彪被以《党章》形式确立为毛主席接班人;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叶群均被安排进中央政治局。军人集团遂成政客集团，军权遂加党权。
若从人数上看，这个集团加上正日益接近他们的陈伯达，刚好占21人制政治局的三分之一，超过中央文革集团，而与元老集团相当。
若从政治运作上看，这一集团比前一集团更有实权——握着“枪杆子”，比后一集团更具声势——有着“左派”形象，至少当时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是反“二月逆流”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
值此，林彪集团进入了全盛期。然而，这一集团并不满足这些成果，还想获得更多东西。
其一，他们已在形式上获得许多军事指挥权，但还想在实际中运作这些权力，藉用聂荣凑的话说，还需要“预演”一下，看看“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聂荣臻回忆录》，页862。〕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其主要内容为：抓紧反坦克武器生产，组织战时指挥部并进入临战状态，要求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严密注视中苏边境形势。18日，黄永胜等人将此号令下达全军，致使整个国家武装力量闻风而动，迅即进入指定状况。19日，林彪以电话记录并急件传阅方式将此号令报告毛泽东。林这是打着“副统帅”的牌子来行使三军统帅的权力，并对毛先斩后奏。
其二，这一集团已经通过《党章》的形式获得“毛主席接班人”的名分，但还想通过《宪法》的形式获取“国家主席”的职务，并为此不惜与毛大唱反调。
1970年3月至8月间，毛泽东多次指示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并表示自己不宜再当国家主席。林彪集团则多次要求写上此节，并建议毛任此职。不仅吴法宪、陈伯达一再提出这一主张，而且林彪本人也数度出面阐释这一主张，认为“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21。〕
其间还发生一场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在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前这句话曾被写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毛审阅时未提异议。此后这句话又被写入“九大”政治报告讨论稿和新党章草案，毛审阅时则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划去。此次讨论《宪法》草案时，林彪集团坚持要将这三个副词写进去，张春桥等予以反对，于是前者指责后者“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在林彪集团关于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此职的提议中，前半句话是实话，是他们决意予以实现的;后半句话则有很大弹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幌子。若不设国家则罢，若设国家主席无非两种可能，如毛想任此职，则此职非毛莫属;如毛不想任此职，则此职非其接班人莫属。
就以往经验看，前一种可能似乎不存在。十八年前，毛就厌倦了当国家主席所必须做的那些繁文缛节的事情;文革以来，他更是天马行空，更是不愿接受任何约束;另外，他年事已高，不堪过多政务劳累，故若要他再做此事就是要他早死的话。
林彪明知道老人家不想做此事，却硬要设此职，显然是想让毛以外的某人去当此国家主席。其夫人叶群在与吴法宪私下交谈时谈出了这个某人：“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394;《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25-26。〕林竭力以毛的名义去订一份毛不想吃而他自己很想吃的饭菜，并希望毛在这分饭菜被端上来后因毫无食欲而顺手推给坐在旁边的他这个定饭者，任其享用。许多人不解，林彪已被定为毛的接班人，成了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为什么还要冒与毛作对的风险去谋求那个很不确定的国家主席职务呢?
就当时情况看，林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此时虽有第二号人物的名义，却无相应的实权。在党、政、军三权中，他虽已掌握较多的军权——最高军权不在其内，但只享有很少的党权和政权。因为，在执政党的党权方面，仍是大权独揽于毛本人，小权分散于诸多集团与诸多个人;在共和国的政权方面，仍是事无巨细地由周恩来经营着。
执政党高层三大集团中，周恩来集团树大根深，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像军队老帅请假这样的事，也是直接报周恩来批准，而无须由林彪点头;〔《聂荣臻回忆录》，页863。〕中央文革集团虽根底较浅，但直接依附老人家，也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林彪集团与其它两个集团仅呈三足鼎立之势，前者对于后两者来说并不具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如果林彪在获得毛主席接班人名分后又获得国家主席职务，那么，他的上述境况就会大为改观。他既可以按法统直接号令周恩来集团所控制的政务系统，也可以按法统直接插手中央文革集团所控制的文化教育系统。当时中共高层已在议论文化大革命结束问题。如果这场革命一旦结束，那么，中央文革集团所掌握的许多权力就应该按法统归还给政府方面，或者说归还到国家主席名下。
这就使得林彪集团，一方面在与中央文革集团关系上，一步加强它在实权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在与周恩来集团关系上，又能进一步加强它在声势方面和法统方面的优势。
林彪不是不知道他执意要设国家主席的风险有多大，但也估算过这个风险有可能带来的回报有多大。
来源：毛泽东执政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