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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人物百家】民国学者——胡适（二）
记者/主持人：香梅
主持人：香梅
嘉宾：李怀恩
时光如流，往事如烟。
人物百家，回首悠悠岁月，讲述真实历史。
百家人物，正如那天上的星星，闪烁在夜空里，常留在记忆中。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后，美国各地民众对他都很感兴趣。胡适密切关注辛亥革命的进程，和同学朋友有很多讨论辛亥革命和新政府的通信往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社会民情。
当时，胡适常应邀出席一些社区活动，向美国民众讲解中国的革命政府。慢慢地，胡适的名气越来越大，甚至到了应接不暇的程度，只要涉及中国话题，都来找胡适讲。据胡适统计，他在1913——1915的三年里演讲超过70次。
1917年1月，费城哈佛福特学院的校友会要办年宴，本来请的是康奈尔校长舒尔曼和美国前总统塔夫脱来做演讲，但舒尔曼当时有事不能来，所以哈佛福特学院的校长请胡适作为代替。显然，胡适在美国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了。
胡适。（图片来源：简书网）
胡适渐渐地融入了美国社会，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他结识了一位异国知音——康乃尔大学地质系教授的女儿韦莲司。韦莲司比胡适大6岁，多才多艺，是一位画家，正是胡适喜欢的类型。可是远在家乡的母亲却常常写来家书，催他赶快回家和江冬秀完婚。已经体验到美国自由文化风气的胡适，心里是百般地不情愿，甚至对这桩婚姻有点抗拒。
1915年胡适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老师正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后来胡适提出的实用主义方法论：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是受到杜威的影响。
1917年7月，胡适结束7年留美生涯，返回老家看望母亲。胡适母亲卧病已经很长时间，身体越来越不好，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儿子回来，心里也是非常的安慰。不久，胡适接到了北大聘书在北大担任哲学系教授，26岁的他是当时所有北大教授中少年得志者。临行前，他还特意去看望了一下未婚妻江冬秀。
新潮教授胡适和小脚夫人江冬秀。（图片来源：百科图片）
对于被胡适拖了13年的婚事，母亲当然是逼得很紧。在母亲的催婚下，事母至孝的胡适不得不返回安徽老家，在他27岁生日那天正式迎娶了不识几个字、裹着小脚的江冬秀。当年他们不仅是一对老新人，还是对比强烈的组合：留美博士配村姑，这也成了民国七大奇闻之一。
眼看要抱上孙子的胡老太太，由于多年的操劳过度，不幸过世了。母亲的离世对刚刚回国的胡适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纪念文《先母行述》中，胡适写道：“伏念先母一生行实，虽纤细琐屑不出于家庭闾里之间，而其至性至诚，有宜永存而不朽者。”大意是：母亲一生言行，虽然干的是家长里短、很琐碎的生活琐事，但是她是个非常仁厚淳朴、真诚坦荡的人，她的故事可以称得上是值得永远珍藏。
在文章《不朽——我的宗教》里，胡适还说：“那英雄伟人可以不朽，那挑水的、烧饭的，甚至于浴堂里替你擦背的，甚至于每天替你家掏粪倒马桶的，也都永远不朽……”
尽管与太太的教育背景相差悬殊，但结婚后的胡适生活倒是很幸福。他和太太江冬秀一共有两儿一女，长子胡祖望，“祖望”有光宗耀祖的意思。次子胡思杜，“思杜”是为了感念恩师——杜威，唯一的女儿胡素斐比较不幸，五岁时夭折。
胡适与胡祖望——胡适题赠给杜威夫妇，题词中称他的儿子为“小胡适”。（图片来源：维基共享）
说到夫妻两人的感情，因为文化学识的差异，他俩在精神层面很难有深入的沟通交流。妻子江冬秀无法理解胡适的知识领域，她不是一个知识女性。不过，虽然没什么学识，但是江冬秀底气并不虚弱。据说，她脾气挺大，胡适怕太太也算是远近闻名。另外，江冬秀一心服侍丈夫，还烧得一手好菜。在北平时，很多朋友来他家聚会，每次都是江冬秀亲自下厨做菜招待客人，这给足了热性好客的胡适面子。
胡适在北大教授“中国古代哲学史”，开课第一章是以《诗经》作时代说明，从周宣王之后开始讲起。可是很多学生看不起他，认为他太年轻只有27岁。当时有个学生叫顾颉刚，后来成了史学家，他跑去听了几次课，便回去跟同学讲：胡适读的古书是没有老教授多，但是他用新方法来研究老问题，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正好和顾颉刚同住的傅斯年听完顾颉刚的评价后，忍不住跑去旁听，结果也是大为叹服。就这样，胡适开始小有名气了。到了后来，只要是他上课就必须要用最大的教室，因为旁听的人实在太多，小教室根本装不下。
在北大的校园里，胡适穿的是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教的是中国哲学史，不过他经常引用的是西学。他注重考据，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等治学原则，引领当时北大的学术风气。胡适在当时的北大校园里名气越来越大。
真正使胡适在全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是一次“白话文”运动，也叫“新文化”运动，这次运动对后来西学的传播起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提起新文化运动，早在1915年，陈独秀负责主编了一本《青年》杂志，后来叫作《新青年》，它旨在号召广大青年应强身健体。而这个时候身在美国的胡适无意中看到了这本《新青年》杂志，里面写的关于创造新文学的见解与他的看法不谋而合。1916年8月胡适致信陈独秀，信里面写的是胡适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他提出文学革命的“八个重要条件”：
不用典
不用陈套语
不讲对仗
不避俗字俗语
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呻吟
不摹仿古人
须言之有物
陈独秀接到信后非常高兴，在给胡适回信中写道：“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在陈独秀的建议下，胡适于1917年初写成《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读后，异常兴奋，立刻刊登在自己的《新青年》杂志上。随后，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来支持胡适。不仅如此，后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时，陈独秀就向蔡元培竭力推荐当时还留学美国的胡适。蔡元培在看了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及以前已发表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后，认为胡适旧学新学皆有造诣，于是决定聘请胡适出任北大教授。
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颠覆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欧洲中心主义。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经发表，就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这篇文章的影响之大，直接造成了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千百年来语、文分家的文风。当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对新文学的结构还很怀疑，看到这篇文章后再无怀疑，并且在他自己的《文学革命论》中，盛赞胡适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而由于《新青年》的影响，就连当时的古文家钱玄同也赞成新文学的主张。
1918年，《新青年》开始刊登白话文，并采用胡适最先提倡的新式标点。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说明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国语来创作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才有文学的国语，如此“国语”才是真正的国语。届时，《新青年》杂志风靡全国，一改创刊时的萧条景象。
当时的教授学者中，反对的也是大有人在。其中最突出的，是同在北大任职教授的国学大师黄侃。黄侃这个人说话尖刻，也有人说他非常狂妄。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说完，黄侃仰天大笑三声，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还有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这一次胡适没有沉默，他开始回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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