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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小品】民国学者——胡适(六)

2018年02月06日 3:33 PDF版 分享转发

记者/主持人:香梅

时光如流,往事如烟。人物百家,回首悠悠岁月,讲述真实历史。百家人物,正如那天上的星星,闪烁在夜空里,常留在记忆中。

胡适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专门撰写文章《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在文章里把欧美政党归为甲;把俄共、意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统称为乙。他把两个党的特点进行了对比。

胡适。(图片来源:博文广场)

甲种政党有以下特色:

第一,党员没有确定人数,没有党籍,来去自由;

第二,党员没有纪律约束,没有人干涉其言论自由,投票采取秘密的无记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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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党派在竞选中,能够容忍并尊重其它党派的权利,也不可能操持选举;

第四,竞选结束后,任何一方都有“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都不可能动用警察或军队来打击对方,霸占政权。

相比之下,乙式政党完全不同:

它有严密的组织,确定的人数,详细的党籍登记,严格的组织纪律;

入党必须经过审查,党员必须能服从命令,而且没有言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

此外,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得政权时要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政权,因此它绝对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

那时候,重庆谈判破裂,国共两党全面爆发内战。1948年4月20号,南京国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华第一次总统选举。当时,打算请胡适竞选总统职位,自己担任行政院长。可是,蒋介石的这个想法遭到国民党大佬们的反对,蒋介石只好自行参选,并顺利当选为第一任总统。

胡适和蒋介石合影。(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领导着国军跟展开激战。可惜国军在抗日卫国期间透支太大,已经元气大伤,现在这样一点喘息没有就跟共产党军队作战,所以国军开始节节败退。在各方压力下,1949年1月21号,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继续请胡适到美国向杜鲁门总统争取。

1949年3月,胡适奉命去美国帮蒋介石求援,做最后一搏。但是,4月份李宗仁与谈判失败,共军渡过了长江。人在美国的胡适,因国内民国政府的形势江河日下,说话没有了往日的影响力,没有获得美国的帮助。情绪低落的胡适在纽约发表声明后,再次放弃过问政治、回归学术。

胡适回国后不久,中华民国被迫迁台,蒋介石派飞机到接民国的知识精英,胡适当然是第一号。当时,胡适还没有决定是否离开北平。这时候,已经进驻北平西山一带的共军通过广播向胡适喊话:只要胡适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让胡适继续担任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当时北大的同仁和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思前想后,还是决定离开。临走前,他还在劝同仁“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当时,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不肯走,说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不用担心。胡适回应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会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可是不管胡适怎么劝,小儿子还是要留在大陆。胡适没办法,只好把的家产交给胡思杜打理,乘飞机飞往南京。

胡适夫妇和两个儿子。(图片来源:互动百科)

到南京后,胡适力劝蒋介石再派一架飞机,到北京去接自己的学生吴晗和其他一些教授。飞机从北京返回南京时,胡适到机场去迎接他期待的北大同仁,当看到从飞机上只走下毛子水等寥寥几个人时,胡适忍不住嚎啕大哭。

当时民国有81位,大概有60人留在了大陆。事实证明,正如胡适预料的那样,除了少数几个中共为了搞建设而留下的理科专家外,大部分学者在中共政治运动中纷纷被拿下,轻的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重的身陷囹圄死于非命。比如国学大师陈寅恪、物理学家叶企孙、考古学家陈梦家等等,除了音乐家马思聪成功逃往美国,余下几乎没有一人漏网。

1949年,胡适和太太江冬秀移居美国,生活在普通公寓里。为了缓解生活压力,胡适把自己的《胡适文选》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卖给一家出版公司。胡适还找了一份工作,在纽约普林斯顿大学任书部馆长之职。这个职位虽是一份闲差,但每年也可领几千美金,生活还算稳定。

胡适晚年,摄于南港住宅前。(图片来源:今日话题)

旅居美国期间,胡适时不时回台北演讲,讲题以教育和学术圈子为主,包括:《美国大学教育的革新者吉尔曼的贡献》(1954年3月)、《记美国医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改造者佛勒斯纳先生》等,当时被大学教师和学生们的热烈追捧。

到了50年代中期,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后来又开始批判俞平伯的老师胡适。共产党批评胡适是“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其实从1951年算起,批判胡适的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差不多七年,直到1957年反右时才告结束。1956年9月20日,中共官员借胡适的旧相识陈源之手给胡适写信,向胡适解释,中共在国内批判胡适是对事不对人。信中说:“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胡适在这句话下面划了一条线,在旁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那时中共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听到后,只是轻轻地笑道:“这些谩骂的文字,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我40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好比瘟疫的马列主义,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在中共的在政治运动中,胡适的次子胡思杜在大陆违心地批判自己的,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

可是,胡思杜的自保努力并没有奏效。1957年,胡思杜被打成了“右派”、“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后来被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多次被示众接受革命群众批斗。他不明白自己早已跟父亲划清界限,拥护共产党,怎么一夜之间照样成了“人民的敌人”?他恐惧到精神崩溃,在当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事后,胡家在大陆的亲戚胡思孟接到学校打来的电报赶到唐山后,“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胡思杜和他父亲胡适的”。学校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胡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就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可怜的胡适夫妇至死都不知道胡思杜早已先他们而去。

蒋介石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出席典礼。(图片来源:梦系清华园)

1958年,胡适夫妇回到台湾。4月10日胡适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58年5月,胡适修改了《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在《草案》中,胡适指出“近日国家面临的两大危机”:一是科学研究太落后,所以国家缺乏现代的科学基础;二是大量的科学人才因待遇低而杳如黄鹤,去而不归,造成国内缺乏科学研究人才的危机。胡适针对现状提出了11项具体措施,行政院在1958年8月全部通过。1959年初正式公布《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此后,胡适为这一纲领的实施呕尽心血,终于使这一科学发展计划得以实现。

回台后胡适有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是制定了科技发展计划,二是在政治上为民主与自由奔走呼号作不懈的斗争。

胡适工作起来简直是在拼命。胡适的身体从小就不好,出任美国大使的时候身体就更差了,回台后他的心脏病越来越重,但他没有停止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中,他每天都要工作到下半夜三、四点才上床休息,工作时间长达18至20个小时。

胡适在台北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时,心脏病发作到在了就会上。(图片来源:华人百科)

1962年2月24日,胡适作为院长主持了中研院院士会议酒会。据当时在场的张朋园院士回忆,在酒会最后胡适说:“我还想讲几句话,不过,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太太叫我少说话,因为我有心脏病,但现在太太不在身边,我想多讲几句,国家还是在这个专制或者是在这个威权的统治之下……”

讲到这时,胡适非常激动,结果心脏病复发,当场倒在会场里。人们赶紧把胡适送到医院抢救,可是,最终抢救无效,胡适在台北离开人世,享年72岁。

胡适遗体出殡时台北街头的送行场面 。(图片来源:倍可亲网)

他出殡那天,100余个团体参加公祭,闻讯自发前来送殡者多达30多万人。当时台北有很多商店停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从离墓地两公里外开始,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蒋介石在胡适的挽联中写道:“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横批是“德学俱隆”。

胡适的墓碑上刻有北大校友毛子水写的一段话:“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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