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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泽东打倒彭罗陆杨为刘少奇惨死下圈套
作者：柯云路
在打倒彭真以及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的过程中，毛泽东需要刘少奇等人都站在举手的阵营中。他需要各个击破，需要层层推进，需要今天的斗争取得绝大多数人的举手通过。到了明天，可以有又一轮绝大多数举手通过将今天举手的部分人予以打倒。从刘少奇等人在整个扩大会议期间的行为来看，他们确实还没有百分之百地吃透毛泽东的整个政治意图。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图源：人民网）
我们现在有必要对诞生了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1966年5月4日-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一点深入研究。
这一扩大会议是在北京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有关单位负责人七十六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及戚本禹等人。毛泽东未到会，由刘少奇主持会议。
事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草稿，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做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毛泽东还于4月16日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基本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的草稿。
5月4日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实际上就是按照毛泽东4月16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的。
这个为期二十二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而由刘少奇主持，会后由康生向毛泽东做汇报。这表明，毛泽东已做好了部署，成竹在胸，从容地等待会议的成果。到现在为止，毛泽东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或者军事行动，都需要充分的准备过程，都要形成足够的势。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此庞大的政治机器，几千万党员的共产党组织，盘根错结的政治力量体系，如毛泽东所期望的大革命运动，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发动的。
毛泽东耐心地通过几年来的一系列动作，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势。势一旦形成，就不可阻挡了。毛泽东相信，在这个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任何人敢于和能够做出真正的反抗。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当他决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时，既是他不出场时按照党大陆位顺理成章的安排，又是一个极为策略的安排。在打倒彭真以及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的过程中，他需要刘少奇等人都站在举手的阵营中。他需要各个击破，需要层层推进，需要今天的斗争取得绝大多数人的举手通过。到了明天，可以有又一轮绝大多数举手通过将今天举手的部分人予以打倒。
从刘少奇等人在整个扩大会议期间的行为来看，他们确实还没有百分之百地吃透毛泽东的整个政治意图。
这次为期二十二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进行了五个程序。
第一个程序，是历时三天的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讲话。
其中，康生做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讲话。他传达了毛泽东自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以及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要在这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即《五·一六通知》。还特别谈到了他对毛泽东历次有关谈话的认识和体会。
他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就是。
张春桥、姚文元沿着同样的精神做了长篇讲话，并针对彭真、陆定一等人进行了攻击性极强的批判。这第一项活动，借助毛泽东在党内的个人权威，极大地震慑了与会者的心理。
会议的第二个程序，就是于5月16日上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相当于成立了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作战指挥部。
会议的第三个程序，是林彪于5月18日上午在大会的讲话。
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非常有名的“五·一八讲话”，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展开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进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讲话中，林彪讲了古今中外大量有关政变的事例，指出中国目前存在着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危险性，讲到在这种情况下反复辟斗争的重大意义。他特别强调：“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是林彪有关政权的经典用语。他还讲道：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还讲道，毛泽东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这里，林彪用“反革命政变危险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论”以及“毛泽东是天才论”注释了他跟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
会议的第四个程序，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查。这个检查在会上理所当然地又受到批判。
会议的第五个程序，是于5月23日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这个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做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对他们进行专案审查的组织处理。
1966年5月4日-2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标志。党内的政治斗争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路线无疑已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态势。
除了林彪、康生、江青及张春桥等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清醒领会毛泽东大多数意图（也不是全部意图）的状态中积极投入这场运动之外，党的领导层绝大多数人都处在不同程度的不理解和困惑之中。他们一定感到了一股巨大的政治潮流冲来，使他们有些站不稳脚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朦胧中对毛泽东的意图有这样或那样的感觉与猜测，实际上又完全吃不准。
有些人大概也预感到这样的潮流以后会冲击向自己，但是又难以排除各种侥幸心理。从侥幸出发，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意图又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理解。
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包括刘少奇等人在内的第一线工作的上层领导人物，多少都处在一种思想混乱之中。即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政治打击将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但在巨大政治势力的压迫和冲击下，也很难与左右有相同处境的人做任何沟通，他们根本没有形成明确的反对意见并结成某种阵线的可能性。只求在大潮冲击下，左摇右晃地极力站住不倒下来，随着潮流往前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多少有一种听天由命的被动状态，换句话说，一切要听任毛泽东安排了。因为《五·一六通知》的批判矛头虽然直指彭真等人，但实质上对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党的领导层都发出了批判。
这是近年来已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出的严厉批判。对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整个斗争过程，都是毛泽东退在第二线深处策划组织的。当二线发出的政治打击落在了一线彭真等人头上时，批判的锋芒已经指向了整个一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二线与一线的差别。
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庐山会议之后，逐步退居党的领导的第二线。他将党和国家的日常性工作，也就是所谓第一线，交付给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这样一些人；自己则退居二线，掌握有关党的重大理论问题、路线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
然而，在一线、二线的分工过程中，毛泽东渐渐感受到日益强烈的大权旁落的滋味，也渐渐形成了一线正在越来越深地滑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判断。当形势最终迫使他在二线深处指挥江青、康生及张春桥等人策划这个政治思想的大革命时，这已经是一个决心搞掉整个一线指挥班底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几年前所采取的一线、二线的分工，恰恰促成了今天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党内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这个阶段的经济和政治的必然性。
所谓一线，就是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就是必须面对国计民生，面对经济的、生产的组织和管理，面对这个时期的所有国家行为，包括外交活动。就本质而言，这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全部一线行为，包括其全部政治行为，都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服务于生产关系及生产力提出的要求的。因此，他们的倾向必然是务实的，是遵循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趋势的。这是一线必然要顺应的趋势。
而毛泽东所退居的二线，他所掌握的党内意识形态斗争及政治斗争的权柄，必然和一线发生越来越大的分歧。
这个分歧是无法调和的：不是毛泽东放弃自己的路线，屈从一线的路线（那意味着毛泽东眼里的国家改变颜色）；就是对一线发动革命，使之最终服从于毛泽东的路线。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阵营，从毛泽东到林彪、到康生、到江青、到陈伯达、到张春桥、到姚文元，恰恰都不是站在第一线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管理国计民生的人物。
如果说第一线是具体管理党和国家的领导集团，二线则是要管理那个领导集团的集团。
中国古代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那么，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则出现了另一种奇观，那就是“务虚者治务实者，务实者治于务虚者”。
来源：摘自《极端十年——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大革命全过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