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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中国人的老朋友斯诺夫人因这件事改变
作者：AMY QIN
首次到访中国时，伊斯?惠勒?斯诺和丈夫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网络图片）
前演员、作家洛伊斯?惠勒?斯诺(Lois Wheeler Snow)于2018年4月3日在瑞士尼翁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7岁。斯诺生前对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的诸多批评，在其丈夫、着有划时代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传奇助推下显得愈发有力。
其女西恩?斯诺(Sian Snow)证实了这一消息。她的母亲自1959年起一直生活在瑞士。
1949年与埃德加?斯诺结婚时，洛伊斯?惠勒还是百老汇一名崭露头角的演员。她的丈夫因《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7)而闻名于世，这本书以赞同的视角描绘了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斗争，向许多西方读者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随后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物。
“在和埃德加?斯诺相识、结婚后，中国就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斯诺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70年首次到访这个国家时，她和丈夫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和她一起观看乒乓球赛，与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共进晚餐，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国庆游行时，她和她的丈夫与毛泽东并肩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后来，人们才将这一姿态理解为毛泽东向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Nixon)总统发出信号，表示愿与华盛顿重启关系。
七十年代初，埃德加．斯诺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毛泽东和周恩来派出一只由三名医生、四名护士和一名译员组成的团队前往瑞士，那是他们夫妻当时生活的地方。即使在丈夫于1972年去世后，斯诺也与 中共领导人保持着友好关系，频频访问中国。
“我当时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出行坐的是有花边窗帘的红旗豪华轿车，”斯诺在2000年接受《时代》亚洲版(Time Asia)采访时说。“我能见到这么多人，就只是因为我是埃德加?斯诺夫人。”
斯诺说：“我当时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出行坐的是有花边窗帘的红旗豪华轿车。”（看中国合成图）
但是，在中国政府1989年暴力镇压天安门抗议者、导致成百上千的平民死亡之后，与中国官员的这段曾经热情而充满活力的友谊开始恶化。之后，斯诺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共产党——一个她和她的丈夫多年来一直热忱支持的政党。
“这让我清醒了过来，”她在《时代》亚洲版的采访中说。“比如你会看到脸上满是血的人被拖走。我逐渐了解到，这些人的家庭是在被以某种方式迫害的。”
斯诺立即谴责了那次镇压，并发誓再也不会重回中国。多年来，她都会给邓小平、朱镕基等中国高层领导人写信，希望借助她丈夫在中国的声望，呼吁人们去关注被天安门镇压影响的家庭的困境。
“这都不是我该管的，”她曾经这么说，“但我管了，借由命运，承着埃德加?斯诺之名，我觉得有责任在中国利用这个名字。”
2000年，时年79岁的斯诺最后一次回到北京，希望能把一笔捐款转交给一位知名活动人士，此人的儿子在天安门事件中丧生。
那趟中国之旅，是她的最后一次，和她30年前的第一次到访有着天壤之别。她和儿子克里斯托弗前往葬着丈夫一半骨灰的北京大学墓园，全过程处在监控之下。
活动人士丁子霖十几岁的儿子在天安门抗议活动中丧生。当他们试图与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丁子霖见面时，至少有二十多名便衣警察将他们包围，秘密拍摄，并禁止他们进入。
丁子霖后来回忆说，她对阻止她们见面的警方说：“你们怎么能这么残忍？她是中国的老朋友。”
洛伊斯?惠勒1920年7月12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父亲是斯托克顿市市长雷蒙德?约瑟夫?惠勒(Raymond Joseph Wheeler)，母亲是家庭主妇，婚前叫凯瑟琳．库尔茨(Katherine Kurtz)。在家乡的太平洋学院(College of the Pacific，即现在的太平洋大学）学习了戏剧表演后，斯诺搬到了纽约市。在那里，她在社区剧院(Neighborhood Playhouse)学习，并成为演员工作室(Actors Studio)的创始成员。
作为一名年轻的演员，斯诺参演了多部百老汇剧目，包括《第五季》(The Fifth Season)和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吾子吾弟》(All My Sons)的首演版。1946年，她在俄罗斯战争救援(Russian War Relief)在纽约举行的一场聚会上与埃德加?斯诺相识。当时，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是海伦?大众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他的第一段婚姻以离婚告终。)
两人于1949年结婚。不久后，随着麦卡锡时代开始到来，他们发现自己因为涉嫌通共而被列入了黑名单，得不到工作机会。1959年，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克里斯托弗和西恩移居瑞士，在日内瓦附近定居。
克里斯托弗于2008年去世。除女儿西恩外，斯诺身后还有两个孙辈。
尽管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主要受她丈夫的影响，但晚年，对这个深深影响了自己一生的国家，斯诺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看法。
“即使是我也很难意识到，那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不知道那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要到天安门事件才让我清醒过来，”她在2000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它就在电视上，在客厅里，在你面前。孩子们，我的子女，都在我身边。我们大叫起来。就像在现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