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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赵紫阳识破江泽民用意 拒外出打球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一书中写道：有一天，中南海保健医生对我说，你这样老困在家里不好。我笑笑说，不困又有什么办法？他说要不要我们向中办写个信反映你的问题，出去打打球？我说现在连会客都不允许，还谈得上出去打球？他说我们可以给你打报告。这是中南海保健处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不符合保健处的传统、习惯、规矩，他们从来不能干预这些事，这个医生以前也从来没有建议过这样的事。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江泽民要到美国去，人家如果问起赵的事，他就可以说，赵没有被软禁，最近不是还打球吗？想到这，原来如此！
198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留影（图源：AFP/VCG）
自从1989年6月以来，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更为严重的伤害还在对我们党和党中央的形象上，人们不会不把我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拿来同十五大宣布的依法治国的原则相对照。从而对新宣布的重大原则的可信性，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且我们的后人，将来评论觉的这段历史时，也次不会把一个因保留不同意见的党员竟然遭到长期被软禁和剥夺公民权利这件事，看作是它的光彩的一页！
我希望我的这封信，能引起总书记和常委同志的重视和关注。我希望发生在中央身边的这种有恃无恐的违法乱纪行为，能够早日制止。我希望能够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度过余年。
请示覆。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这封信发出后，像以前一样仍然没有回音。
后来中办党委把我的秘书找去，对他说信已收到。第一，这不是软禁（他们很怕讲这是软禁）；第二，是由我引起的，大概是指我给十五大的信传到了境外。就这么一个答复，就算是对我的两封信的答复。事实是一直把我关在家里。
过了一段时间，直到大约是江泽民去美国访问之前，对我这里仍然没有任何松动的表示。奇怪的是有一天，中南海保健处负责我医疗的医生到我家，毫无来由地突然对我说，你这样老困在家里不好。我笑笑说，不困又有什么办法？他说要不要我们向中办写个信反映你的问题，出去打打球？我说现在连会客都不允许，还谈得上出去打球？他说我们可以给你打报告。这是中南海保健处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不符合保健处的传统、习惯、规矩，他们从来不能干预这些事，这个医生以前也从来没有建议过这样的事。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江泽民要到美国去，人家如果问起赵的事，他就可以说，赵没有被软禁，最近不是还打球吗？想到这，原来如此！我就说，你们不要管这件事，而且我现在也没有兴趣去打球。医生为什么要管这事？肯定是中办授命。接着中办党委又找我的秘书说，打球可以了，冬天去外地也可以，上次雍文涛追悼会未让去，以后这类追悼会还可以去，但会客却没有提。这样很明确，不放松，不准会客，不准外出，但是为了搞点消息出去，让我打球、参加追悼会。我觉得这些做法实在叫人哭笑不得。干脆，我拒绝打球，绝不外出，也不参加追悼会，就在家里呆着不动。所以1997年冬天我没有出去，在北京呆了一冬。虽然北京冬天干燥多灰，对我的呼吸道疾病很不好，咳嗽很多，但我没有出去。这些插曲说起来也没多大意思，但从这些事情看到他们的一种心态，既想用各种办法限制我，又怕曝光给国外的媒体知道。一方面不顾法制，不讲道理，限制你的活动；另一方面又怕外国人知道，怕曝光。
从1997年10月到1999年12月，不仅原来限制我的六条未废除，又增加了更严格的限制，不准会客、外出，时间二年多。后来随着时间推移，略微有了松动。亲戚可以来了，一些基层的同志、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也可以来了。但是，退下来但曾负过责任的同志，比如当过部长的，甚至副部长的同志不能来。当然他们没有明确说过。去年下半年我请赵健民同志来，中办马上回答说，赵健民不能来！又一次我想找萧洪达同志来，中办又通知说，萧洪达不能来！直到1999年12月，我原来的秘书杨文超同志到年岁要退休了，为了派一个新秘书，中办党委来了两位同志谈这件事。我趁此机会提出两个意见：一是冬天要外出，希望到广东、福建、海南休息；二是软禁了十年，特别是十五大以后完全软禁两年多了，要求解决这个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通过秘书告诉我：福建、广东、海南不要去，其他地方可以去，口气松了些；在家会客一般可以来，象过去一样，根据情况，有的不好来，有的能来。于是我立即告诉赵健民同志，赵部长来了，他们没有阻挡，同意了。赵坐了一会，随后萧洪达、杜导正、姚锡华同志也来了。这样大体上又回到以前的六条规定上来了。
来源：摘自《改革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