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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老兵:一条走了53年的回家路

2018年09月13日 8:50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斯里兰卡的雨季

2002年,这位国民党,在大陆历经53年坎坷磨难,82岁高龄才“”返回自己的家乡。(网络图片)

别人偷渡,是为了做工、赚钱;我偷渡,是为了回家。从到金门,两公里宽的一条海峡,我走了53年。

1946年,我在金门加入自卫队,由于念过一段时间私塾,当了中士班长。第二年的元宵节,福建省保安团从金门抽调了两个中士班长,一个是我,一个是金门后浦的汪丁赐。那时我刚结婚,还没有孩子。

出发后,我才知道是要参加突击队,“围剿”闽西、闽北的游击队。一开始,打了几场胜仗。带我们的队长孙谅宽是个山东人,那时我们看他很了不得,因为他有和陈诚、白崇禧等人的合影。

1949年8月,攻下了福州。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去了台湾,他临走前让我们进军安溪,但我们走到永泰就让解放军包围了。从早上五点打到第二天凌晨一点,部队整个被打散了。

我和十多个人一起,走了十几个小时,走到一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我身上还有两元钱,就买了饭大家一起吃。吃完了刚躺下,解放军就到了,我们全当了俘虏。

解放军把我编到28军警卫营。那时天天打仗,不要说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就是在这一秒,也不知道下一秒怎么样。看到这边倒下一个,那边又倒下一个,心里当然害怕啊。

过了两个月,我就想着逃跑。

正好有一天,我在去军部开会的路上,跌倒摔伤了,第二天我就向上面请假,离开了部队。我当了逃兵,而且没有被抓到。那时解放军对逃兵抓得不紧,不像国民党的部队。

八月十五那天,我跑到惠安,这里已经是闽南了。后来我又跑到晋江的衙口村,在这里把名字改为“蔡龙镇”,留下来帮人打零工、做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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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在衙口是为了回金门。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衙口就在海边,离金门很近,以后不管是金门解放了也好,还是蒋介石反攻大陆也好,我要回金门比较方便。

没过多久,我就做了“运动员”,要学习,要写坦白书。我心里怕,但是没办法。我考虑来考虑去,考虑完了写坦白书,交代打死解放军27个,就这样写吧。

写了以后,两三天吃不下,睡不着。我害怕啊,心想人家会不会把我枪毙掉呢?

批斗会开始了,我实话实说:“那时各为其主,当兵只是为了生活。我在金门时,金门还没有解放军,我不知道解放军,也没办法知道。我只知道蒋经国,不认识解放军啊。”

以前28军俘虏我时,我也是这么说的。那时解放军比较明理,还问我有没有可能写错,如果写错了就改正。

在批斗会上,我是陪斗,没有被挂牌子。

1958年,就是“八二三炮战”那一年,因为回不了金门,我在衙口有了新家庭。

那个是衙口本村人,原来有个老公,是个渔民,在海上捕鱼时淹死了。她带着两个小孩,和她的公公。后来我们又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这样一家子就有了七口人。吃不饱饭,我就去人家的菜地里捡包菜叶、花菜叶。吃了以后,天天拉肚子,屁股像水龙头一样。

看到小孩子挨饿,我心里过不去,去海边买一些鱼来卖。没有想到,那个女人不懂事啊,居然去大队告状,说我不种田,要去做生意。我种田,一天的工分是两毛五。那时一斤地瓜干多少钱?能卖到十几元。我要是不做生意,哪里来的饭吃呢?

这个女人整天吵,说我是靠她才在村里活下来,说我占了她的门户。

离婚吧。

离婚时,我女儿一岁多,儿子还不满周岁。离婚前,我向人家借钱买粮食吃,欠了180元。离婚后,人家怕我跑掉,天天过来要债。

我没办法,只好把儿子送给人家,得了400元。那时一百斤花生450元。一个小孩,还比不上一百斤花生。还了180元,还剩220元,那个女人又到大队去闹,说孩子是她生的,要我分她100元,不然就不让我迁户口。没办法,给她100元,还剩120元。没过几天,那个女人的亲戚说要嫁女儿,又借走50元。

我和儿子从来没有说过话,人家带他去了菲律宾。他那时小,不会说话,也不懂我是他的父亲,他是我的儿子。后来把女儿也送人了,女儿埋怨我,说我不爱她。我是没办法啊,我天天要出工,没人在家里带她,就把她送给别人家了。

我又成了一个人住在衙口,全村17个生产队,加起来一万多人,别人都是本村人,我是一个外地人,容易受欺负。

1979年,我和人家打架。当时是争一张电影票,人家要欺负我,我坏脾气上来,差点把人杀死,被判刑15年,在监狱里待了13年。入狱的时候,我快六十岁。出狱的时候,我已经七十多岁了。

没有地方可去,我自己寻找活路,到政和县开了一家饼铺过日子,但是不能落户口,我成了一个黑户。后来,饼铺生意做不下去了。我回到晋江,在罗山镇卖包子、油条,还是落不了户,当黑户。

2002年,我82岁,孤单单一个人,活到了这个年纪。那时我攒了几千块钱,一辈子就攒了这些钱,没有家,没有户口。

我心里想,去上海、苏州走走吧,人家不是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我出去看看,把钱花光,就可以结束这坎坷的一生了。

这时有朋友对我说,你可以想办法回金门啊。当时从厦门到金门,已经有直航,但是我没有户口,不能走正常手续去金门。再早一些,也有福建人为了赚钱偷渡去台湾。我是一个没有身分的人,只能偷渡回金门。

那一年5月1日,我来到了金门对岸的大嶝岛。在解放前,大嶝是金门的一部分,解放后,这里属于厦门。渔船从大嶝出发,20多分钟就能到金门。

说起来,我还是个厦门人。我出生在厦门,就是现在第八市场那个地方。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还不错,祖父放贷给别人,月息两厘。抗战爆发后,这些债都收不回来了,家里剩的钱贬值也很快,一家人吃不上饭。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在金门修机场,我就到金门做工,留在了金门,又在金门何厝成了家。

厦门解放的时候,我在厦门已经没有亲人了。他们要么去了印尼,要么去了香港。我们断了联系。

在大嶝,我上了一条要去金门卖菜的渔船。政治上虽然划分了边界,但在民间,边界是模糊的。当地人和金门有很多这样的贸易往来,他们早就习惯了,但他们见我这么大年纪的一个人跳上船,而且是他们不认识的人,还是吓了一大跳。

我对人家说,我要去金门海边拾螺,人家才答应我留在船上。到了金门海边,我趁人家忙着系船,在船缝里塞了两千元就离开了。

这一年,82岁的我为了回家,当了一个“”。

上了岸,我看到中兰路还有路边的牌坊,发现几十年过去,金门变化并不大,还是以前的样子。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了,老婆死了,房子塌了,我连一粒沙子都没有。

找不到亲人,我在金门主动向警察投案,给他们找了一个大麻烦。他们没见过我这样的“偷渡客”。金门各个单位都查不到我的资料,而且我在大陆也是一个没户口的人。他们既不能让我在金门合法居留,也不能比照一般的偷渡客把我遣返对岸。

终于回到了金门,我却差点成了一个“两岸人球”。中国这么大,我在两岸都是没有身分的人。

还好,我嫁到金门官澳的一个妹妹听到消息,赶过来认了我,又在金沙镇公所发黄的户籍资料中,找到我的名字,备注栏里有“出征”两个大字。这证明我是一个金门人。

另外,我从大陆监狱里带出来的“释放证明书”上,也写着我是“金门人”。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前的一场伤人案,却成了我作为金门人的一个佐证。

不久后,我在金门拿到了身分证,不再是一个“黑户”。在“非法”了几十年后,我终于成了一个“合法”的人,一个“合法”的金门人。

办了荣民证后,我住进了大同之家。在这里,每个月可以领新台币13000元,相当于人民币两千多元吧,逢年过节还有一些礼品,看病有医保。

我现在生活还不错,身体也好,什么都想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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