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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实质就是平叛 项英一死恰好为毛背黑锅

2018年09月17日 12:03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萨沙

皖南事变的综述

上面说了,皖南事变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事件,但经过老萨的叙述,大家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

首先,皖南事变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听从的命令,任意抢地盘,壮大自己实力,攻击友军。换句话说,新四军进入苏南开始,也就决定了皖南事变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新四军的本质其实就是和国民政府为敌。

其次,皖南事变爆发的直接原因在于黄桥战役和曹甸战役。本来新四军在苏南,皖东等地肆意抢地盘,攻击友军等等,由于程度较轻,国民政府尚且能够隐忍不发。但新四军公然进入苏中苏北,并且通过黄桥战役,曹甸战役几乎歼灭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兼任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主力,击毙89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成功独霸苏中苏北。

这就是国民政府,甚至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所以,黄桥战役和曹甸事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必然会对付新四军,即使不武力对付,也会政治对付。总之,黄桥战役和曹甸战役,其实就等于新四军公然向国民政府宣战,在看来,这就是标标准准的叛乱。

再次,皖南事变爆发的导火索,并不是蒋介石处心积虑消灭新四军,一味歼灭新四军军部,或者是什么阴谋引诱新四军南下然后包围歼灭,而是新四军一再触及蒋介石底线。

本来黄桥战役,曹甸战役已经开打,蒋介石怒不可遏,就准备对新四军给予报复。但出于抗战全局考虑,蒋仍然试图用政治手段解决八路军新四军问题,不愿意火拼,导致国共彻底对抗,让日伪渔翁得利。所以,蒋介石做出两项命令,也是他的两个底线,也就是第一新四军要在12月31日前渡过长江,第二个就是新四军必须走北线,不得走东线和南线从镇江渡江,因为从镇江过去极有可能是打韩德勤。

其中,第一个底线,蒋介石实际已经放松了。新四军在1月4日还没有撤退,蒋介石也并没有命令部队进攻,还是允许宽限一段时间,让新四军自己走北线。

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新四军擅自走南线,触及了蒋介石唯一的一个底线。

无数资料证明,甚至我党党史专家在今天也认为,如果当时新四军走北线就可以避免皖南事变的发生。

只是历史没有假设,面对新四军公然违抗命令走南线,并且猛烈攻击40师,国民政府最终下达了全部歼灭的命令,由此新四军军部被粉碎。

还有,国内有一种极为普遍的官方谬论为,国民政府同意新四军从茂林的南线移动,却事后翻脸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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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两个新四军将领的回忆,还有就是第三战区参谋处处长岳星明的回忆。

新四军将领的回忆不用提了,他们事后说什么都是正常的,更何况两人的回忆处处矛盾,甚至前后矛盾。

49年在云南被俘的国军将领岳星明,当时任参谋处处长。他在文革之前的回忆录中,确实讲到顾祝同曾经同意新四军走南线,但岳老先生明确说明这是10月下旬,曹甸战役还没有爆发之前的事情。

当时,镇江还不被关注,国军是允许新四军走东线和南线经过镇江北渡的,但曹甸战役之后,无数证据可以证明东线和南线已经被国军明令禁止了,根本不存在同意新四军走南线的说法。

事实就是这么清楚,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所谓国民政府同意新四军行军路线,随后又故意出兵埋伏歼灭,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老萨为了拆穿这个无稽之谈,费了好大的力气找到了岳星明原始的回忆录。

岳星明在1963年文革之前的这份回忆录,虽然在最后因为极左的影响,写了一句攻击顾祝同的话:顾祝同还无耻的用人格担保,保证尽力掩护新四军北移。照商定的北移路线,必须先向南开,经过旌德,转向东开再经过宁国以南和广德附近,才能在所谓的掩护之下,安全北移。而顾祝同竟背信弃义,污蔑新四军的照约南开为南窜,并实现散步三山计划的谣言,而且始终坚持不发弹药……趁新四军北移,猝然进攻,反无耻的说成是自卫还击……但回忆事变中我的所作所为,已充当了工具,成了主要的帮凶,心情万分沉重,更感到罪魁无已。

显然,岳只是一种单纯的忏悔和根据上面的意思攻击国民政府,在当时他作为一个投诚人员,本来就是斗争对象,恐怕不这样说命都会不保,可以理解。

但岳老对于皖南事变的描述丝毫不含糊,实际上已经明确说明了所谓同意北移,以后翻脸的说法是荒谬的,只是基于当时的环境,他说的很隐蔽而已。

岳老也不容易,他虽然在一些地方没有说真话,至少他没有说假话。

搞笑的是,我们无数作品中,却引用岳星明的这种说法,说这是国民党的阴谋等等。

我说,大哥们,人家只要能够找到岳星明的《有关“皖南事变”反动阴谋的回忆》,看看也就一目了然了,谁也不是智障。

也许,这就是市面上绝对没有《有关“皖南事变”反动阴谋的回忆》原文的根本原因吧,又是一个掩耳盗铃。

最后,皖南事变其实对于新四军来说,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意义却有极大的不同。

国民政府歼灭新四军军部,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消灭新四军实力,因为新四军当时就有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近9万人。此次军部被歼灭的7000人不过占10分之一还不到,算不了什么。至于新四军皖南的地盘,本来也就是朝不保夕,丢了更不算什么。国民政府打新四军军部的目的,其实就是惩罚和威吓,给新四军一个教训,让以后不敢随便胡来。

其实早在1937年开始,中共在全国各地的所作所为,摆明了就是同国民政府对着干。到了1940年更是肆无忌惮,前后歼灭国军不下10万人。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再不给予惩罚,国民政府的威信和声誉完全扫地,以后也不用指挥全国军民作战了。

所以,随后国民政府又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给予严厉批评。

但实际上,这么做就军事上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新四军事后更加肆无忌惮的发展,并且最终在抗战结束时候,跟随豫湘桂会战进攻的日军,将实力渗透入南方各省。到了抗战结束,新四军已经发展到主力25万余人,地方武装10万余人,计35万余人;另有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

所以,皖南事变对国民政府来说,军事上似乎成功,但实际上却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通过这一事件控制中共。

对于中共一方,新四军军部的覆灭,其实影响并不大,反而让他们有借口公然和国军作战。在皖南事变之后,中共几乎完全和国军为敌。至于项英的毙命,对甚至是一件好事,因为皖南事变之间,毛已经做出将项英解职的事情。而叶挺本来就不是,是否被国军抓住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皖南事变只是帮助新四军换了一个班子,而且让他们更为肆无忌惮的行事而已。

新四军军部覆灭到底是谁的责任

皖南事变以后,所有的责任推给已经被杀的项英,这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官方的说明是:项英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皖南事变惨败。

但项英只是新四军的指挥官,并不是皇上,他也必须服从的命令,如果乱来,也会被撤职。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大概如下:

第一,对于新四军东进北上,和国军抢地盘,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是非常坚决的。项英也不可谓不坚决,但因为他作为一线指挥官,必须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出了缓招。这让毛泽东他们极为不满,但客观来说,项英仍然指挥新四军东进北上,事实上都成功了,所以,就这一点来说,项英并没有什么错误。而且这同皖南事变只有内在联系,没有直接的关联。

第二,对于新四军军部北撤上,项英才是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他对于军部北撤始终犹豫不定,害怕半路遭受袭击,出现溃散,所以一拖再拖,一直拖到1月初。但这并非项英一个人的决定,毛泽东他们也是支持新四军拖延时间的,直到12月25日因为李品仙修筑工事,毛泽东才转而严厉要求项英率部北撤。项英在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在一周后的1月4日则率部撤退,还是比较及时的。所以说,撤退的延时,项英和毛泽东各有一半的责任。

第三,对于撤退路线的选择上,项英和毛泽东仍然都是各一半责任。选择南线撤退,导致新四军军部全军覆没。但南线撤退是项英汇报给毛泽东,并且受过明确批准的,并不是项英自己胡来,所以这个责任,不能推给他一个人,不然就太不公平了。

第四,对于皖南事变中指挥上,项英才有比较大的责任。在和中共中央联系不上的情况下,项英犹犹豫豫,没有及时转移从其他方向突围,也没有及时选择分散突围,甚至在目睹新四军伤亡过半,就要覆灭的时候,自己居然带着袁国平,周子昆开溜跑了。虽然2天后他们又回到部队,但这2天内叶挺独木难支,最终导致部队溃散,彻底覆灭。这才是项英最大的责任。

总之,皖南事变的责任,项英最多只能占到一半,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则占到另外一半。如果不是毛泽东一次次判断失误,皖南事变也不可能发生。至于叶挺,他没有实权,其实处于幕僚的角色,不应该承担责任。

关于所谓项英执行王明的右倾路线,现在看来也是无稽之谈。

就项英和王明的关系来说,项英早在红军长征期间在敌后三年游击战,已经失去和中共中央的联系,自然不存在受王明的影响。

在国共合作以后,项英仅仅1937年11月和1938年9月两次赶赴过延安,一次赶赴武汉,同王明有过三次接触,但均是多人参加的大会,不存在所谓的暗中勾结。而且就时间来说,第一次项英还在延安,王明已经匆匆赶赴武汉,第二次双方在武汉见面,也仅仅草草谈论一些新四军的情况,第三次则是项英先行离开,王明才在11月5日和毛泽东发生争论。

所以说,就历史上来说,项英和王明短短的三次接触,均是短暂和公务性质,根本不存在什么暗箱操作,勾结也无从谈起。

再从领导上来说,王明其实并没有实权,项英的一举一动均是向中共中央负责,王明根本不可能控制项英。从整个新四军的动向来说,项英还是相当服从命令的,不存在听信王明的主张,故意和中央为难的情况。

从组织上来说,中共中央如果认为项英右倾,根本不可能让他继续担任新四军的领袖。连四支队的队长都可以轻易处死,罢免一个政委又算得了什么?难道项英还能起兵抵抗?就算他有这个心,下面人也不会听他的。

况且项英自己也有过辞职,如果真的不想让他干了,完全可以顺水推舟。

1939年5月9日,在接到4天前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后,项英发电要求辞职。

电文为: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1927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

而毛泽东却在随后的指示中说: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东南地区的军政工作仍有相应通知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

随后项英再次表示辞职,仍然没有获准。

综上所述,项英不应该背着个黑锅,他根本不存在什么右倾投降主义,听信王明的一套。只是新四军总部覆灭了,总该找个人背黑锅,而当时叶挺并没有死,如果推给他,他必然反驳,所以只能推给已经被副官杀害的项英。

历史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

来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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