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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被自杀” 下意识写批毛语句

2018年11月14日 11:43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焦国标

一天晚饭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六团四营十四连召开班长以上干部会。由于天气寒冷,会议房间的窗玻璃上结满霜花。靠窗坐的一个排长,大约对会议内容没什么兴趣,下意识地用手指甲在那霜花上乱写,不知觉间写了“”三字,不知不觉又在下面写了“大坏蛋”三字,连起来念就成了“毛主席大坏蛋”。坐在旁边的人发现了,突然大喊起来:“有人写反标!”会场顿时炸了锅,如临大敌,立即将那排长控制起来,军务股连夜来人把他拷走。审查几天,被押回来开现场批判会,身份由排长变成了现行反革命。此人原本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下乡前就入了团,据说不久就要入党了,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无论他如何辩解都没用,没人敢同情他,甚至没人敢和他说话。有一天趁人不备,那排长跑到离连队很远的阿伦河边,在一个废弃的渔房子里上吊。得知他自杀的消息后,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可怜他,还给他加上自绝于人民和畏罪自杀的恶名。团里通知家人,他的父亲是某国营大厂的总工程师,来处理后事,什么话也没说,草草埋了儿子的尸体就走了。

九岁的白榆,家住成都中医学院。有一天,白榆和一个同伴来到一间空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见讲台上放着一个小桶,桶里剩下一点墨汁,还有一柄大毛笔,就抓起毛笔,蘸上墨汁,耍弄起来。当时中医学院已经停课,到处都是大字报。白榆先在讲台地面上划一个闪闪发光的红太阳,然后开始练书法,写了“打倒刘少奇”五个大字。讲台的地面被涂得差不多了,两个孩子才乘兴而去。第二天,听说出了反标,白榆跟着大家去看,地点正是头天他去过的教室。里面有不少人,白榆挤到前面一看,所谓反标就是有人在他写的“打倒刘少奇”的“打倒”二字旁边的墙上画了一个朝上的箭头,而上面是毛泽东的画像。人们议论纷纷,谁这么胆大包天。一旁的白榆吓坏了,对人说,那字是他写的,可是那箭头不是他画的。

白榆当即被人带去盘问。第二天,院内的小孩就朝白榆喊:“小反革命分子!”学院成立了专案组,白榆被一次次叫去审问。白榆的父亲民国时期做过警察,此前已被当做牛鬼蛇神抓了起来,白的母亲很害怕,对儿子说: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就说是你爸教你的!妈妈这一说,把白榆吓哭了。专案组的人起初怀疑是一个大学生所为,这人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问白榆,当天是不是在教室周围看到别的什么人。他说,没有。后来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有一次白榆迟到了,老师说,让这个小反革命分子站在讲台上给毛主席请罪。白榆常常回到家就哭,妈妈没办法,见孩子哭,她也泪眼婆娑。这起反革命事件一直没查出结果,小反革命的帽子一直压在小白榆的心头。每有老师或学校领导找他,他就担心是不是又犯了什么错误。好多年过去了,已没有人再喊白榆小反革命,但他仍感到压力,心头始终有一团恐怖的阴影。白榆很想知道那个画箭头的人是谁,他的大手笔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是那个时代张志新似的先知,如果他那时被抓住了,中国可能又多一个被割喉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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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一位社员,用彩纸剪“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贴墙上,“疆”字被风吹掉,有人举报他“恶毒诅咒毛主席无寿”,被送进学习班。

甘肃保山县一中初中生王绪祥,性格温顺,品学兼优,在同学中很有威信,深得老师们器重。王的父亲是上海人,划成分时被定为工商业资本家,后来不知因何缘由,从大上海迁来大西北的保山定居,是保山最有名的裁缝。王绪祥本是校组织的发展对象,文革爆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喊遍全国,血统论肆虐,入团成了泡影。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报纸、电台报道说,毛今后还要分期分批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学校掀起推选赴京代表接受毛接见的风潮。优秀生王绪祥过去无论参选什么,都以绝对优势当选,如今不仅没被选上赴京代表,还遭到根红苗正出身好的同学的羞辱,要他与家庭划清界限。王绪祥想不通,自己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公认的学习标兵,为什么转眼之间竟被一个莫名其妙的家庭出身害得这么惨!他想向老师诉说心中的委曲,可是老师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没有谁能帮他解开心中这个疙瘩。校园里有一个储水池,周围装有许多水龙头,供学生们洗碗、洗脸、洗脚。水池边堆一堆石灰,工人准备用以粉刷墙壁。有一天,情绪极为低落的王绪祥到水池洗碗,看周围没有别人,就拿起一块石灰,在水池旁的水泥路面上写下“打倒毛主席”五字,然后离去。很快有人发现了这条反动标语,并迅速报告校领导,再上报公安局。侦破人员让学校每个老师、学生、工友都书写一遍“打倒走资派,保卫毛主席”十字,其中包含“打倒毛主席”五字。没费多大周折,王绪祥被捉拿归案,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不久,学校接到公安机关通知,说王绪祥狱中病死。一个花季少年就这样凋谢了。人们普遍认为,王绪祥一向体魄强健,不可能是病死的,一定是狱中毒打致死的。

1972年10月,江西某县看守所里关进来两个少年现行反革命,一个是十二岁半的地主子弟,一个是十岁的富农子弟。二人是同案犯,罪行是用粉笔在多处墙壁上书写反动口号。十二岁半的地主子弟家里没有亲属,十岁的富农子弟只有一个半失明的母亲。两个少年是怎么成为现行反革命的呢?有一次,十二岁半捡到半截粉笔,在厕所墙、会堂墙上乱写反动标语,如“打倒毛主席,打倒林副主席”等,十岁也跟着写。案发后,两个孩子的口供不一致:大的说自己只写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名字,前面的“打倒”是十岁写的;十岁说自己什么也没写,有时又说只写了“打倒”两个字。办案人员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两人都抓了起来,并且说,如果不把他们抓起来,在外面会被红卫兵打死。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半,两个少年的案子也没有判决。他俩也不愿意出去了,家里哪有这里好啊,地富子弟加现行反革命,天天挨斗挨打,又没吃的。九一三之后有个落实政策的机会,两个小现行反革命分子都是反林彪的,按理应该无条件释放,可是有人看了卷宗之后提出异议,说他们不光反林彪,还反毛主席呢,于是谁也不敢再吭一声,就这么一直关在那里。

一位转业军医,其父曾是国民党的上校团长,又因酒后失言,被单位的造反派送进监狱。为将此人彻底打翻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又指控他教唆六岁的女儿在厕所写“打倒毛主席”。公安部门配合造反派成立专案组,将这个六岁的孩子隔离审查。几经转移审查地点,小女孩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面对警察和造反派提出的种种问题,除了茫然就是哭着要找爸爸。一个女公安柔声说:“小妹妹乖,小妹妹不撒谎,你只要承认厕所里的反动标语是你爸爸叫你写的,我就带你去见爸爸。你爸爸叫我告诉你,快点承认,承认了你就是好孩子,我还会给你买好多好多的糖糖。”在好多糖糖的诱惑下,小女孩终于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我、我写不来字。”审讯她的人一下乱了套,可是一个姓朱的造反派足智多谋:“没关系,叔叔来教你,你好聪明哟,一定学得会。”关押半个月,在这位朱叔叔耐心教导下,小女孩终于一笔一画地写出了“打倒毛主席”。拿到如此铁证,造反派放了小女孩。一年后,小女孩到了读书的年龄,老师却告诉她说:“你是现行反革命,没有资格读书。”万般无奈,小女孩只好随亲人远走他乡入学,直到文革结束才回乡。有神秘意味的是,当年小女孩失去十五天的自由,而那个教她写“打到毛主席”的朱叔叔后来因犯重罪,刚好被判十五年徒刑。

皖南当涂县石桥公社学毛选积极分子、生产队会计杨卫东背着粪筐捡猪粪,在村后大桥边一堵尚未完工的土坯墙上发现几个字,蹲下细看,吓出一身汗,上面写的竟是“打倒毛主席!”杨卫东浑身一颤,头皮发麻,丢下粪筐向大队革委会跑去。革委会主任詹保华听到报告,脸都吓变色了,滚下床,趿着鞋,跨上自行车,到公社人保组报案。县公安局立即组成专案组,杀气腾腾地进驻杨家村。进出村子的路口布下岗哨,过往行人一律严密盘查,同时对全村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亲友进行登记排查。村民人人自危,足不出户,一种大难来临的恐惧笼罩全村。反标大约是用树枝在未干的土墙上划成的,字体松散,七歪八扭,专案组由此认定,反标非大人所为,乃出自小学生。一般小学生都是毛泽东思想雨露滋润下的新少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可能写“打倒毛主席”?肯定是地富反坏分子家的子女所为。杨家村有三个生产队,四十来户二百多人,有三家地主,一家富农,三个伪政府人员,一个反革命,一个坏分子。在这些阶级敌人中,文化水平较高、情况较为复杂的姓杨的一家。杨氏兄弟的大舅是大刀会堂长,解放后被镇压。杨家老二是国民党青年军教官,被解放军俘虏后当了解放军的文化教员,后来被清洗回家。杨老三是“叛国投敌分子”,被判三年劳教后转为管制。杨老二有两个十二岁的双胞胎儿子,正读小学。专案组断定,反标必是杨家的双胞胎干的。他们把这两个孩子弄到大队,分开关押,引诱逼供。诱供者用手指敲击着桌面,面带微笑地说:“都说小学生最听毛主席话,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呀。你哥哥都承认了,你干嘛不说啊?”可是半个月过去,两个孩子仍然不承认是他们写的。一天,一个老刑警向专案组建议:“一个小毛贼写的几个字就把你们忙得翻江倒海,真是酒囊饭袋,干嘛不鉴定笔迹呢?”专案组如醍醐灌顶,拍着脑袋说该死,居然连这最基本的办法都忘了。第二天上午,他们将村里的小学生全都掳进教室,每个学生发一张纸,让他们写“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少奇”。其中一个小学生未进教室便哭哭啼啼,因为是党员家的孩子,老师还以为他哪里不舒服,不料他进来就跪在老师脚下哇哇大哭。老师问他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他浑身颤抖着说:“我没有不舒服……老师我怕我怕呀!”老师鼓励他说:“你是员家的孩子,你怕什么?”孩子结结巴巴地说:“那,那个标语是,是我写的!”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喜欢毛主席,孩子涨红着脸说:“我不知道,我是写着玩儿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反标事件,因为是党员家的子女所为,最后决定不再追究。

兰州某小学一年级的姜同学,课间休息时发现一间空教室墙上写有“毛主席万岁”几个字,上面还打一个叉子,便将此事告诉了最先遇到的一位同学,那同学立刻判断为反标,迅速报告老师。厂保卫科、军代表、公安人员很快来了,姜同学被当成重点怀疑对象,理由是:第一、他先发现了反标,却没报告老师;第二、经验证笔迹,那墙上的字体与他的字体很像。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威逼诱惑,七岁姜同学心灵终于在承认就没事了的诱导下违心说谎,承认是他写的。接着便是一系列的挨批、检讨,不仅他自己,还包括家人都受到牵连。每次在学校受到侮辱,姜同学就在心里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哭诉:“毛主席呀毛主席,这反标真的不是我干的。”但他仍然逃脱不了小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文革结束。

江西全南县城厢镇下圩生产队有个青年想参军,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被选上。一天,该青年趁给生产队看冬瓜之际,用小刀在小冬瓜上刻了“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等十九个字。秋末收冬瓜,有人发现了这些标语,队长立即上报县公安局。刻字时冬瓜还很小,如今冬瓜已经长大,字变形,破案难度很大。文盲除外,全生产队男社员天天集合到队部接受询问、审查,也不出工,搞得人人自危。后来案子破了,那小青年以书写反革命标语罪、收听敌台广播罪被判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他总共刻了十九个字,判了七年,七年共计2555天,平均一字判一百三十四天。

一个姓张的老师,是邑川著名的书法家,为了迎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检查,地区文革小组决定把城外一条山脉的五座山头铲平,请张老师在山顶上书写“毛主席万岁”五个特大字,每字直径一百米,占山顶平面一万平方米。检查团的人坐飞机在空中俯瞰,发现张老师写的“毛主席万岁”有问题——“岁”字头上的三竖垮在一边,“万岁”成为“万歹”。张老师因此被判死刑,整天坐在号子的草窝里喊“我没写毛主席万歹,我没写毛主席万歹”。

云南某市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王某,有一次用《红旗》杂志垫屁股,被对立面的人看见,一把抽出杂志一翻,里面有毛泽东像,立即关禁闭。不久,市委宿舍大院墙上出现一条反标:“打倒毛主席!”公安局断定应是身高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理由是:反标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合适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宿舍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最后确定父母有问题的四个孩子作为重点怀疑对象。王某当处长得罪过人,此时到了报仇雪恨的时机,他的八岁女儿于是成为重点中的重点。

王某的女儿被带走,他们拿糖哄她承认爸爸教她写打倒毛主席。她说没写。他们就又送小人书给她,还带她看电影。还是没写。一群大人围着小女孩拍桌子打板凳,吓唬说再不承认就去打她爸爸,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用绳子勒住爸爸的脖子,不叫他吃东西,活活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子、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的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小姑娘吓得又哭又叫又求,可是还是说没写。为了给小姑娘增加压力,他们把她当作真正的反革命囚犯关押起来,不准和爸爸妈妈见面,还经常饿她,每天提审一次,提审回来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牌子,戴高帽,上写“现行反革命XX”,名字上也打叉。有一次批斗,许多人围着小姑娘喊口号,她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睁着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小姑娘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是通知了她必须去参加女儿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那是小女孩的一个幻觉。有

一天,他们告诉小姑娘:“今天要枪毙你。”她不懂,问什么是枪毙?“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小姑娘哭了,问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永远也见不到了,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小姑娘仍然说不是她写的,想见爸爸妈妈。最后她被带到刑场,和几个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一个大土坑。那些犯人都被绑着,她没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他们,其中一杆枪对着小姑娘的脸。小姑娘忽然看见不远人群中有爸爸,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行刑者发令了:“放!”枪响了,小姑娘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全栽倒。有一个脑袋被打飞,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小姑娘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看见爸爸张着大嘴朝她跑来,扑向她,一下把她紧紧抱住。小姑娘问爸爸:“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小姑娘听了,噗嗤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她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她玩呢。

后来小姑娘被放回家,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她,有的还朝她扔石子。一次,一个过去要好的小朋友骂她:“打倒小反革命!”气得她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她道歉,他妈妈却出来骂她:“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她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也垮了。小反革命的帽子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她身上,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她。她像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一样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玩耍,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以此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是她始终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人人都避着她。上中学时,她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她过去的事。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她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她一个人去。她很奇怪,没等她问,指导员就告诉她:“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她才知道,那大石头仍旧牢牢压着自己。当夜她出走去,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她,她正想投河而死。爸爸为了找她,也跑了两天,鞋子都跑破了。她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此她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她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她恨自己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尽头。粉碎四人帮后,爸爸的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她的材料,才说给她平反落实政策。可是这时她才十九岁,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管落实的那些人同情她的遭遇,想了一个安慰她的办法,安排她到市委招待所食堂当服务员。在食堂里,她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她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干活,其实不然,她说,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啊。有时她忽然觉得自己现在就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一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在食堂上班不久,她遇到一位来食堂吃饭的作家,她把她的故事告诉了作家,末了幽幽地说:“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这位作家后来把她的故事写成一篇文章,曰《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来源:毛迷信下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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