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映虹

1959年某一天中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步入市府专共市长级“公仆”用餐的小食堂。按规矩，他平时和另两位副市长张友渔和黄敬共桌，而那天张、黄赴一党内会议，另有备饭，故吴是单独进餐。伙夫见只有一位首长，便酌减了几道菜。

到此为止，这个故事没有任何古怪之处，但接下来就越来越怪了。张黄二人会毕回府，不知怎么得知了减菜一事，立刻向市长彭真作了汇报，彭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很快又面陈毛。数日后，毛办传旨，宣张友渔、刘仁（专管知识分子的副市长）和吴晗进颐年堂。

当时的吴晗，是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参政”的，同时还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教授。他因与中共有渊源，故1949年当他还在苏联朝圣时就被“选”为副市长。吴晗虽亲共，但并无意从政所以一再请辞。但毛、周均看中了这只古色古香的大号花瓶，所以数请不准。为表示自己并无意出任高官，吴晗在受命之后并未离开清华园，而是每日进城上班。对他这一阶段的“表现”，张友渔曾说他“沾染了一些恃才傲物的旧文人习气”又说“我认为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他分管文教卫生是适宜的，进步一定会更快。”因此，同是副市长，但在党的眼里，酽然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学龄儿童。

然而，50年代初，江山刚坐稳的时候，“统战”这根筋绷得还是很紧的。越往高层就越是敏感。尽管吴晗本人未在意，但减掉的那几碟菜却掀起了他未曾想到的风波。

毛在颐年堂召见了张、刘、吴，说：“我们是把党外民主人士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看待的。”他虽未提减菜的事，但明显是有所指的。他还训斥了张和刘，要他们好好团结党外干部。随后，周又特意召开了一个高干会议，会上周点了张的名，让他站起来，把“吴晗同志吃饭的事”再好好说说。待吴报告完毕，周淳淳道：党外人士“有自尊心，常怕被人看不起。减少一点菜，好象是小事，实际上可能对统战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此事在中共统战史上可称为“减菜事件”。当事人中，黄敬六十年代初发疯自杀，吴晗文革中自杀，只有张友渔侥幸留得一命，在民盟机关刊物《群言》上刊出一文，详说此事本末。

其实说怪也不怪，因为骨子里，这些“民主人士”就是被视为来分一杯羹的，其身价也就是几道菜的增减而已。毛周对这点看得尤其透彻，所以常有赐饭赏衣赠款送屋，甚至代为觅妻之举，至今还有人念念不忘，传为统战佳话。在这种气氛下，饭桌上减去几个碟子自然要被视为事关统战大计的原则问题了，并不算大惊小怪。

“减菜事件”对吴晗既是温暖又是压力：如此知遇，还不死心塌地？因此不久他就辞去教职，搬出了清华园，住进了市府大院。但他一直有一个心事悬在那里：他还不是党员，始终有“妾身未明”之感。

其实早在1949年，吴晗就乘着南下大军的东风提出入党要求，毛未允；搬进市府大院后，他自以为够格了，再一次申请，毛批“还是不入为宜。”他始终没搞懂的是，毛就是不要他以中共的身份执政，而偏要他以民盟的身份“参政”。在毛周的眼里，吴某本来就是一个颇有特色的花瓶，一入中共就失去了观赏价值。

一直到1957年，知识分子们吵吵嚷嚷的时候，吴晗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他被接纳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但却有一个附加条件：他必须作为秘密党员加入，对外仍是民盟身份。（是否单线联络？有否接头暗号？这些只有等将来黑箱曝光才知道了）也许这是伟大领袖的一个战略部署，在反叛的知识分子阵营内预埋伏兵？或甚至想得更远，万一“资本主义”复辟，可以重开地下斗争？这也只好拜托将来的历史学家了。人们唯一清楚而不寒而栗的是：一个执政党在和平时期竟然有秘密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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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吴晗没有不寒而栗，他沐浴在春日的阳光下。他终于是“自己人”，因而终身有靠了。从此他安安心心、勤勤恳恳地办着毛钦定的标点《资治通鉴》、改绘《历代与地图》的工作，还自发地响应毛要向海瑞学习的号召，写了《海瑞罢官》。总之，是以自己人的态度揣摸上意，步步紧跟。直到文革，他才明白自己也许从来就不是“自己人”，或者斗起来就不管你是不是“自己人”。这回要减的就不是几碟小菜，而是他的脑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