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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王友琴：女子中学校长沙坪之死
作者：王友琴
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1966年8月20日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在“白塔寺”附近。白塔寺有一白色的巨大的圆形尖顶佛塔，从很远处就可看到。文革中女子中学被取消，这个学校改名为北京159中学。
有人说，在北京所有被打死的中学老师和学校负责人中，沙坪是被打得最惨的。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第二天，19日，红卫兵用皮鞭和带钉子的木棒等拷打沙坪到深夜。沙坪被打得奄奄一息。20日上午，沙萍在全校“斗争大会”上被当众打死。沙坪被打死的时候，头发差不多都被拔光了，连头皮一起薅了下来。
其实，别的学校被打死的老师，也是一样悲惨的。只是死者再也无法陈述事实，打手拒绝说出经过，以致人们很难知道其中的细节。只是这些殴打和折磨的共同结果，都是永远不能挽回的死亡。受难者的死亡最清楚地表明了殴打和折磨的残酷程度。
1966年8月，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分为“劳改一队”和“劳改二队”。一共有十个教职工和4个学校负责人在“劳改队”中。除了14个在“劳改队”中的人之外，教职工被抄家、被毒打、被禁闭、被围攻的还有三四十人。这种校园“劳改队”，或者又被称作“牛鬼蛇神队”，是在1966年7月底最先在北京大学里建立起来的，后来，在全国的每一个学校都建立了。和所谓“牛棚”一样，校园“劳改队”是最普遍最邪恶的文革风景线之一。
在女三中，“劳改队”中的人被拘留在学校，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开始“劳改”，走路不许抬头，搬重东西必须跑步。体罚九十度大弯腰站立，可以长达六七个小时。有人跌倒了，就用铜头皮带抽。罚跪，还要把头低得接近地面，又不许头顶着地，有时还在大腿小腿之间压上大砖。有时让人跪着把木牌子衔在嘴里，有时要人跪在洗衣服用的有槽子的搓板上，跪得膝盖红肿出血。谁要是打盹，不是冷水浇头就是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猛打。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数十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第二天，也就是8月19日，傍晚，在女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室”（当时该校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刑讯室。这是第一室。）里，红卫兵审问“劳改队”里的人：“你恨不恨毛主席？”
“我不恨毛主席。”
“你他妈的是黑帮，你还能不恨毛主席？你不老实，非打死你不可。”
在这种审问中，被审问者回答“不恨毛主席”，被作为“不老实”而挨毒打，但如果回答“恨毛主席”，一定当时就被打死。红卫兵先用窄皮带抽人，又换成铜头宽皮带打。然后，又罚女“牛鬼蛇神”在院子里“跳台阶”。又命令他们互相打，谁要是不肯打，就要被他们用铜头皮带加倍抽。他们用一只塑料鞋底，专门用来打脸，把人打得满脸青肿，口鼻流血，五官变形。抽打声，吼叫声，透过窗户传到外边的大街上，窗下停下了不少行人。
这样打到凌晨三点，他们又强迫“牛鬼蛇神”们跪在地上写“揭发材料”，谁要是不写，谁要是写不出，谁要是写得慢了一点，就拳打脚踢，或者用皮带抽打。
早晨五点，这些“牛鬼蛇神”们又被押去作繁重的劳动。
1966年8月20日上午，红卫兵在学校大礼堂前面召开全校“斗争大会”。“牛鬼蛇神”们已经被折磨了一夜，并且从前一天晚上起就没有吃饭。这时，他们被用绳子捆着，嘴上叼着写有“黑帮头子”“黑帮份子”“大右派份子”字样的牌子，被押到“斗争大会”会场。还有一些“陪斗”者，被迫分别列队在会场两旁弯腰到地。在“斗争大会”主席台上，殴打了被斗者。被斗者自始至终被强迫取“喷气式飞机”姿势，低头弯腰，胳膊往后抬起，如果放下一点，就遭到木枪猛戳。
当两个“牛鬼蛇神”被打倒在地站不起来时，大会主持人大喊“不许他们捣乱会场，拉下去打。”于是几个打手把他们拉出会场，在他们的第二刑讯室里，用木枪、皮带猛抽猛打，然后又把他们拖进会场，跪在石子上，继续“斗争”。
“斗争会”上红卫兵不断揪住沙坪的头发拉起她的头来，头发被薅下来，散落一地。沙坪倒下后，有红卫兵拿来一只刺猬咬她的喉头，说要验证她是否确实死亡。散会以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头发旁边有一滩血迹，是副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四块砖头，砖头落下时把她的额头打破，血流在地上形成的。
“斗争大会”后，一些红卫兵又大声吼叫着，一路毒打，驱赶“牛鬼蛇神”在院子里爬行。然后，“牛鬼蛇神”们又被赶进“无产阶级专政室”，跪满了一地。红卫兵强迫他们头顶着地，用脚踏在他们背上，踩在他们头上。另外，又强迫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牛鬼蛇神嚎歌”。“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然后，又赶着他们爬出去，爬过校园，到学校西北角厕所里禁闭。
下午，又是几个小时的“斗争”和“劳改”。
晚上，“牛鬼蛇神”们被关在第三刑讯室里。他们被罚跪。监督“劳改队”的大队长叫他们跪着，两手扶地，两眼望天花板，不许合眼。谁要瞌睡，就用皮带套住脖子，用冷水浇或者用皮带打，或者把清凉油揉进眼睛里。
女三中只有女学生，有附近学校的男学生被叫来帮助打“牛鬼蛇神”。
同一时期，这个学校的数学老师张梅岩被抄家和殴打后，上吊自杀了。
在女三中校园里，红卫兵还抓来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司机马宝山的妻子，七个孩子的母亲，说她是“女流氓”。她被打死后，尸体被放在一间小破屋里，红卫兵强迫其他在该校“劳改队”中的老师轮流进屋去“摸死人”。当时，该校红卫兵以轻蔑和嘲笑的口气告诉外校的人说，有一个老师“吓得浑身哆嗦死活不敢进去。”
然后，红卫兵又把“劳改队”中的人也拖上运尸体去火葬场的卡车。卡车开到“西四”（北京的闹市之一）时，命令他们下车，用木枪押着他们在那里“游街”。
在女三中校园里被打死的，还有一个老年男人，被指为“老地主”。他被打死后，红卫兵叫“劳改队”中的四名教师和职员把他的尸体抬出了学校。他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这句话最早就是从女三中流传出来的。这句话包含着杀人者的轻狂自大和对被害者生命的极度轻蔑。28块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的价钱。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但是不准保留骨灰。
沙坪所遭受的，在北京的其他学校同样发生。一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或者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从笔者所作的一项对115所学校的调查结果可得知，1966年夏天在北京被迫害致死的中小学教职员工，已知死者姓名和死亡日期的有：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
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被打死。
8月19日，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语文老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被打死。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血流遍地。
8月20日凌晨，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关在校中时坠楼身亡。她被宣称自杀，家属始终认为她被谋害。
8月22日，在沙坪被打死的同一天，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也在校中被殴打折磨而死。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在校内被打死。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负责人梁光琪被打死。清华大学附中26岁的物理老师刘树华在红卫兵召开的“斗争会”上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押到“斗争会”上遭到毒打后自杀。
8月27日，在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9月6日，北京第52中学语文老师郑兆南被关押殴打折磨数十天后死亡，时年36岁。
9月8日，北京第25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在校中被打死。
10月1日，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被打死。
10月3日，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在校中被打死。
从上面的死亡日期可以看出，受难者中有两名，是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就被打死的，其他的人，都在8月18日之后被害。
笔者从调查中获知的在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北京的教育工作者还有：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老师喻瑞芬，景山学校校工李锦坡，北京第25中学的一位校工，北京白纸坊中学（现在的第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北京第十女子中学的孙迪老师，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生物教师齐惠芹。他们的确切死亡日期，还有待继续调查。
从调查已知的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还有：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跳楼自杀。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汪含英，被剃了“阴阳头”和抄家后，和她的丈夫苏庭伍，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数学教师，一起在北京郊区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宗投湖自杀。李培英，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得浑身血肉模糊，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关押，自杀。萧静，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跳烟囱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自杀。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投水自杀未死。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白京武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赵谦光，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和丈夫一起自杀。他们的确切死日尚有待于继续调查。
虽然这些受难者的死亡日子仍然不详，但是可以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1966年8月下旬死亡的，也就是说，和沙坪死于同一时期，即紧接着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
早在沙坪被打死的17天之前，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就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卞仲耘是北京在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卞仲耘被打死的消息当天晚上就被直接报告给高层。但是没有人来制止持续发生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相反，文革当局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每一天都热情报道和支持“革命青少年”的行动，在中共中央8月8日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称呼他们是“勇敢的闯将”。领导文革的“首长”们在各种集会上对红卫兵高度赞扬。起了最大推动作用的，是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超级大型集会，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样的接见后来还有7次。在8月18日的集会上，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组织猛烈发展，红卫兵的暴力行为也大规模升级。沙坪被杀害于红卫兵暴力迫害和杀戮的高峰期间。
在沙坪被打死之前和之后，大规模进行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残酷殴打和杀戮，在北京持续了整整两个月。不但在中学和小学，大学的教育工作者们也受到暴力攻击并发生死亡。另外，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教育工作者都受到了类似北京的迫害。
沙坪的好友沙立，是第51中学的负责人，虽然未被打死，也被严重打伤。
沙坪死后，“劳改队”中的其他老师仍然关在学校中继续被打被侮辱被折磨。沙坪是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负责人。这个学校有一位副校长董光苔。她在5月刚生了孩子，还没有满月就被拉到学校“批判”，然后又在“劳改队”中受到残酷的暴力虐待。董光苔的父亲叫董振堂，1931年从国民党的军队投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的军团长，是共产党军队的重要人物。1937年1月董振堂在甘肃高台战死。董振堂死后被尊为“革命烈士”，他的妻子即董光苔的母亲一直受到优待。董母听说校长沙坪已经被打死，女儿被关在学校“劳改队”中不能回家，她深恐下一个被打死的就会是她的女儿。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女儿的处境，请求救助。她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系，把这封信递了上去。由于这种特殊关系，毛泽东收到了此信，并对此信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批示没有发给董光苔看过，只是通过解放军军人来学校传达给红卫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记得的内容是：“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因为得到这个批示，董光苔就被从“劳改队”里释放出去，在当时算是极大的幸运。她安全活了下来。但是，三十年后，她和笔者谈到毛泽东“如无大罪恶”的话，她还是感到很不舒服。她说，她跟“大罪恶”有什么关系呢？
董光苔出了“劳改队”，可是女三中别的老师还在其中。其他学校的大批老师也仍然在“劳改队”中。在“劳改队”中的人，随时可能遭到打骂侮辱甚至杀害。他们又有什么“大罪恶”呢？就是有“罪恶”，也应该由司法部门来审理，而不是由学生红卫兵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处置。可是，没有人来给他们任何帮助，没有人为他们说一句话。
1966年9月13日，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又把“劳改队”分成“劳改一队”和“劳改二队”。这标志着这种校园“劳改队”变得更为体系化和权威化。“劳改二队”中的教职员在“劳改队”中长达四个多月，受了无数折磨。“劳改一队”中的人则受到更长时间、更严重的摧残。
董光苔由于毛泽东批示而离开“劳改队”的故事显示，文革的最高领导人知晓当时发生的种种残酷，而且始终控制着这种残酷的程度和范围。没有理由说他们“不知情”或者“群众运动失控”来为他们辩护。当时有不止一个情报部门，每日向上报告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文革领导人一再热烈支持红卫兵的行动，这说明，种种残酷的暴行，正是他们所要的。
应该说明，1966年8月，当红卫兵在北京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以至杀戮的时候，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是“保”了一些人的。从现有资料看，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中，董光苔是唯一被“保”出“劳改队”的一个人。另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8月30日写了一份他要给予保护的人的名单。其中第一个是孙中山夫人、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这一名单发表于1984年出版的《周恩来文集》第450页。全文照录如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部长、副部长
（3）政副
（4）国副
（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两高
（李宗仁）
这份周恩来的名单，在文革后被一些文章津津乐道，作为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老干部”的具体证明加以称颂。周恩来写的这份名单的手迹还出现在纪录电影里。这种称颂实际上极其荒唐可笑。
很容易看出，这张名单上的人，13个有具体名字的都是最高层的共产党的所谓“统战对象”，其他六类人，地位都远远高于象沙坪这样的中学校长。名单上的这些人得到了保护，他们没有被打或者被打死。至于北京的普通教育工作者们，从校长到教职员工，除了董光苔一人，都不被保护。
北京有巨大的人口，当8月下旬抄家、殴打和杀戮已经大规模展开，由周恩来开出名单保护数字很少的一些人，显然也意味着宣告这些人之外的其他人不被保护，任凭红卫兵处置。
最高权力当局一方面对红卫兵大力赞扬和鼓励，一方面对只有数百人宣布“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沙坪这样一个中学校长必然难以逃脱被打死的悲惨命运。沙坪等一批人被如此残酷地打死，而且，只被当成“28块钱的事儿”，也就是说，只被当作无足轻重的小事。
实际上，在红卫兵暴力的高峰期间，仅仅北京一个城市，每天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超负荷作业，尸体依然积压。尸体从各处运来，衣衫破烂，血肉模糊。火葬场在尸体堆上加上大量冰块，场景和气味极其可怕。
发生这样残酷的事情，文革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需要承担罪责。
毛泽东对董光台批示“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实际上，在北京这样一个有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都，发动组织大中小学的红卫兵学生杀害教师和居民的文革领导人们，才真正有“大罪恶”。
然而，三十年来，“罪恶”一词还从未被用在1966年夏天的这一场杀戮上。
1966年的暴力迫害只是文革的一部分。1968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新的一轮大规模的迫害。在沙坪的学校中，两位教师，方婷芝和孙历生，被“隔离审查”在学校中时自杀了。当时所谓“隔离审查”，是指把被“审查”的人，关押在工作单位自设的牢房里，不准自由行动，不准会见亲人朋友，不断遭到审问甚至刑讯，“隔离”的时间可以长达数月甚至几年。与1966年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暴力虐待更多地在关起来的门背后进行，也更加有组织有系统，1966年时则常常在群众集会上大张旗鼓地打人和打死人。
就这样，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文革的前三年，有一位校长被打死，三位教师受到暴力迫害后自杀。
方婷芝老师教化学。她被关押的时候，一天中午被准许出学校上街买药，她撞死在疾驰的汽车上。孙历生老师在1957年被划成所谓“右派份子”，后来“摘”了“帽子”，在文革中又受到攻击和折磨。她上吊自杀。
一个在五十年代在女三中上过孙历生课的学生说，孙历生老师是一个外形和气质都很美的人，后来成为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人物的原型。那个人物有和孙历生相似的经历：一个参加了共产党革命的年轻的知识女性，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然后和当大干部的丈夫离了婚，最后在文革中自杀了。小说描写了那个人物的单纯和善良，但是对那个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说当然属于虚构文学，作者可以编排自己喜欢的情节。问题在于，在文革中这样的众多的死亡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然而，沙坪、张梅岩、孙历生、方婷芝和其他老师在文革中的死亡，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允许清楚地记录下来或报告出来。于是，孙历生、沙坪们的死亡，以及这种死亡的异乎寻常的恐怖性，被掩盖被忘却了。在王蒙同时期发表的另一小说《布礼》中写道，共产党象是母亲，母亲有时会错打了孩子，但是孩子决不记恨母亲。这一比喻也多次出现在当时的官方报纸上。这一比喻被官方用来解释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并指示普通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身受的迫害。这是一个什么文学化的比喻？孙历生和沙坪们的惨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吗？这个比喻意味着对生命的轻蔑还是对权力的迷狂？
文革后，1979年，北京市教育局曾经调查沙坪之死。由于胡耀邦关于对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的指示，这个调查进行到中途就不能继续了。打死沙坪的主要参与者住在北京的军队“大院”里。去调查的老师在“大院”的大门外被挡住了。不准他们进门。
下面是2007年4月收到的女三中陈寿仁老师的信。
附：我对原北京女三中文革情况的补充
尊敬的王友琴教授：我叫陈寿仁，是原北京女三中（文革后改为159中）的历史老师（已于1988年退休）。我是当年女三中“文革”的目睹者与亲身经历者。几年前，我在美国上网时偶然点击，看到您在网上写的关于文革的文章。我非常钦佩和感谢您的胆识——敢于触动那些被认为敏感的内容。我很早就想给您写信。但又由于年老（我已80多岁）体弱，更想事情已经过去40年了，何必再多事！就迟迟没有动笔。但是不久前与几位老朋友谈及此事，最近又见到《燕大校友通讯》上刊载的有关回忆卞仲耘校长的文章，朋友们都希望我也写写当年的情况，我自己也想是有必要留下一些史料。把一些真实的场景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所以我决定给您写信。
为了如实地反映当年的真实情况，我向原来老女三中，目前健在的老师进行调查核实，而且将初稿送给苏令娴和段然登等老师补充修正。从而写成《我对北京原女三中文革情况的补充》一文，附后，请收阅。
一、关于沙坪校长被打死
沙坪校长在1966年8月20日被打死。
1966年8月19日（那是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小将，改师大女附中宋彬彬为宋要武的第二天）晚上，在学校西小院的小房子里，红卫兵声称为了第二天的斗争会，要把沙坪“杀一杀威风”，或许也是想表示女三中红卫兵的霸气，她们用老虎凳、皮鞭、冷水和捆着带钉子鞋底的木棍等，一直拷打沙坪到深夜。
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被拖到原女三中的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批斗会上，当众被殴打至死。斗争会上，红卫兵揪住沙坪的头发，不断令她抬起头来，致使头发被薅下来，散落一地。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一滩血迹，是副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砖头落下时，把熊的额头打破，血滴在地面上形成的。
沙坪倒下之后，为了验证她是否“装死”，有一个红卫兵不知从哪里拿来一只刺猬咬沙坪的喉头，证明确已死亡，便送去人民医院进行解剖。事后她们对“劳改队”成员吼道：“大鲨鱼（他们对沙坪的称呼）肚里没有一粒粮食，全是黄油。你们若不老实，大鲨鱼就是你们的榜样！”
时至今日，我仍不理解，在所谓“执行了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了小绵羊式的修正主义苗苗”之后，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这些温柔的“小绵羊”竟然变成毫无人性，如此残暴凶狠的狼。
二、关于“劳改队”
文革中女三中“劳改队”有前期与后期之别。
前期“劳改队”成立于“文革”初期，时间大约是在1966年初工作组撤离后，当时学校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委员”（据说我校是西城区唯一一个没有老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八个学生组成（赵卫平、谢南萍、周稚英、王彬彬、桑慧敏、刘南南、张兰兰和南新志）。并由高一四班的学生王新平担任“劳改队”的大队长，负责看管被关押的“劳改队”。并由王新平亲自率领数十名以初中同学为主的红卫兵看守。她们除拳打脚踢，木枪打，皮鞭抽，罚下跪，大弯腰，让乘“喷气式飞机”，干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外，还有一种难熬的刑罚——不让睡觉，让这些“劳改队员”跪在西小院的职工小食堂里，抬头看天花板，不许眨眼，谁眨就把清凉油抹进谁的眼里。
前期劳改队又分为“劳改一队”和“劳改二队”。一队的专政对象被认为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学校领导层成员（沙坪、熊易华、路维敏和董光苔等）和“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房凤敏）。二队则是被认为有“严重问题”的人（能回忆起来的有教员张希颜、王邦国、方婷芝、苏令娴、周南、陈寿仁；职员王秉纯、盛荃生和孙历生等）。
后期劳改队成立于“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是由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被纳入劳改队的确切人数不详，但其中大多数为1957年划的“右派分子”和“有历史问题”的人。
前、后期两次组成的“劳改队”，其性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都是把部分教职工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既残酷折磨他们的肉体，又要无情摧残他们的灵魂。前期尤甚，在虐待、残害、折磨的方式与手段上，已达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疯狂的、登峰造极、超法西斯的恐怖程度。
三、董光苔不是“文革”的受害者
董光苔是《毛泽东选集》中所提到“宁都起义”董振堂的侄女。在董振堂牺牲后，被过继到董振堂夫人名下，成为烈士子女。文革初期，她因在女三中担任党支部副书记，也曾进入过前期的“劳改队”，受到过一些冲击和迫害，但时间不长。传言董振堂的夫人在董光苔进入“劳改队”后，曾写信给党中央要求解放她，不久即获得林彪副统帅的“如无大过，保其过关”的批示（此批示有人亲眼看见过）。在一次组织全体教职工到八宝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活动中，她为烈士扫墓哭灵，从此她被解放并成为“革命干部”，也是后期“三结合”的主要领导。自“解放军支左部队”进校开始，她一直担任革委会主任工作，忠实执行文革中官方的各项整人指示，也是文革中女三中各项整人措施的倡导者和的执行者。许多女三中的同仁在文革中被逼疯、被迫害至死，和董光苔贯彻执行极左路线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她不能说是文革的受害者。
四、文革中在原女三中被迫害致死的人名录：（一）死于“文革”早期：沙坪，原女三中校长、党支部书记。1966年8月20日全校斗争大会上，死于红卫兵的木枪和皮鞭之下。
张梅岩，原女三中数学教师（女）。张老师一向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教学成绩优秀。在红卫兵“破四旧”时，由学校的体育老师李xx带领红卫兵去抄家，张遭到威胁和迫害，在家中服“敌敌畏”自尽。
何世瑾，原女三中体育老师（女），在“文革”初期，死于家中，由于她的家和学校距离较远，情况不明。
死于女三中校内但不是女三中成员的两人。
马宝山的妻子，住在女三中马路对面，是由女三中的红卫兵向居委会了解情况，由居委会提供为“破鞋”而被抓来我校的。她是普通老百姓，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红卫兵把她关在西小院，令其交代问题，在受尽辱骂和毒打折磨之后，她已无法忍耐时说“还不如让我死了好”。打手们狞笑地说：“那你就上吊吧！”于是扔给她一根绳。她自己悬于西小院的树上，在女红卫兵的哈哈大笑中自尽而死。她死后尸体放在一间小破屋里，红卫兵强迫“劳改队”中的老师去摸死尸。
“老地主”，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男），至今详情不明。当时是由红卫兵从社会上抓来，以“老地主”身份遭毒打折磨一夜致死。第二天清晨，红卫兵从“第二劳改队”中叫王秉纯、王邦国等四个男队员到学校厨房后院，将此人抬出学校西门外，抛尸街头。
（二）死于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1968-69）时期
方婷芝，女，女三中化学老师，文革初期有人写大字报诬陷她是从“歌乐山”（小说《红岩》中写的“中美合作所”所在地）来的，意思是她是特务（实际上她是从四川洛山师范学院来北京的）。她因此而被打入“第二劳改队”。“清队”时她成为被整的重点人物。一天晚上，董光苔找方婷芝谈话，内容不详，外人只知道第二天下午要开方的批斗会。第二天中午，方在被迫害的情况下，神思恍惚，拿着水杯走出校门，过马路时被13路公共汽车撞死，而董光苔却向群众宣布“方婷芝畏罪自杀”，致使其爱人高诒善（北京钢铁学院金相系主任）在方婷芝车祸后数日，自杀身亡。
孙历生，女，女三中职员，孙是女三中1952年毕业留校的政治老师，后来是党支部副书记，1957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被划为“右派分子”，回到女三中后做职员工作，一直处于被专政的地位。文革初期打入“劳改队”，受尽折磨。“清队”时，董光苔说她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一天晚上，在开完孙历生的批判会时，扬言要重新给她戴上右派帽子。第二天，人们发现孙历生在操场后面的厕所里上吊自杀。那一天是1968年7月12日。
五、“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女三中抓出的“反革命分子”
“历史反革命”有蔡世芳（化学老师）、王秉纯（教导处职员）、傅德文（厨师）、陈全珍（语文教师、女）。陈全珍是开全校大会当场揪出的“深藏在学校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分子”，后经查明陈全珍根本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所有材料都是不实之词。
还有孙瑞英（体育老师、女）。孙瑞英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是她用针扎毛主席像。事实上是她在做完针线活后，顺手将缝衣针别在墙上的毛主席像边的白纸上。
六、“文革”中被迫害致疯的盛荃生
盛荃生，男，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还是名教授黄药眠的研究生。1953年被分配至女三中担任语文教师，教学成绩优秀，深得学生爱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摘了帽子”，但一直被校领导视为“另类”，处于受歧视和不被重用的地位。文革中被打入劳改队，受尽折磨。“清队”时，董光苔也说他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他和孙历生一样变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
在批斗中，盛荃生开始神经错乱。当教务处王燕红向党组织反映盛的行为反常、独自用笔不断在纸上画道道、所答非所问时，董光苔说：“盛荃生是装疯”，并先后组织了大小三十余次批判斗争会，最后，盛荃生终于疯了。从此成了废人，时时发病住进精神病医院。2006年含恨而死。
七、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职工家属
于晓岩的爱人齐XX，四十一中校长
孙静的爱人何XX，外国语学院老师
邵贞悌的爱人，人民银行干部
张翰的爱人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方婷芝的爱人高诒善，北京钢铁学院教授
何世瑾的爱人，北京安定医院医师
王秉纯的爱人，某小学老师
以上只是我回忆到，并和其他同事核对过的名录。可能不止这些。家属们分别隶属于不同单位，自杀的原因也各有不同，罗列出来，只不过是想说明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对我校（原女三中）教职员工本身的摧残（全校约120名教职员工中90%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还杀害了他们的家属，致使许多家庭支离破碎，甚至家破人亡。
来源：中国文革浩劫遇难者纪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