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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西安事变对中国抗战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想象
作者：论世知人
中日全面战争迟早要打，但越晚打越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正在高速崛起，而日本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出现国力下划趋势。那时中国正处历史上一个著名黄金10年（1927年—1937年），这黄金十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居于世界前列。正是这中国黄金十年为抗日打下了基础，国民政府用GDP的40%用于军事事业，准备对日战争。蒋并非不抗日或被迫抗日，只是时机选择而已。“西安事变”打乱了蒋的部署，否则的话，牺牲更少，战果更大。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抗战两年就导致大半个中国沦陷。
上海市民庆祝成王对败寇的历史评价是否公允，看看刘文彩、周扒皮应该就明白七七八八了。
抛开各自的利益或者只站在一方利益看历史事件，一切的结论都难免有偏颇。
长期以来，很多人骂蒋介石不抗战，事实又如何呢。
一、西安事变前的大背景——军阀割据，国内政令不统一
在20年代左右，中国分为南北两个政府，一个广州国民政府、一个是北京北洋政府。
国民党从广东北伐开始逐步消灭军阀，统一中国。但是真正的国民党部队（国军），并没有占领全中国。当时中央政府只有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城市。
北伐后，1929年3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但是会上吵得不可开交，执行的结果更不怎么样。表面上各地军阀如阎锡山、张学良等，都服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实际上阳奉阴违、各行其是，割据各地的军阀自己征税，自己养兵。这最终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
二、九一八事变和东北不抵抗
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拥护国民政府，但依旧割据东北。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合张学良、汪精卫，发动反蒋的中原大战。张学良提供弹药支持，却一直称病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当第三阶段时局变成蒋占了上风后，张学良顺水推舟，倒戈蒋介石，不失时机地于9月18日发出通电，东北军大举入关，仅用了10多天时间抢占平、津、河北，成为中原大战的最大赢家。
为了控制这些地盘，入关的大批东北军没有回防。1931年为了讨伐石友三，张再度征调部分东北军精锐入关，导致东三省兵力的进一步空虚。给图谋已久的日本可乘之机。
张学良入关一年之后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9•18事变。
9•18事变，大陆一直说是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不抵抗”。张学良到死也没有拿出所谓的蒋介石“手令”，但这并不妨碍大陆学者很高兴能把屎盆子扣给蒋介石，还宣称这份手令被于凤至藏于英国伦敦汇丰银行的保险柜中。这一说法却遭到了当事人于凤至和张学良的矢口否认。
近年解密的文件表明，9•18事发时，是张学良下令撤退。
1990年张学良在台北对美籍学者《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的作者唐德刚坦言：9•18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公开采访、以及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对9•18事变，我判断错误了。”
蒋介石日记也表明，蒋迟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后，1931年11月14日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张学良依旧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当日军进攻锦州时，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但张认为仅靠东北军守锦无济于事，他复电抱怨：“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中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张学良部队从锦州撤退后，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三、攘外必先安内
日本侵略中国，是倾日本全国之力的“全面战争”，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可能动员全国的财力来“全面战争”。只能是要求各地方出一些部队，来参加抗战。
一调不动各地军阀，二无法动员全国的财力来“全面战争”，是蒋介石最大的难处，也是他必须解决的问题。
客观的说，如果没有红军长征，没有围追堵截，国军很难进入西南。追堵红军长征的副产品是，国军进入了云贵川，收拾了不少地方军阀，如王家烈。否则，淞沪抗战后，蒋介石要将国民政府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还真要多不少困难，说不定中国真的就没有办法长期坚持抗战了。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当时最大的贡献或许就在此了。
1936年2月，长征后的红军突破了阎锡山的晋绥军防线，阎锡山面对屡屡受挫的危局，蒋介石想借“剿共”为名，将中央军开进三晋大地，但遭到阎锡山的拒绝——此时的山西既没有日本人也没有中央军。3月下旬，蒋介石才委任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直接指挥入晋的国民党中央军。
退守到陕西的红军，此刻也近乎强弩之末。蒋介石于是任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继续清剿红军。
军阀别的什么都可以不保，就是不能损失他的军队。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有20几万，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握有6万重兵。困于财力，蒋介石一直未能从兵员、财政上对二人剿匪中的损失给予补充。对于这一点令张学良与杨虎城很不满意，他们认为蒋实际用意是用杨、张的杂牌军、军阀剿匪，消弱地方军阀。
张学良从来没有执行蒋介石或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的任何命令的先例！又怎么甘心忍受这些。在这个角度来说，蒋介石犯了大忌。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杨虎城对“剿共”持消极态度，在事变前，杨虎城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新近解密的192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发给中共东京市委的函件”显示：“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杨虎城的具体情况及其真诚态度，特函复中共东京市委，同意接收杨虎城加入中国共产党。”函件到达东京时，杨虎城已离日回国，自然也就没有履行入党手续。这样就不难理解杨虎城主政陕西期间，保护大批共产党人（包括释放刘志丹）。
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英也证实，杨的三夫人谢葆真是共产党员，这个婚姻是被中共批准的婚姻。结婚后谢葆真经常利用杨虎城夫人的身份，为党组织活动提供方便，许多秘密会议就在杨家召开。每到这时，杨虎城会借故走开。
这或许就不难理解张杨二人，联合中共，最终发动西安事变。
“三位一体”、分庭抗礼的诱惑下，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四、西安事变
一直以来，俺们的历史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强迫蒋介石抗日。沈阳张不抵抗，锦州张也不抵抗，整个东北仍不抵抗的一个不抵抗将军，当年日本人到你家门口，你都跑了；如今躲到日本人从来没有到过的陕西，突然叫唤要抗日，对此，我只能深表呵呵。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给张学良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张学良正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造成张、杨的恐慌。蒋介石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张杨不满，由此于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果在这个抗日的关键时候蒋介石被杀，国内局势将更加混乱。
上海上德文化出品的纪实片《国军抗战全纪实》里讲到：事变一爆发，当时许多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张学良的行为。因而对张学良们发出了非议、谴责、声讨。
事变第二天，远在清华大学的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向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接着，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吗？！”同时，并且厉声地责问台下的学生：“谁敢站起来告诉我，你们做得对吗？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吗？”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
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其一大不幸！”
12月13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立编译馆、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七个学术团体通电全国声讨张学良，宣称：“当国家统一之际，绥乱将平之时，竟乃包藏祸心，劫持统帅，摇乱国本”，“同人等情切存亡”，“逢此激变，怒气堪膺，谨尽下情，驰电声讨”。——《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申报》，1936-12-14
12月13日，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陈裕光、吴贻芳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是“亡国之举”。
12月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等致电张学良，强调“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
15日，清华大学教授会致电国民政府请求迅予讨伐，“以肃纪纲，而固邦本”。
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又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称：“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扣蒋之举为“叛国祸国”。
不仅仅是知识份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大民众也惟恐事态恶化。
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全国各地100多家报馆通讯社一致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讨伐张学良。
12月16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又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原来指望西安事变获得抗日心切的国人支持喝彩的杨虎诚和张学良，没有想到遭到全国人民的抗议，他们忽然发现自己骑虎难下，已成火炉上的人。
此时的西安已成为全国的政治斗争中心，南京政府内讨伐派的大军压境，大有内战一触即发之势。
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给亲日派汪精卫发电，汪精卫14日复电“遵即力疾启程”，并准备订票从欧洲回国，以便取蒋介石而代之。
军政部长何应钦野心勃勃，欲以“讨伐”张、杨为名，以行反动倒蒋之实。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控制了南京政权，于16日下令讨伐张学良，调军队沿陇海线进攻华县，并派大队飞机轰炸华县、渭南，力图挑起新的内战，从中渔利。
五、张学良的幡然醒悟
据西安事变时随蒋公被一同扣押的陈诚将军回忆说，当时张在整理蒋公物品时，发现了一个皮包，里面有大量文件和蒋公日记。张学良查阅蒋公日记，里面详细的记述了关于国防建设及抗日的战略部署等，也表达了与日本势不两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并有一个长期计划，德国当时急需我国的钨矿，作为交换，德国将为中国装备八十个机械师，一旦时机成熟，发兵收复东北。
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朋友美国人端纳回忆，蒋介石在被拘期间，置生死于度外，不失威严风度，居然动辄当众斥责张学良。张学良却表现得象个做错事的小孩，任凭蒋先生斥骂。常面露愧色无语而退。
对张学良打击最大的要数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中共曾反复强调苏联会支持张杨和中共与张杨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
12月1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给张学良中的电报中还给张学良吃过定心丸：“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向共产国际的苏联报告了此事，斯大林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十分恼怒，要求中国方面不得伤害蒋，中共必须从中斡旋、和平解决事变。这位苏联领导人提出，张的兵变是“另一次日本阴谋……［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破坏高涨中的抗日运动”。
斯大林为何要如此生气？很明显，当时蒋是中国唯一公认的领袖，只有他才有能力对抗日本、拖住日本，从而让苏联的远东地区不被日寇入侵。
张学良从收音机里听到《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与原来的期待和保证完全相反，他感到震惊与愤懑。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
内外交困，继续把蒋介石扣在西安，这个人质会失去作用，送蒋回南京至少可以挫败亲日派讨伐西安的阴谋。明白受骗的弃子张学良，此时挽救危局的惟一办法就是放蒋介石回南京。
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西安事变是张杨联合发动，张主导的，晚年的张学良在向张之丙姐妹口述时却改口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
六、蒋介石真的不抗日吗？
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他希望六年时间训练60个师。他觉得60个师就可以跟日本人打仗。同时修订陆军法典，把武器标准化，然后设立兵工厂，扩充飞机，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修造铁路、公路等等。同时，派人到各国去争取外交支持。
纪实片《国军抗战全纪实》也指出，蒋介石在当时一直是在拖延时间，因为，在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军事实力与日本相比较来说，确实处于劣势。
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先生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先生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1933年6月3日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国民党元老张钫说：“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中日全面战争迟早要打，但越晚打越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正在高速崛起，而日本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出现国力下划趋势。更重要的是，那时中国正处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黄金10年（1927年—1937年），这黄金十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居于世界前列，超过改革开放后的十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正是这中国黄金十年为抗日打下了基础，国民政府用GDP的40%用于军事事业，准备对日战争。
可以说，蒋并非不抗日或被迫抗日，只是时机选择而已。最大的遗憾是“西安事变”打乱了蒋的部署，否则的话，牺牲更少，战果更大。
毫无疑问，西安事变把全面抗日的时间提前了。如今，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为西安事变对日本人有利。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抗战两年就导致大半个中国沦陷。
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点。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上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实在是孤军血战，牺牲太大。
历史功过是非，后人很难追溯评述，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断言；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让美国参战，国际社会支援中国，那么，中国为抗战最后胜利所付出的成本，还要大得多。
而对于抗日，以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实力，也算是尽力了。我们今天可以批评蒋介石的战略指挥有多少缺点，但也要充分肯定正面战场的作用，不能不说句公道话。
作为中央政府，面对日本人的大兵团进攻，战略上，就是需要一些大兵团作战。
别给我讲什么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策略，对付大兵团的进攻，小米加步枪、地雷战、地道战，那就是金三胖手枪打飞机。
来源：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