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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三万共军“右派”的故事
作者：铁流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基石，是争夺天下的“命根子”，但得服从于革命的需要。如果革命不需要了，管你“基石不基石”，“命根子”不“命根子”，就得抛出来。一九五七年解放军中也发生了“反右斗争”的情况。为了“反右斗争”的需要，数以万计的指战员只能去当“右派分子”，仅原东北空军司、政、后，空二军、三军高炮师、团，空一师，空六师，空十六厂，防空高炮轮训大队，空军三航校，八航校，机务学校，二五野战医院，兴城疗养院，陆军旅大守备二师等单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青年军官，就有一百六十五人（含大连陆军十一人）。他们均是飞行教员、大队长、飞行员、地勤技术干部、航空专业理论教员、主任、气象、雷达、通讯场站工程师、技术员，除此还有不少政工干部，他们均在没有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接到同样一张“判决书”：开除军籍、党籍、团籍，剥夺军衔，定为“右派分子”；降二至五级行政级别，长期劳动改造。定为“极右”的，除“双开”外，每月只有十八元的生活费，称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这些人全被押送到锦州市果树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们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只保留“修理地球”的劳动权利。大家带着莫须有的罪名，背负着沉沉冤屈，在那贫瘠的山沟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改造”，批判斗争。这顶“右派帽子”的紧箍咒，几乎折磨了他们一辈子，而超强的劳动负荷更给很多人留下了终身的病根。由于不堪忍受歧视、凌辱和精神折磨以及与妻子家人离散的痛苦，二十多年来自杀、被砸死、饿死、打死的不计其数。
第一个上吊自杀的叫汪庆凯，是空一师飞行员。他就因在大鸣、大放中说“农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粮、定量够不够三百六”便被打成右派。此事发生后当局不安葬遗体，反举办一个名为“忆苦思甜”展览会反击。他们把汪庆凯生前戴过的英纳格手表，和使用过的绸缎被褥以及假日外出自制的呢料便服，还有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说是以前汪庆凯与母亲要饭当乞丐时的破筐、破碗、破罐，藉以说明汪是“忘本变质”的“反党分子”。直到毛泽东死后的一九七九年，他们中的幸存者才得以“改正”重新安排工作，但无一人回到部队，军籍也只计算到一九五七年。他们不平、愤慨，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和全国五十多万受害者一样，至今未得到任何补偿，连扣发、减发的二十余年的工资也不发还，更不要说什么人权、人格、尊严了。他们也曾几十次几百次地申诉上告，但至今仍得不到解决。历史的不幸并不因为历史的消逝而画下句号，他们中不少子女都未读到书，至今没有一个安定的工作，不知这无形的灾难还要延续多久?!
时至今日，据有关部门透露，全军有近三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实实际人数远远大于此数。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他们这些幸存的老难友聚会于当年“改造思想”的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难友许为南作了个统计：一百六十五人中惨死者十人，早逝者二十二人，失去联系者七十四人，能通信联系者仅五十九人。和许为南一起到部队来的四名右派分子，一人在一九六一年中饿死，一人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中被迫自杀，另一人在“改正”后忧郁死去。少校政治处主任萧方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轻者汪业祥被冲床断掉五指不让其治疗，至今残废。只有许为南幸存活下来。但是，他在“文革”中又第二次带上右派的帽子，并强令他夫人与他离婚，他们夫妻坚决同甘苦共患难，度过了重重难关，是难得的坚强者。
他们强烈呼吁，希望中共当局重视人权，尊重人权，彻底否定“反右斗争”，向千千万万受害人赔礼道歉，还历史一个公正公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基石，是争夺天下的“命根子”，但得服从于革命的需要。如果革命不需要了，管你“基石不基石”，“命根子”不“命根子”，就得抛出来。一九五七年解放军中也发生了“反右斗争”的情况。为了“反右斗争”的需要，数以万计的指战员只能去当“右派分子”，仅原东北空军司、政、后，空二军、三军高炮师、团，空一师，空六师，空十六厂，防空高炮轮训大队，空军三航校，八航校，机务学校，二五野战医院，兴城疗养院，陆军旅大守备二师等单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青年军官，就有一百六十五人（含大连陆军十一人）。他们均是飞行教员、大队长、飞行员、地勤技术干部、航空专业理论教员、主任、气象、雷达、通讯场站工程师、技术员，除此还有不少政工干部，他们均在没有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接到同样一张“判决书”：开除军籍、党籍、团籍，剥夺军衔，定为“右派分子”；降二至五级行政级别，长期劳动改造。定为“极右”的，除“双开”外，每月只有十八元的生活费，称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这些人全被押送到锦州市果树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们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只保留“修理地球”的劳动权利。大家带着莫须有的罪名，背负着沉沉冤屈，在那贫瘠的山沟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改造”，批判斗争。这顶“右派帽子”的紧箍咒，几乎折磨了他们一辈子，而超强的劳动负荷更给很多人留下了终身的病根。由于不堪忍受歧视、凌辱和精神折磨以及与妻子家人离散的痛苦，二十多年来自杀、被砸死、饿死、打死的不计其数。
第一个上吊自杀的叫汪庆凯，是空一师飞行员。他就因在大鸣、大放中说“农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粮、定量够不够三百六”便被打成右派。此事发生后当局不安葬遗体，反举办一个名为“忆苦思甜”展览会反击。他们把汪庆凯生前戴过的英纳格手表，和使用过的绸缎被褥以及假日外出自制的呢料便服，还有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说是以前汪庆凯与母亲要饭当乞丐时的破筐、破碗、破罐，藉以说明汪是“忘本变质”的“反党分子”。直到毛泽东死后的一九七九年，他们中的幸存者才得以“改正”重新安排工作，但无一人回到部队，军籍也只计算到一九五七年。他们不平、愤慨，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和全国五十多万受害者一样，至今未得到任何补偿，连扣发、减发的二十余年的工资也不发还，更不要说什么人权、人格、尊严了。他们也曾几十次几百次地申诉上告，但至今仍得不到解决。历史的不幸并不因为历史的消逝而画下句号，他们中不少子女都未读到书，至今没有一个安定的工作，不知这无形的灾难还要延续多久?!
时至今日，据有关部门透露，全军有近三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实实际人数远远大于此数。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他们这些幸存的老难友聚会于当年“改造思想”的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难友许为南作了个统计：一百六十五人中惨死者十人，早逝者二十二人，失去联系者七十四人，能通信联系者仅五十九人。和许为南一起到部队来的四名右派分子，一人在一九六一年中饿死，一人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中被迫自杀，另一人在“改正”后忧郁死去。少校政治处主任萧方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轻者汪业祥被冲床断掉五指不让其治疗，至今残废。只有许为南幸存活下来。但是，他在“文革”中又第二次带上右派的帽子，并强令他夫人与他离婚，他们夫妻坚决同甘苦共患难，度过了重重难关，是难得的坚强者。
他们强烈呼吁，希望中共当局重视人权，尊重人权，彻底否定“反右斗争”，向千千万万受害人赔礼道歉，还历史一个公正公义！
来源：争鸣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