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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周恩来曾是毛泽东顶头上司 掌握着毛的政治命运
主要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在九月间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中央九月来信虽然对毛泽东也作了某些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在政治上为毛撑了腰，给了他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红四军七大的这场风波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磕碰，还算不上真正的交手，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对两人的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周在政治上还有恩于毛，帮助毛度过了难关。
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
我们向大家介绍中共红四军七大前后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磕碰。内容主要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和女士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周恩来并不是从开始就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下，像小媳妇一样看他的脸色行事。曾几何时，周曾是毛的顶头上司，掌握着毛的政治命运。在红四军的内斗中，要不是周出来为毛转圜，把落选后撂挑子不干的毛请回来，由毛主导的中共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写了。
一九二七年中共被迫转入地下。从这时起，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开始在政治上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少年时代就熟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向往《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占山为王的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失败后，仿效历史上草莽英雄惯用的办法，率领残部开赴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建立了中共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首先认识到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环节是在农村。毛在以后的实践中开始离经叛道，大胆向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挑战，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战略的主张：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样一味搞城市的武装暴动。
与毛泽东的离经叛道相比，周恩来则显得循规蹈矩得多。他在领导南昌暴动一炮打响后，并没有跳出”城市中心论”的窠臼，像毛那样深入农村，就地闹革命，而是率军劳师远征，南下广东，企图攻占海口城市，取得苏联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结果兵败潮汕，不得不乘一叶扁舟逃往香港。
不过，南昌暴动的惨败，并没有使周恩来从此在政治上一蹶不起。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的为人，格外被共产国际所看重。这也是他能够长期留在中共的领导核心圈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为领导暴动失败而受到惩办，但毛却是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而周则只是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然后又被委以重任，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正式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在稍后举行的中共六大上被继续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周大权在握，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这样，周恩来便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前后大约有八年的光景。由于他们两人在中共党内所处的地位不同，两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大不相同。毛所领导的红军由于一直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因而事事处处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稍有不慎，就会招致重大挫败乃至全军覆灭。周恩来则被夹在莫斯科的指令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之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这固然是和周本人天性柔弱，富于调和有关，做事总是奉命唯谨，习惯于围绕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用他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话来说是”党内奴性”作祟；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当时形格势禁的结果–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按照中共组织原则，中共必须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是根据苏联的国家利益制定其策略的，并且总是根据联共党内斗争的风向，指令各国共产党开展各种反倾向斗争；也就是说，莫斯科刮什么风，中共党内就下什么雨。
在这种情况下，毛、周之间的角色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这并非是周恩来的本意，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再加上当时中共党内开展的反倾向斗争往往实行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做法，用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术语，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雪上加霜。毛、周之间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积怨便由此而来。
在红军初创时期，主要有两件事，一直令毛泽东日后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的。
一件是在中共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灰溜溜地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时间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间。这对于视枪杆子为命根子的毛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一大打击。这种下级党组织内部的斗争，远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并没有直接卷入，按说对此不应该负什么责任。不过，事情的起因却与他起草的那封中央”二月来信”多少有些干系。
还在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认为如果集中，不仅目标大，容易被敌人消灭，而且难于保障部队的给养，”会吃光农村里的最后一只母鸡”。回国后，周恩来便根据这一意见，于一九二九年二月间起草了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除了要求他们将主力红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外，还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说：”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作为相应措施，随后周还指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临时军委书记。
中央的”二月来信”致使红四军领导内部早已存在的分歧表面化，形成了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围绕着党和军队的关系等建军原则问题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人们对身为党代表的毛泽东大权独揽，搞”书记专政”的家长制作风表示不满。
当时还是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搞政治斗争的高明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因而人们对他个人还不害怕；另一方面却对他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颇有怨言。相形之下，朱德既有带兵经验，平易近人，人缘又好，所以更受人拥戴。在这种情况下，刚从苏联受军训归国的刘安恭，上海派他来当朱毛红军的第三把手。刘安恭发现毛挤掉了朱德，非常愤慨，说毛”抓权”，”书记专政”，”家长制”，”自成体系”，不服从中央”，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派”，而毛泽东是”反对中央派”。
红四军七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毛泽东落选后，一气之下索性撂挑子,跑到蛟洋”养病”。毛躺在担架上离开了红军总部，跟着他的有妻子贺子珍和几名亲信。其中一个后来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毛离开部队后，便着手跟朱德捣乱。他在朱德的队伍里有个同谋：林彪。林的自尊心极强，绝对不能忍受批评。朱德作为上级批评过他，他对朱德怀恨在心。林上井冈山后不久，毛就开始拉拢他，说的话都是顺耳舒服的，还单请林去演讲。毛、林从此建立了特殊关系。
一九二九年七月底，国民党军队进攻。作为军事指挥官，朱德制定了作战计划，令所有部队在八月二日集结。但时间到了，林彪却不见踪影，他跟毛和毛控制的闽西红军待在另外的地方。这两支部队合起来差不多占红军(当时有六千多人)的半数。朱德只得率领一半的兵力反击国民党军。虽然朱德没受到太大损失，但半数红军不听命令，总不是个办法。在这种分裂的状况下，朱德指望中央给他拿主意。
这时党的总书记是没什么能力的向忠发，莫斯科任命他纯粹是基于他出身”无产阶级”，当过水手、码头工人。中共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做决策的是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这些外国人执掌着中共的财政大权，一分一毫都由他们说了算。
周恩来直接处理朱毛问题。根据莫斯科驻华代表的指示，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各打五十大板。尽管他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更熟一些。
主要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在九月间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领导内部的这场风波作了结论，并要求：…….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中央”九月来信”虽然对毛泽东也作了某些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在政治上为毛撑了腰，给了他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毛本人也识时务地趁机转圆，重返军中。借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之机，毛泽东在红四军中重新站稳了脚跟。这对毛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因为红四军是当时中共军队中最精锐的一部分，也是毛日后赖以打下红色江山的最大本钱。
红四军七大的这场风波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磕碰，还算不上真正的交手，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对两人的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周在政治上还有恩于毛，帮助毛度过了难关。
来源：S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