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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林辉：中共当年盘剥延安人 被骂响雷“咋不劈死毛泽东”
作者： 林辉
2007年4月，大陆《学习时报》的文章《毛泽东在延安两次“挨骂”的史实》中自爆了这样两件事：1941年6月3日，外面下着雷阵雨，中共在礼堂内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一道闪电，一声炸雷，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触电身亡，另有7人受伤，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该农民遂借机发泄不满：“老天爷不睁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咋不劈死毛泽东？”
延安大生产运动，种植罂粟，制造鸦片。（大纪元配图）
被中共视为“红色圣地”并让被洗脑的国人顶礼膜拜的延安，其实充满了无数罪恶。比如毛泽东在此通过“整风运动”，一方面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炮制了大量冤假错案，迄今有多少人遇害依旧是个谜，而运动也为文革做了预演。
比如中共为了自身生存，在南泥湾大量种鸦片，卖给国统区，赚取金钱的同时，戕害自己的同胞。比如中共今日的特权制度就开始于延安，当时的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比如中共媒体炮制了不少谎言，包括中共要拥抱美国的民主，让中国人享有自由。再比如，毛暗害了陕北人都尊敬的领袖刘志丹……
而当年中共对延安人的横征暴敛，也曾让中共遭到了普通老百姓的诅咒，这样的诅咒如果让当下的中国人知晓，一定心有戚戚焉。
1935年底，被国民党四处围剿的毛，率领残部终于在陕北延安落脚。一年后，在中共的策划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军事叛变，拘捕了前来西北视察的蒋介石。国民党被迫同意“国共合作抗日”，并将中共军队纳入政府军，改称八路军和新四军，由国民政府拨给军费，每月60万法币。当时法币的价值较高，1元可兑银元1元。
当时，除了国民政府的军费外，中共每月还会收到共产国际的资助，大部分是通过苏共地下党员宋庆龄转交的。中共将这两笔钱主要用在购买军火和军需扩充实力，以及高层挥霍和搞统战阴谋上。
由于中共的策略是假抗日，真打国民政府军，时常搞偷袭，这让国民政府非常厌恶。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停发了军饷。在事件平息后，经中共据理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1940年八路军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不过，国民政府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因国共合作协议中的12个团变成120个团，到当年10月，国民政府暂时切断了对八路军的供应。12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称为叛军，也被断了军饷。
大陆出版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一书中的文章《陕甘宁边区是怎样“休养民力”》一文透露，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计16，405，340元法币，平均每年400万元。中共用国民政府的钱壮大自己后，不去抗日，反打政府军，中共是什么货色由此可见。
由于中共将钱主要用于扩充军力、高层享受上，因此军队和机关的补给就要由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承担。中共在当地征收的农业税完全可以用“横征暴敛”这个成语以蔽之。
当时的农业税被中共称为“救国公粮”。1937年征收了1.4万石，到1941年就增长到20万石，几年之内就翻了十几翻。除此而外，农民还要交所谓的“公草税”，就是马料税；买卖牲口要交牲畜买卖税和斗佣，养羊也要交“羊子税”。而对于一般的商业活动，中共还要征收入境税、出境税，各个地区还要征收过境税，而且还要交产销税和营业税，使得百姓根本无法正常经商。
按照中共官方的记载，1939年其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1940年则大幅增长，税收196.4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公产收入0.5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中共对延安人的盘剥由此可见。
然而，中共对边区百姓的盘剥并不限于此，其还垄断了边区的经济命脉，一方面把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垄断起来，除自需外，还向社会高价出售，赚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控制了鸦片的种植以及盐和鸦片的贩卖。过去，老百姓为了增加收入，曾零星种植鸦片，但中共不仅控制了鸦片的种植，还扩大了规模，所谓的南泥湾好风光说的正是遍地鸦片。关于中共种鸦片并卖往国统区的内幕，笔者之前已经写了几篇还原文章，在此不赘述。中共在盐和鸦片方面的收入，显然不可小觑。
雪上加霜的是，自1940年开始到1942年，陕甘宁地区及附近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地区1940年遭受水、旱、风、雹的侵袭，受灾面积4298，312亩，损失粮食235，850石（每石300斤），受灾人口515，145人；1941年，受灾面积603，558亩，损失粮食47，035石，受灾人口90，470人；1942年，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其中，1940年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人民生活艰难至极。
自然灾害加上中共的盘剥，让被中共欺压、负担沉重的老百姓内心充满了愤恨，有的人甚至公开咒骂中共，甚至毛。
2007年4月，大陆《学习时报》的文章《毛泽东在延安两次“挨骂”的史实》中自爆了这样两件事：1941年6月3日，外面下着雷阵雨，中共在礼堂内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一道闪电，一声炸雷，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触电身亡，另有7人受伤，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该农民遂借机发泄不满：“老天爷不睁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咋不劈死毛泽东？”
中共保卫部门听说后，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XX”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毛听说后，阻止了保卫部的行动。
另一件与此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欲绝，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等。伍兰花后来被抓了起来，其命运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民间传据毛自己说，有一次，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的公粮负担重。”
可即便知道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感，中共为了自身利益，依旧没有放弃对农民的盘剥。1941年10月15日，中共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200，000石(1940年则是97，354石）。此后，真实的公粮数字中共再也没有公开。有文章指，1942年和1943年，中共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起码少说了两成。延安人，尤其是农民对中共的厌恶可想而知。
中共建政后，中共在宣传中故意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中共高官谢觉哉在1944年2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宝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而交不上公粮，就被中共视为抗捐，就是破坏抗战的“反革命”，不但要游街示众，而且要遭受拘禁等刑罚。
看看中共在延安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1949年后找到相同的实例：横征暴敛、残害百姓、洗脑、暴力打压、谎言欺骗……。这样的事实，让那些认为夺取政权前的中共是好的，是为人民着想的，是否该清醒了呢？实际上，中共从其成立之日起，其就以假、恶、暴行于世间。而被中共欺骗、欺压、侮辱、迫害了这许多年的中国人，有多少人发自内心地憎恶中共，有多少人在暗中诅咒，盼着其早日灭亡？
至于毛在建政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却没有再踏入呆了13年的延安一步，实属反常，大概也是知晓延安人对其的诅咒，而在中共洗脑下，去延安等所谓“红色圣地”顶礼膜拜的中国人，还是听听当年延安人对中共的真实想法吧。
参考资料：1、《毛泽东在延安两次“挨骂”的史实》
2、《陕甘宁边区史》
3、《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使用概述》
4、《谢觉哉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