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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的原罪?还是中共的罪恶?

2020年01月18日 7:24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 陈岚

土地——这不能自由流转的土地,仅仅是虚握在手的土地,让六十年的农业人口付出三代人命运的土地,在当下,成了炙手可热的资源。他们的土地,以公有制的名义,在多少个县城和乡村,被暗箱交易?

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的那一刻,降生在乡村和降生在城镇,他们在中国,就注定了命运之迥异。

一切开始于1949年。

土地改革之后,曾经短暂地实现过均田地的梦想,旋即又被合作社消灭。而为这个类似“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承诺,让他们交出的是自己人身自由和后代的自由。在土地上前所未有、移植于前苏联的户籍制度,将一个国度里的人,分为了天然的两种:农民和居民。

农民被固定于以公社、生产队为营地的集体农庄中,成为不能自由迁徙、不能自由择业的一个特定人群,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将世代为农庄效力,耕种不属于自己的田地,按照劳力的付出和收成的好坏,领取聊以维生的口粮。就实际拥有的人身权利来说,并不优于俄罗斯庄园主隶下的农奴。——只是,他们属于

1959年起,三年大饥荒中,大批的农民死去,并不是因为传说的自然灾害,亦不是因为真的没有粮食,而是为大跃进和放卫星买单,农民被征收了过头粮,为了凑足征敛数额,连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夺去。他们饿死的时候,很多县城和生产队的粮仓,是满的。而农庄的人身依附条款,禁止他们自由流动,在过去,人在饥荒中还可以外出逃荒,但在那恐怖的年代,死神借助严格的人口监控制度编织成无所遁形的罗网,大批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们活活饿死在自己的村庄里。村庄周围的树皮草根皆已剥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觅食,饥饿的母亲煮食自己的孩子,人们甚至将下葬的死者挖出来割食。仅仅河南信阳一区,就饿死100万人。

身为农民,剥夺了自由就业的权利,政策制定的剪刀差,让他们注定在医疗、教育、交通、资讯等一切社会福利上,都几近于无。

一张城镇户口,曾经可以决定多少人的一生?婚姻、上学、就业、疾病、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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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时间里,农民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考取中专以上学历——转户口。而这样可怜的机会,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实施,农民子弟越来越上不起学,而那昂贵的大学里,真正能够给孩子们提供真才实学、就业技能的空间是如此狭小,和真实的社会又如此错位,使得读书不仅仅成本高昂,还成了一项只有投入而回报渺茫的投资。

高涨的房价,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也截断了故土在遥远的乡村的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在城市居留和生存的最后希望。

乡村,已经沦陷,城市,如此陌生。

生育不能自由,亦无养老保障,是农民付出的另一个代价

强制计划生育从8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农村至少制造了3000多万的流产、引产。城镇人口的节育,当时有国家养老政策的保障(现今也终于明白:养老不能靠政府),而对农民来说,无论是传统还是现实,没有儿子,他们在农村就是无法实现养老。

迄今为止,农村女性人口一旦出嫁,她名下的土地就会被收回。这样现实而残酷的政策摆在这里,他们怎么能不千方百计地要一个男孩?对女性胎儿、女童的歧视,在这之后,上升到了顶峰。层层压力递到最弱势的群体身上,中国女性的自杀率居世界第一位,而其他国家,普遍是男性自杀率居高。多少农村女性一头受着计生政策强制堕胎的威胁,另一头又受着家庭必须要求生出男婴的催逼。

随着人口出生中性别比上升到男女比例在2011年高达118.06/100,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产生3700多万的单身男性人口,注定找不到适龄配偶。

改革之后,当现代工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人口时,农民被从土地上释放出来。他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身分:农民工。在城市的各种角落里,他们透支健康、青春、安全、体力,创造出带血的GDP,创造了高额的税收,但这城市的繁荣和福利,与他们无关。最初的那些年,他们还需要向城市的一些临时工管理者们,缴纳近乎讹诈的各种费用,接受各种屈辱的盘查、驱逐、和囚禁。若非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悍不畏死挑战整个收容制度,最终以生命的代价,促成了该恶法的废除,城市里的民工们还要为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原罪,付出随时可能被拘禁的代价。——你是农民,这不是你的土地,你只是暂住。

家乡,已经沦陷,漂泊,如此苍凉。

原罪远远没有救赎。农民们为这个人口制度付出了5800万的留守儿童。这些孩子注定和父母分离,无法享受父母庇护下的亲情、安全和教育。

与此同时,在城市中无法立足的高污染项目,纷纷向乡村转移,举目华夏大地,已无法见到清澈的河流、干净的池塘,翠绿的山岭被砍伐抛荒,挖矿炼矿,癌症村和化工园区应运同生,若一一标注,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地图上,将不忍目睹。涸泽而渔的大小采矿业毁灭了山岭、河流、甚至草原。我在年初回到我父亲成长的乡村,那是江苏一个富庶的村庄,村民们满足于富裕起来的生活,但没有人留意,村庄周围的河流漂浮着令人作呕的垃圾,工业污染将水变得漆黑,而他们的饮用水,就是附近的乡村水厂,在这样的河流里取水加工,流入他们的生活。

没有人向为此透支了家园、环境、健康和未来的农民们付出补偿,、先心病、各种畸形的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每年以惊人的数字在中国增长,农民家庭居多。谁,为他们买单?而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们,因为从事各种几乎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的高危工作,与粉尘、与苯、与油漆、与高空、与煤窑,与各种注定要短寿的职业搏命,熬苦挣扎,淘取微薄的血酬。

土地啊,亘古洪荒不变的土地,是当初他们成为中国的农民,中共写给他们的卖身契约中最重要的条款。

土地——这不能自由流转的土地,仅仅是虚握在手的土地,让六十年的农业人口付出三代人命运的土地,在当下,成了炙手可热的资源。他们的土地,以公有制的名义,在多少个县城和乡村,被暗箱交易?自己、父辈、祖辈一生的农民,赖以为生的最后的凭依,三文不值二文地被强迫变卖,拿到手里的补偿款,远远无法支持他们能在城市的边缘安身立命。

为了对抗隆隆开来的工程车,2011年12月25日,乐清一个誓死保卫村庄的村长——钱云会,因”车祸“身首异处,死不瞑目。

而就在9月21日,同样是为了捍卫土地,另一个家庭,辽宁盘锦的一个家庭家破人亡。是什么原因,让王树杰这户四口之家,能够在自己身上浇上汽油,要去和拆迁者同归于尽?警察来了,据说是为了制止纠纷,而王某一家袭警,警察为了保障自己人身安全,开枪了。

为什么每一次拆迁冲突中,警方都是和被拆方起冲突而不是和强拆方冲突呢?而公安部不是有文件下发,明文禁止警察参与地方拆迁么?如果真的施工方需要强制拆迁,为何不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是自己强推然后警察到场,对着反抗的那一方开枪呢?

土地,已经沦陷,劫夺,如此残酷。

一个农民的原罪,真的只是他们自己救赎吗?

在近十年中,城市文化和涌流而来的农业人口发生剧烈的碰撞,大到社会治安,小到家庭婚姻,裂隙如查林杰海沟一般深广。城市文化中最典型的”凤凰男“小说,就是反映农业人口出身的农民子弟,和城市女性婚姻中不可调和的差异与伤害。但有没有人想过,这一切,有一个原罪,原罪始于最初的户籍差异制度。城市人口毫无疑问地享受了政策的倾斜,乡村人口被隔绝在现代文明福利之外,当他们有机会进入城市生活时,欠下的债,会在一个一个个体身上,以不同的悲剧或喜剧的方式来讨还。

而5800万留守儿童,他们失学、失学之后是流荡乡村城镇,再之后是失业。那些赤贫、没有教育机会、也没有改变人生机会的年轻人,还注定找不到配偶,数量如此巨大,当城市的流民增加到一个数量,城市势必为此付出犯罪率高升的代价。我的一个80后朋友春节回到四川的家乡,惊讶地发现,一个村子里,就有至少两个同龄人,犯下了杀人重罪。

最终,整个社会都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许在GDP和地方财政收入上,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光彩的数字,而社会为此付出的其他层面的成本,将是这些数字远远无法买单的。城市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地域歧视、文化冲突,人心之间的猜忌、戾气、恶意,陌生人社会中的无序、冷漠、自私,在无序和不义的环境中,越来越强烈的丛林法则和原始复仇欲望,都在重创这个社会,也在重创未来。

须知,在这个荆棘遍地的世界上,没有人是单独一个人。居住在高楼里也好,流浪在桥洞下也好,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链接着每一个人的命运,或偶然、或必然,没有人能够逃离。

故乡,已经沦陷,世界,如此绝望。

这条鸿沟若不填平,所有人都将为原罪,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的农民,是他们本身就有原罪,还是中共强加的罪恶?

(本文有删改)

来源: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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