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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晚年熊十力：痛哭中国文化亡了
作者： 朵渔
1966年夏，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国家病矣！独自一人，面容悲戚、跌跌撞撞地走上街头或公园，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亡了！”走累了就席地而坐。然而，街市攘攘，人人自危，没有人理会他。
生活虽安定，熊十力的心底却是孤独的，落寞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很少行世，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成了一个“落伍”的人，拒绝“进步”，拒绝“热闹”，拒绝“改造”。中国哲学会请他做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
北京：改造了就不是我了
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书生甚感兴奋。
抵京后，政府先将他及其义女安排住在交道口附近的五间北房，房子是由董必武预先租定的，家具齐全，甚是宽敞。住了两三个月，他嫌院子嘈杂，无法写作，写信给董必武要求调换。此后又搬至护国寺大觉胡同12号，但也未住多久。最终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内，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原为皇亲贵族居住之地，建筑古朴，出门不远就是后海，恬静优雅，风景宜人。
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怕自己不习惯科学院的治学方式，毕竟科学院仍是过去老中央研究院的一辈人，“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自己的北大老巢，按老规矩去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他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50年代初期，熊十力的生活是安定的，其生活方式也在他原有的轨道上延续，并未受到多少干扰。窗外的世界已很热闹，一派新气象，大家都在一种激情感召下建设新社会。他却不为所动，依旧独居，读书，写作，在家授徒。熊氏居处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熊与董必武是湖北老乡，也是辛亥老同志，年纪相仿，相处融洽。熊有事必找他，董便跟他开玩笑说：“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副主席了！”熊一笑了之，有事照找不误。此时已身居高位的郭沫若也常来拜访，二人谈经论道，交谈甚契。郭希望熊十力能不断有大作问世，以“领袖学界群伦”。
然而此时，熊十力的心底却是孤独的，落寞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很少行世，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曾在信中对老友说：“吾常愁苦一室当中无人可与言斯学者”，“吾之学，百年之后能否有人讲，甚难说。吾书恐疑难存下去”。他成了一个“落伍”的人，拒绝“进步”，拒绝“热闹”，拒绝“改造”。中国哲学会请他做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
1950年，一向不问政治的熊十力写出《与友人论张江陵》一文，批评张居正“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之举与秦始皇之焚书无异，并以此引申说：“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界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政改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也。”他还写信与老友梁漱溟论道，指出辩证法的根底在斗争，而大易之学却是以仁义为常道。1951年，他又写出长达六万多字的《与友人论六经》，论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为唯心论伸张。“余常设想，今当舍旧图新。不守其故而新生，则诚然矣；不用其故而新生，恐不应理。”顺此思路，他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渐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并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信中的意思很明确，不知熊是否读透。
1951年6月，熊十力写信给老友蒙文通，颇有孤独之感。当时士人，皆多少改造为马克思主义者，天下“确乎不可拔者”已不多。老友梁漱溟俨然已成社会活动家，心思已不在学术上；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落马，正在接受批斗；而弟子辈也多攘臂运动，“不复奉教”矣。此时，他却与老画家齐白石结交上了。熊氏义女仲光正随白石老人学画，白石老人也很佩服熊氏文采，曾请其为老母写祭文。
自1951年起，熊十力便集中精力删削《新唯识论》的语体本，1953年冬，由董必武协助印行。此前，他的那几本小册子都是自费由大众书店帮助印刷的。1954年又写成《原儒》上卷，写完后，已是深秋，冬季临近，该是南迁的时候了。此时，政治空气愈加左倾，老朋友们或被打倒，或被边缘化，逐渐在学界失声。贺麟和冯友兰改宗了，不再“接着讲”圣贤学问；1953年，生性耿直的梁漱溟因直言相谏，不知轻重的讲话气得毛泽东拍桌子：“你是放毒！”自此，梁先生再没有发言的机会了，被晾在了一边无人搭理。马一浮也重新开始了隐居生涯，虽对新时代偶有感动，但分明找不到自己的调子。
上海：衰年之苦，莫大于孤
熊十力孤身一人住在北京，除去孤独外，更让他难耐的是北方漫长的严冬。他开始思念南归。1953年冬，他写信给刘静窗，说自己想回上海，但又不想跟儿子一起住。到了1954年，熊十力终于无法忍受北方的严寒与孤单，遂于年底移居上海，住在儿子身边。儿子熊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这使一生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适应，只得另觅住所。当时陈毅在上海做市长，熊十力为房屋之事写信向陈毅求助，陈马上回信并着人解决，信中说：“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陈毅喜欢与学人打交道，对熊十力多有帮助。有一次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号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陈毅深受震动，后来有一次在给上海高校的教师作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1956年6月，熊十力搬进了淮海中路2068号一座二层小楼里，这里环境幽雅，适于写作。他雇了厨师和助手，继续过其独居的生活。同年，全国政协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熊先生原不在邀请之列，他的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请熊十力为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此时熊正在洗澡，他说：“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坐当日火车前往。在这次会上，他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并连续当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但他只是政协的“三到”委员：开幕到、闭幕到、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呆在宾馆里与朋友聚谈。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书出版后，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熊仅取稿费之一半。此后，他开始写作《体用论》、《明心篇》等书，未及完成，便疾病来袭。此时，74岁的熊十力也从北大退休了。他在记事本上写道：“本月(1958年10月)北大名义解除，由京政协会照顾生活，暂时照北大原薪三百四十五元。”此时，老人的心情是落寞的，他一生以师道自任，与北大有着不解之缘，一朝离开，自是痛苦。师道名义解除了，已近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将全副的心力用于著述。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明心篇》之后，是他“衰年定论”的《乾坤衍》。此书20余万字，刚写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熊十力拼了老命，终至完成。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至此，前后七八年间，熊十力以老迈之身，潜心著述，凡130万言，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冯友兰说：“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20世纪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梁漱溟说熊十力“晚年一顿能吃一只鸡”，言其身体之好。事实上熊十力晚年大病不断，很多著作都是因病体难支而时有中断。梁漱溟批评熊十力“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例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即其著笔行文的拖拉冗复，不即征见出思想意识的混乱支离乎。”持论不无道理，但考虑到熊十力晚年景况，批评可谓过严，他说：“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吾不敢有负于四十年交谊也。”
晚年，熊十力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因此，他经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一下自己的近况，遇有运动，也难免表一下态。如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信中有“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信中有“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问题、吃饭问题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粗面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写信给统战部，“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并说“素承厚意怜念老人，故敢常扰。”统战部12月5日向上级请示：“拟同意送母鸭一只，请核。”领导批曰“同意”，于是，12月9日，熊十力得到了一只肥母鸭。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熊十力陷入无限孤独中。1961年，他在给刘静窗的信中说：“欲晤谈，膝头软，不堪动。又怕冷。夜半寒风入户，被单絮破，凄凉无限，清眼望尼山。”然而到了1962年，被熊十力称为“慰孤老，相依为命”的弟子刘静窗也离世而去。熊十力非常伤心，他在致弟子唐君毅、牟宗三信中说：“平生少从游之士，老而又孤。海隅嚣市，暮境冲寞，长年面壁，无与言者，独有一刘生(刘静窗)时来问佛法，年才五十，今春忽死去。吾乃真苦矣，当从赤松子游耳。”此后，他再也无力于大著了，只是写点随笔以遣寂寞离愁。
最后时刻：为中国文化而哭
1964年，春夏间大病。年底，去北京开会，对毛泽东“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一说颇感兴趣，写下心得送了上去。1965年，董必武写信给熊，表示“兄之治哲学之背景，不仅弟理解，吾党之士亦多能理解也”。并寄来《毛泽东选集》四函、毛主席哲学著作四篇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大字精装本各一函，让其“慢慢阅读”。这些书均是周恩来花钱买下的，是为老年人阅读方便。
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自己的老师时发现，熊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两位王先生：王船山和王阳明。此时，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岌岌可危。他的著作也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判，无人以对，唯与古圣先贤心仪神交，稍可慰藉。他晚年为自己订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衰年求静，聊以卒岁。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可见其晚年心境之凄凉！
1966年夏，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国家病矣！随之，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了，书籍、手稿、信札，或被撕，或被烧，或被查封；人被轮番批斗，复旦小学和建新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没日没夜对一个81岁的老人使虐，并勒令交代“历史问题”，限期交出来；住房被造反派的头目们霸占，老人被勒令搬出寓所，同时，就连青云路儿子的家也被查抄，父子均遭批斗。他有些看不懂了，拒领政协每月发放的工资，以示抗议。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竟命令已83岁高龄的老人跪在高台上，开群众大会批斗、辱骂。这对一生孤高气傲、睥睨风云的熊十力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陈毅、董必武写信，对运动提出批评，硬让家人寄出去。无处说话时，他经常在很多小纸条上写些抗议的话语，甚至写在裤子上、袜子上，独自一人，面容悲戚、跌跌撞撞地走上街头或公园，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走累了就席地而坐。然而，街市攘攘，人人自危，没有人理会他。
1968年，熊十力一度绝食，以求速死。春夏间，患肺炎，高烧不止，不肯服药。病情好转后，又患感冒。因大便用力过猛，心力衰竭，1968年5月23日上午，一代大儒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路程。
来源：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