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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了一个月的粮票而自杀

2020年08月26日 7:25 PDF版 分享转发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

真饿呀!大家见面就聊定量,聊解饿之道,聊做饭的技巧,希望用二两大米做出三斤干饭;交换着哪个饭馆馒头个儿大,那个饭馆面条给得多的情报。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一辆拉尸体的车,也看不见成群的要饭的,更没有倒毙在闹头的饿殍……表面上看,远没有十月革命后那段困难年代恐怖。但饥饿感深深地笼罩在北京人头上。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几乎没有什么吃的可卖,连糖块都很少有。卖菜的地方更是空空荡荡,往日从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昔日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分配供应,每户只几棵,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拣。每人一个月凭本可以买二两白糖,以补充热量。另外,每人每月供应半两糕点,凭点心票买。火柴、猪肉、细盐、淀粉、碱面、肥皂、芝麻酱、粉丝等,全都要购货本,定量供应。过新年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外汇。

晚上七八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初一时,学校宿舍离西单很近)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学校体育课停上,生产劳动课取消,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班里取消一切课外活动,全校大会不再举行,反修报告也听不到了……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连班会也很少开,务必让学生们早早回家。据老师说这是市委指示:要劳逸结合。

我常常不到上第三节课,肚子就开始咕噜噜响,脑子里全被食堂的馒头、米饭、红薯面窝窝头所占满。到第四节课时,饿得根本听不下去课,连有些女生也不例外,屁晃来晃去,坐不住,好象椅子上有钉子。上第四节课的老师都非常通情达理,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从不晚下一分钟。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象一群小鸡一样飞快地朝食堂跑,快活地大喊大叫。

吃饭时,按每人报给伙食委员的两数吃。有人三两,有人四两。我中午是四两,早晚三两。吃完后,仍觉得饿,要把碗里的菜汤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也不放过。离开饭厅好凄凉,看着别人还在吃着,无比的羡慕。饭厅里总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非常温馨。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四两饭五分钟就吃完,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技巧。吃得快,才有饱感。胃突然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填食物更有吃东西、装东西的刺激。吃完赶快离开饭厅,省得看人家吃眼馋。回到教室,又得熬漫长的钟点吃晚饭。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饥饿感觉最少,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试过二四四(早二两、午四两、晚四两),但上午要上课,早晨二两不够;又试过四三三,也不行,中午少吃一两,那感觉就大不一样,好象没吃饭。一五四试过、三三四试过……最后,经过反复实验,还是采用了三四三的吃法,(早三两、午四两、晚三两),觉得这最适合自己。为了解饿,我还试过早饭时,把一个馒头换成两碗粥。连喝三两粥,当时是觉得饱了,但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人都饿得头昏眼花,每人都不够吃,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象保护金子一样,小心翼翼地保存。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是全国通行的规矩,没粮票寸步难行。亲戚朋友之间,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算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啊!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能比丢十块钱还糟糕。真的,在大街上你要乞讨钱,或许可能会要到一两毛,你要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还记得有同学说她的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粮票而。同学间为二两粮票而翻脸打架的时有发生。连买豆芽、豆浆、豆腐脑也要粮票。领粮票时,要一斤一两地数清楚,比到银行取钱还小心。这年头,粮票太宝贵了,谁也不敢大意。

每星期六回家,家里的首先管我要粮票,吃两顿饭给半斤,吃三顿饭给一斤。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在家吃饭,每顿饭一人一碗米饭,我根本不够吃,可又不好意思说。不敢在面前伸手要吃的,害怕碰钉子。

父母有钱,常常买些高级点心补养,但他们很少给我吃。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豆腐、黄豆、饼干等。屋里有个电炉子,每天早晨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从没有给我尝过一口。父亲曾对我说:“你不要有任何特殊化的思想。我们吃,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待遇,现在你回家吃饭,吃的很多东西都是对我的特殊照顾,不要不知足,要艰苦朴素,不要讲吃讲穿。”凭良心说,家里吃的是比普通老百姓好一些。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老是馋得慌。父亲说:“吃饭吃七成饱就行了,吃得太饱活不长。”可我只想吃饱饭,不想活得长。人挨饿的时候,最迷恋的是吃饭,顾不上长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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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月有节假日,能多退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比如,在家吃三天零一顿的饭只交三斤粮票。但保姆精明的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她一顿的粮票,她一个月都忘不了。姐姐小胖也常为粮票的事和这保姆吵架,每逢发生了这样的事,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让我们小孩必须遵守交粮票的规矩。父母从不想想我们为什么不给家粮票,根本不管我们饥饿与否。说穿了,他们就怕自己的那点粮食被孩子多吃一口。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的、冷酷的界限。起码我们家是这样。

这个保姆五十多岁,年轻时很漂亮,是一个大官儿的三太太,酷爱抽烟。她会奉承人,把父母拍得晕头转向,所以她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孩子吵。她刚一见我面时,因为我不爱说话,她赞誉我是“贵人不出语”。把我夸得天花乱坠。现在,她说我是“剥削阶级、吸血鬼、损人利己。老想方设法少给家里粮票,剥削家里的粮食。”她真是铁面无情,无论谁来了,不给粮票就不给饭吃,毫不含糊,跟饭馆收钱的一样。记得白杨的小孩安美,那时常来我家。有时她没给粮票,保姆就真的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锁起来,象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家里吃饭,有几个人,做几碗饭,一点不多做。母亲偶尔善心大发,指示保姆把家里的一些剩菜给我装到瓶瓶里,让我带到学校。但粮食却绝对不多给,半个馒头的便宜都占不到。我和父母的隔膜,这时可能更深了。在我饥饿的时候,父亲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句“吃饱了吗?”他不敢问。他知道,我要是告诉他饿,他也没办法。他不会把他自己的吃的给我。垃圾箱里,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食品包装、高级糖块纸、鸡蛋壳……我知道,他们每天都躲在北屋里偷吃高干的特殊补助食品、高价点心、高价果脯。但小时奶奶教育过我,人穷要穷得有志气。我再饿,也没有向父母要过吃的。饿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到姑姑家吃顿饱饭。

姑姑家虽然穷,家具简陋,碗是粗碗,筷子是大众的筷子,厨房里有股馊菜味儿,远比不上父母家的高级、干净、宽敞。但这昏暗的两间小屋,却比父母的家更对自己有吸引力。因为饥饿的人,最想要的是吃饱饭。不是笔直精细的象牙筷子,不是细花瓷碗,不是古色古香的家具。

来源:《血与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姑姑把我从婴儿带到四岁,对我有一种亲生儿子的感情。她后来跟我母亲关系恶化,我猜,潜意识里可能是因为母亲把我从她怀里抢走。

去姑姑家蹭饭吃,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渐渐引起了姑夫的不满。姑夫是个传达室看门的,人很老实,本来对姑姑言听计从。时间长了,对我白吃他们的饭,不交粮票越来越有意见,开始和姑姑争吵。但姑姑总是护着我,说我小,正在长身体。最后,发生了两笼屉窝头团子的事。

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很冷,我饿得要命,心想晚上只有三两粮食,怎么解饱,就又垂涎起了姑姑那个小小的家,我虽然老有惭愧感,觉得自己吃姑姑太狠了,可还是管不住自己。因为姑姑家是我唯一可以敞开肚皮吃饱的地方。我到姑姑家去吃晚饭,有两个好处:一可以吃饱,二还可以给自己省下晚上的三两粮票。我就步行了二十分钟来到了姑姑家。

这时大约五点来钟,姑姑还在托儿所工作,没下班。她把房子门为我打开,就继续看孩子去了。而姑夫那天值班,不在家。我本能地走进厨房,一眼发现姑姑蒸了两笼屉玉米面团子(有菜馅的窝窝头)。人在饿的时候,对粮食的嗅觉好得要命,这黑黑的棒子面团子,散发出浓浓的芳香味儿,令我馋涎欲滴。心里暗暗祈祷:“姑姑啊,对不起了,我实在饿得不行。对不起了!”毫不犹豫地拿起一个,狼吞虎咽地吃掉。吃完一个,饿得更厉害,接着又吃了第二个。这两笼屉窝头团子是姑姑一家三口的晚饭啊,可我却什么也顾不上想,好象快饿死的人见着了吃的,除了吃的本能,其他理性全丧失。至今,那窝头菜团子的样子还记得很清楚:黑褐色,槐树皮一样粗糙,外表虽难看,却好吃极了。我本来就想吃几个,给他们剩一点,但一吃起来,就控制不住,吃完一个,还想再吃一个,吃完下一个,还想再吃下下一个……好不容易有个吃饱的机会了,怎能罢休呢?我心里念叨着:“姑姑,对不起了,我实在是太饿,管不住自己。”很快就消灭了一笼屉。

如同溃破了的堤坝,我一吃起来,就不可收拾,完全失去自制力。虽然已经饱了,还想再吃。似乎多吃一个,就多一分安全感。什么礼义廉耻,什么仁爱孝悌,全置之脑后,脑子充满了窝头,充满了渴望吃东西的激动。结果不一会儿,另一笼屉的菜团子也全都给吃光,足有二斤多!吃完了,我才觉得自己很缺德,这是他们老两口和一个儿子的晚饭呀!但人一饿,就顾不上德了。我给饿成了一头猪,在疼爱自己的姑姑面前,露出赤裸裸的贪婪本性,除了吃,别的全不顾。

当我吃完后,姑姑也下了班。我看着姑姑那消瘦的脸庞,蜡黄的皮肤,开始感觉惭愧。我低声地吞吞吐吐地对她说:“姑姑,我实在饿,把笼屉里的窝窝头都给吃了。”

姑姑惊讶地睁大眼:“什么,两笼屉都给吃了?”

“嗯,都给吃了。”

姑姑看见我那么认真,知道这是真的。她一点也没有责怪,表情安静,眨巴眨巴眼睛,不在乎地说:“吃了就吃了吧,没关系。”裂着嘴干笑了笑。

我想哭,但哭不出来。我要有姑姑这样的母亲该多好!

姑姑关心地嘱咐:“你可别撑坏了啊,要少喝点水。听见没有,别撑着。唉呀,可怜我的儿啊……”

我紧紧握着姑姑的手,感激地望着她。“姑姑,那我就走了,还得上晚自习。”

姑姑与我握着手,一步一步送我到门口。我象犯罪了一样,生怕碰见姑夫,赶紧溜走,消失在寒冷的黑暗中。

姑姑对我来吃她的饭,从没有一点点怨言。她真是为了子女可以把自己完全牺牲了的母亲。多年后,她在我和父亲的矛盾中,虽然站在了父亲的一方,与我疏远。但我对她的养育之恩,救命之恩,却终生也忘不了。

她那时刚刚四十来岁,头发已经全白了。她瘦的象个骷髅一样,两个眼睛陷在两个深深的黑窟窿里,非常可怕。她干瘪的胸脯都没有我的鼓;脸上的皱纹深的吓人,颧骨突出,象两个瘤子……却任着我伏在她单薄的身体上吸她的血,补养自己。用她的血肉支持着我的自尊。

姑姑真是比母亲更象我的母亲。

在自己家里都吃不饱,在学校就可想而知了。成天饿,下了课就上街转,寻摸着有什么吃的可以买。因我们学校在城里,又是住校,根本没地方搞吃的,除了到姑姑家蹭饭,就只好挨饿。

粮票重要,但钱也很重要,如果没钱,万一碰上卖吃的,也买不了,只好挨饿。我每月大约是八块钱。为了使自己能富裕一点,就骗母亲说是十四块。这样除了母亲给我的二块钱零花外,我每月能多有六块钱。但有时当母亲对我好时,望着她慈爱的目光,我不忍多骗她的钱,就少骗一点,说十二块,有时又说十三块,月月都不一样。好象少要她两块钱,心里就踏实一点。这样就露出了马脚。

我干坏事还讲良心,当然很蠢。母亲开始怀疑,让父亲到师大附中去问。父亲先找了我的老师,后又找了学校食堂管理员。一问才知道伙食费根本没这么多,我每月都多管他们要六块钱!这件事当然不光彩,即使是骗自己父母的钱。

记得,我还偷过宿舍同屋的吃的。那时,我放在褥子底下的几本新买的书,如《柯楚别依》、《恰巴耶夫》等都不翼而飞。我气得要命。当时宿舍里就我和徐赤裔(当时石油部长徐今强的儿子)。我没有任何根据就怀疑是他偷了我的书。他的枕头旁边或床底下,常常有大鸭梨、大苹果等水果。我既怀疑他偷了我的书,就心安理得地偷他的水果吃,以此报复。一次,我在他的枕头旁发现一个小孩脑袋那么大的梨,大得出奇,被我偷偷吃掉。他好象不象我这么饿,也不在乎丢吃的,见了我还笑眯眯。我偷吃他东西的借口是他可能偷了我的书。每逢自己饿了,就到他的床头乱翻,看看有没有吃的。

我是这么矛盾,一方面热心地看英雄的书,贪婪地读有关反修的文章,满脑袋革命,一方面又偷别人的水果吃。

因为饿,就骗家里的钱,就偷吃偷拿……有时真想大哭一场。我要能在母亲肚里该多好呀,永远不用发愁挨饿、干鸡鸣狗盗的事。

初一初二年级,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下渡过的。吃是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

当然,也关心着中苏关系,关心着反修大业。但一天到晚最主要琢磨的是吃。

来源:《血与铁》(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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