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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记者为中共提供的巨大宣传和影响

2013年01月20日 8:10 PDF版 分享转发

2014-09-10 10:46 来源: 动向 作者: 裴毅然

左:1938年斯诺与周恩来夫妇;右:斯诺拍摄的的一张经典照片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乃功臣,一本《西行漫记》为中共召唤来“三八式”延安一代。不过,他可不是纯粹“友情合作”,乃是站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斯诺长期驻华,到处采访,在此期间他结了婚,别忘了一切都需要钱的。没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革命感情可是撑不起来也无法持续的。而支撑埃德加?斯诺的红色热情,当然都来自他的文字——稿费。斯诺对中共革命的支持竟然很赚钱,有损“革命友人”的高尚,中共一向讳莫如深,本人这篇拙稿国内版“旅行”了好几家刊物,均遭拒绝,说是“怕惹事”。

“红色”稿件能挣巨额稿费

一九三三年,斯诺新婚,急需用钱,写了一篇《西方国家威望的衰落》(二千五百字),呼吁西方列强放弃对东方的征服政策,投给全球稿费最高的《星期六晚邮报》,得稿费七百五十。接到这张前所未有的大额支票,青年斯诺夫妇都不相信——

“这张支票是七点五元,还是七十元,还是怎么的?决不可能是七百五十元——一定是打字打错了。我们像捧着圣盘一样带着这张小小的纸片,爬上黄包车,出发去银行,抱着试探的态度拿出支票,好像我们接受了小偷和走私犯的赃物一样。出纳员毕恭毕敬地看了看支票,告诉我们极好的汇率,并把那笔款记入我们的帐户。这七百五十美元,相当于银洋四千元。我们靠这笔钱可以生活一年多——过得也可以相当豪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页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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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十五年,《星期六晚邮报》向斯诺支付了约二十五万美元的各种费用,使他得以走遍全球每一角落。(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页43—44)二十五万美元以一美元兑换五点三三银洋,值一百三十三点二五万银洋,再以一银洋折合今人民币五十元,就是六千六百六十二点五万人民币,年均逾四百四十四万!今天有几位中外记者能赚到这个数?

一九三六年春,美国统一报业集团倒闭,移居北平整整三年的斯诺夫妇失去该报驻北平记者的工作。但斯诺夫妇并不着急,斯诺一边兼任燕京大学讲师,一边为《星期六晚邮报》等美国大报撰稿,仍能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准。

不光文章能挣巨额稿费,其拍摄的照片也售价不菲。一九三六年,斯诺在延安窑洞前为毛泽东拍的那张“标准像”,尚未发福的毛泽东戴着一顶八角帽。这张相片,不仅影响极大,也是斯诺所得稿费最大的一张,苏联政府旋以四千美元买下,成为第三国际中共代表团办公室的大幅彩色领袖像。(《我的一生——师哲自述》,页86)斯诺在陕北苏区拍的其他照片也给他带来丰厚收入,欧美多家媒体向他高价索购苏区图片。美国《生活》(Life)周刊杂志用一千美元购得苏区照片七十五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页3)

《西行漫记》对中共的宣传作用

直到一九五○年代麦卡锡时期,埃德加?斯诺为《星期六晚邮报》撰稿前后长达十五年,报社一直以高价购稿。因为,只要该报封面上出现埃德加?斯诺的名字,报亭的销量就会骤增。一九三七年,美国《生活》周刊杂志买了斯诺的七十三幅照片,《亚洲》杂志买了两幅,每幅照片支付五十金币。斯诺绝对身列高薪阶层,兴趣、职业与收入高度统一,他越干越欢实。相比之下,埃德加?斯诺所出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仅获几百美元。(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页126,238,127)

依靠雄厚经济基础,斯诺随心所欲地到处跑,走一路写一路,每次旅行又都变出甚受欢迎的稿件与十分可爱的美元。

影响巨大的《西行漫记》(一九三七年七月初版),也是美元的催生之物。一九三四年,一位美国出版商找到斯诺,请他写一本有关中国红军的书,签订了合同。但采访西北地界的红军并不容易,国共尚在交战,斯诺很难进入红区,接近两年期满,斯诺仍一筹莫展。一九三六年五月,斯诺突然得到消息:红军与东北军秘密休战,采访或有可能。他这才辗转进入陕北红区,并请燕京生黄华为翻译。(刘守华《斯诺夫妇与红色中国档案》,载《档案春秋》二○○七年第十期,页4)

《西行漫记》不仅动员了大批城市知青奔赴延安,起了中共很难起到的宣传作用,使中共迅速壮大,形成其后与国民党逐鹿中原的基干力量——延安一代,还深刻影响西方各界对中共的认识,尤其美国人对中共的认识,这本书连罗斯福都看了。

斯诺前妻海伦?斯诺写道:

埃德的报告甚至影响到了“剧中人”——人本身,提高了他们的自我形象,尤其使他们首次认识到,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并非一丘之貉,他们有可能同一方打交道而反对另一方,特别是要同美国人打交道,更要同美国的人民打交道。(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页218)

《西行漫记》也使斯诺发了一笔小财,他用版税在美国康乃狄格州门格尔镇买下一幢小木屋,一九四九年他与海伦?斯诺离婚,海伦在这幢小木屋里度过近半个世纪的余生。

欧美激进左派误人误己

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史沫特莱女士(Agnes Smedley,一八九二—一九五○),也是靠版税稿费维持生计。一九三六年,她与德国《法兰克福报》合作关系中断,一段时间靠其著《大地的女儿》版税维持生活。(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一八四○—一九四九)》,页220、219)一九三四年,上海中共地下党连遭破坏,经济陷于绝境,史沫特莱主动拿出四万美金,帮助中共渡过难关。史沫特莱还为营救丁玲出力。事变时,史沫特莱在西安用中文高呼“打倒蒋介石”,协助西安电台对外广播。(朱正明《早期延安杂忆》,载《传记文学》(北京)一九九三年一期,页107、215)

经济是一切文化活动的基础,长期不算经济账是不行的,否则无法维持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热情”。

相当意义上,西方新闻界及西方公众对中共红色革命的好奇,无意中用金钱为中共提供了免费的新闻队伍——编外第五纵队。

国际共运史上,一批欧美激进左派老外推波助澜,作用巨大,不仅迷惑了众多欧亚落后国家的知青,回过身还误导欧美朝野舆论。这批欧美左翼记者、,以中立身份报道“事实”,向西方“放送”貌似中立的客观报道,深刻影响欧美政府的政策走向,起着各国土共无法伸达的作用,极大推助了全球赤潮的涌涨,尤其使所在国赤色运动一路走高。

截至一九三七年五月,先后八名西方人进入陕北苏区,其中五名是新闻记者。抗战爆发后,前往延安的老外更多了。一九四二年,路易?艾黎向中共捐出母亲一万美元养老金。中共延安十年,来了五六十名老外,有记者、作家、医生、技术员、军事顾问、学生领袖。一九四七年,美国小伙子李敦白步行三十天到达延安,农场专家恩斯特也来了,胡宗南进攻延安,两人都随共军进山打游击。就社会影响,以美国新闻记者、作家最大。

《动向》2014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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