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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吏制度——秦政真正的核心

2013年06月13日 4:31 PDF版 分享转发

2015-01-30 09:53 来源: 简书 作者: 始安或

看到这个标题,军功爵制度首先表示不服。秦以耕战立国,军功爵制度也成为了强秦的形象代言人。尽管如此,学吏制度对秦政的影响力与实际控制力,要比军功爵制度深远得多。接下来的四问四答足以说明问题。

Q:商鞅为何能做到人亡政不息?

A:原因很多,但有一点至关重要——后继有人!

尽管史书没有记载商鞅有没有弟子,但他的新法是有接班人的。谁呢?各官署的文法吏。变法是一盘很大的棋,人才梯队培养是一个关键环节。过去是以礼俗治国,依靠贵族卿大夫运作;变法后是以律令,依靠新式官僚运作。这就决定了教育机制必须做根本性调整。

人才养成方式(主要是养成方式),往往是各种政治力量保持自己优势或巩固已有地位的重要手段。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但回报也丰厚得惊人。故而通过控制教育机制来博弈,不仅是百家学派的斗争形式,也是各方政治势力的斗争形式。

以吏为师制度,更是促进了新式官僚的标准化量产。传统的礼治模式,对官僚的要求不同。六艺重诗书的主要原因,推行礼治的基本功。法治模式不同,律令和民生知识最重要。延续了传统贵族教育文武并重的一面,但这是在法治模式基础上的文武并重,且明确分专业。

为此,商鞅变法打压了倾向于旧体制的私学,以学吏制度将人们壹教于耕战律令,训练出了大批适应官僚政体的新型执政人才。有了这股力量,变法者就可以顺利废除旧制、推行新法。纵然新兴势力一时无法完全取代守旧势力,至少也可先在朝中占个位,等待全面主政的时机。

尽管变法者死于非命,但学吏制度已经在秦国生根。大量布衣平民被学室训练成新型文法吏,然后充填到了各个军政岗位。这群忠实的执法官吏,使得商君新法的根基越加稳固。所以诬陷商鞅的守旧派难以复辟旧制。而秦惠文王也务实地顺应时势,维护了变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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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学室教育模式对平民阶层是有利还是不利?

A:据《管子?五辅》载:

“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

注意!旧体制的教学内容分类和阶级身份一样固化。只有大夫、官长、士等贵族成员可以学习所谓的经邦治国之学。庶民学习的是农工商等生产技艺。

自从战国变法浪潮破除世卿世禄后,官多从吏出,吏则由士人而来,布衣之士源于民众。百家私学满足了大部分社会教育需求,但还欠缺这种新型官僚体制所需的专业执政技能。秦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正是应运而生的配套措施,系统解决了士人入仕后的专业化训练问题。

由于资料缺乏,秦学室的生源、规模、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分班情况、教材、考试方式、教学周期、教师岗位设置状况、毕业率、毕业生入职率、试吏选拔方式等等关键数据及流程信息都不详。

但结合种种信息来看,秦学室教识字写文,但不含诗书百家语;教算术,含财务会计技能;教法律政令,比主法令之吏的要求相对低一些;教官场礼仪;教民生庶务与社会风俗,含各种生产知识与战国版老黄历——《日书》;教技击剑术(主要面向武吏),含刑侦破案技能(文武吏都有学);教驾车、骑马、射箭(主要是训练御手、弩手等技术兵种)。

这与儒家六艺的课程结构大同小异,只是具体内容更追求实用性。

由此可知,秦学室相当于扫盲班、政法学院、军校的混合体。学吏制度的课程囊括了《管子?五辅》中原先只针对大夫、官长、士的教学内容。虽不及百家私学精深,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够用了,也能满足当时大部分社会岗位的需求。而且与春秋贵族教育比,覆盖庶民的学吏制度具有更广泛的普及面。

可以说,学吏制度是不同于百家私学的与贵族政治叫板的另一种教育模式。秦搞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但也向民众推广了农牧、工程、水利等新生产技术,也扩大了平民的受教育水平。当然,与官学私学并重的六国比,学室教育还是单调多了。

Q:学吏制度与军功爵制度二选一的话,留哪个能基本维持秦政安全运转?

A:在座诸位可能十有八九会选军功爵制度。因为,军功爵制度不仅是激励秦民冲锋陷阵的旗帜,也是决定秦国每个人的社会等级高低与经济利益大小的主要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你拿掉军功爵制度时就会发现,秦国法制社会依然可以正常运转,只是不那么给力而已。

先看经济层面。

根据国家普通授田制度,你立户之后能获得朝廷授予的田宅。其中田产是按每夫百亩分配。如果立军功得爵位的话,每晋爵一级就能多分配一倾土地。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每夫百亩恰好是人地搭配最佳比例。

《吕氏春秋?上农》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

也就是说,战国中期的一个秦国的农民可以养活包括自己在内的5至10人,以及家中六畜。而秦国是古代少有的小家庭型社会,平均每家四五口人。也就是说,哪怕你一辈子都是无爵的士伍,占有的生产资料完全够养活一家人。

再看政治层面。

军功爵制打破了贵族的世卿世禄,让布衣之士可以封侯拜将相。但进入体制内不止耕战一途,吏员升迁也不只是单论军功。

秦军武将多发于卒伍,秦民中的有爵人也遍地都是。但许多有公士、上造、不更甚至大夫爵位的人,并没有一官半职。《里耶秦简》中的秦朝文书有“仓守士五(伍)敦狐”等字样。仓守是管理仓库的乡级吏员,士伍即无爵人。可见,做官吏并不一定非得有爵位。

事实上,秦国有爵人的数量远比干部编制多,但无爵人还能在官府中占据一席之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秦政法的操作者不是有爵位的战斗英雄,而是学室培养的文法吏(当然,两者有时是同一批人)。秦国文法吏也要服兵役,有获得军功爵的机会,但升迁主要靠累积劳绩。对于他们而言,去掉军功爵只是少了一个晋升渠道,去掉了学吏制才真要了他们的命。假如文法吏群体被摧毁了,大秦法制就彻底停摆了。

军功爵制度主要在战争年代发挥作用,其本质是激励机制。而学吏制度的本质是教育机制,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是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如果硬要二选一,还是保留后者比较妥。这相当于切换为秦政的和平年代版本。

Q:为什么说汉承秦制是刘邦君臣的必然选择?

A:汉朝继承秦制,首先是为了争取故秦百姓的支持;其次是因为这套经过百余年战火锤炼的中央集权体制,的确能最大限度保持内部团结、提升整体战斗力;最后秦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十分深厚,已经形成了当时人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是原六国人经历秦末动乱之后才痛悟到的。总之,汉承秦制是顺应时代之举。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秦末那代人信了,后世的肉食者、劳动者、革命者、历史研究者也都信了。

疑问:为何关东的反秦势力那么多,唯独刘邦集团有意识全盘继承秦制?笔者说是因为学吏制度你信么!

反秦势力分三大类:陈胜吴广等泥腿子农村草根,以为代表的六国遗老遗少,以刘邦为代表的关东故秦吏。出身背景的差异让他们形成了不同的三观。

其中,刘邦、萧何、曹参、周昌、夏侯婴等人是秦学室培养出来的秦朝吏员。他们在贵族政治传统浓厚的故楚国没有太多出头机会,秦朝反倒给了发展空间。项羽指着秦始皇说:“彼可取而代之!”而刘邦说的是:“大丈夫当如是也!”可见,刘邦等人对秦朝其实没太多深仇大恨,反秦只是因为卷入了天下洪流。

楚地的反秦军最初是复古楚制,刘邦军那时还隶属于义帝楚怀王的旗下,也是采用楚制。然而,一到故秦地,刘邦集团很快抛开了自己并不熟悉的楚制,转而继承了自己天天接触的秦制。他们不是大秦的忠臣,但大脑回路已经高度秦化。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既不同于其他五国遗族,也不同于项羽等楚贵族,反而更接近秦人,更推崇秦国体制。

例如汉家法度的奠基人萧何,简直是《为吏之道》中的样板良吏。他多年在体制内做人事工作与资料档案整理工作,从头到脚,从心到脑,都散发着秦国式技术官僚的气质。试问,除了汉承秦制,萧相国还会考虑什么其它选项吗?正是在萧何主持下,汉承秦制而因时损益之,迅速恢复了新的社会秩序。事实证明,他的头脑比六国遗族那些情怀嘴炮党强了不止一个档次。

秦学室最突出的教育成就是培养出了大汉开国君臣。这真是个大槽点。然而,也正是这群人继承了秦朝大一统文明的梦想与管理技术,让秦政浴火重生,以汉家制度的身份延续了下去。秦灭了,但学吏制度依然存在,继续支撑着汉。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汉文法吏与儒生之间的争斗,就是秦学吏制度与儒家学派冲突的余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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