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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黄巢张献忠自叹不如
2014-02-11 07:16 来源: 开放 作者: 岳骞 
中共土改的拿手戏是斗争会，拉出选定地主，唆使青年农民诉苦，共干带头喊该杀，便立即处死，镇反反则大杀县以下国府公教人员。
中原地区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杀的人有没有八百万？难以确定。到了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全杀光，除了女将军秦良玉所据守之惠州一带张献忠未敢进犯，保全了部份“真四川人”，其余凡是张献忠所到之处甚少孑遗。所以遇到四川朋友，谈起源流，都是外省移民。不过，比起毛泽东，黄、张两位“前辈”定拱手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自愧不如。
毛泽东掌权杀人分五个阶段
毛泽东专权二十六年多，究竟杀了多少人？国际上专家统计是六千万，中国人对此反而没有确切数字，但以中国十二亿人口作基数，中共杀了六千万人绝非大之词；（打字员：以十二亿人口作基数属错作，在毛泽东杀人的那近四十年中，中国人口基数约为五至八亿左右。）实则中共政权成立之前，在江西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时代所杀之人以江西人口比例而言也不下于张献忠在四川，所有属于“临时政府”管辖即所谓“苏区”，在中共撤走之后已无男丁。
毛泽东杀人应当分阶段计算：第一阶段是苏区到延安；第二阶段是“建政”最初三年之“三大运动”——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第三阶段是大鸣大放；第四阶段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第五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当然零星运动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计划的杀人运动仍以上述五阶段为主。
中共成立初期有三次杀人运动
陶铸土改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一、“土改”，土改乃“土地改革”之简称，中共自创党以来，土地改革即为其中心政策，只要据有地盘必实行“土改”，在江西苏区时期便是如此。一九二九年秋毛泽东写过一首词《清平乐》，最后两句：“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但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大陆上为了土改，死人应不少于一千万，大陆有两千多县，照陶铸在广东订下的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人不是夸大。
中共在土改时期所用的残酷手法，今日六十岁以下的人听来以为是天方夜谭，世间那会有这样的事，笔者可以指天发誓，决不造共产党的谣，兹将亲见亲闻之事，粗略说出。
本来土地改革只要将土地分配给贫民也就完了。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进一步将土地分配给自耕农，未流一滴血便完成土地改革。中共不是，中共实行土改为了杀人，每一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土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之列，“霸”又分三类：一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是“恶霸”；一种专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长仁翁经常捐款行善的如账济大陆水灾，捐款于“希望工程”办学校，这种人是善人，应该没有问题，中共都定名为“善霸”；一种是安份守己作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作，中共称之为“不霸”，“三霸”同一罪行，皆当场处死。
土改期间最拿手好戏是斗争会。在每一个乡村、集镇集合全体百姓斗争中共所架出来的地主，要老百姓指出这个地主曾经剥削、侵吞了他们的财产，但老百姓实在说不出曾被地主剥削了什么？有一件典型事件当时传遍北方各省，一个老百姓被共干逼急了，说了一句：“那年他吃了我一个鸡蛋没有给钱。”行了，共干抓住这项证据，当众算帐，这一个鸡蛋可以孵出小鸡，这只小鸡大了生出多少蛋，蛋又孵出多少鸡，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一笔账算了十年，地主全副家产赔出，全家空手离家，行时还要打扫干净等候“人民接收”，这便是传诵全国的“扫地出门”。
光是土改不能杀人，于是在进行土改运动时，发动斗争会，事先选定被斗的目标，编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状，然后共干向台下问：“这个人该办什么罪？”下面安排好的共干大喊：“该杀”。于是便即刻枪杀或当场打死。出头斗争的无知青年想不到会有这样结果，所斗死的人皆是邻里亲戚，有些地方甚至发动兄弟相斗，儿子斗老子。被斗的人遇害以后，斗人的“英雄”便成了过鼠，千夫所指。到了国军进剿，共军撤退时，只有“参军”死心塌地跟着共军去当炮灰。所以当时共干中间流行一种口号“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共党这种办法十足是水浒传逼上梁上的翻版，二十年前我撰文指出“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梁山泊思想”，与什么马恩列斯完全无关。
中共公布杀反革命二百四十万
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中共抗美援朝事不必论述。中共正式宣布派遣“志愿军”到北韩与联合国军作战，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本来“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是两件事，毛泽东却拼在一起，就是为了杀人找出依据。中共镇压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什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清楚，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基层没有半点实力，留着他们无害。反之，基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实时枪杀，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
三、三反五反。此一运动一般都联系在一起，实在是两件事，所以研究者把它算成一个运动，因为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期，又有密切关系，所以算成一个运动。
先说“三反”，这本是针对共干的，大批共干在农村苦了几十年，出生入死，一旦进城接触了花花世界，思想顿时彻底改变，觉得天下是老子拼命打下来的，享受也是应该的，于是吃喝玩耍尽情享受，“换爱人”，更重要是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都成了鸦片烟鬼。当时的天津在中共编制尚不是首级“特别市”，是“地委级”的市，虽然如此，张、刘两人的地位也等于国民政府时的“行政督察专员”，由于天津密连北平，很快传给毛泽东知道，毛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
上海马路上的空降部队
由张子善、刘青山两人事件，毛泽东下令展开“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完全是针对共干。当时也确实有一部份共干被判了罪，但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些犯法干部在农村工作时很干净，为什么一进都市变了质，原来是受了资本家的毒，归根究底罪在资本家，所以一定要清资本家的毒素，于是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高潮，其中自以上海为第一目标，所以上海商人得祸也最惨。
毛泽东所定下的“五反”范围，等于土改时的“三霸”，任何人都逃不掉，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即是指跳楼的商人。当时笔者在上海目睹此惨状，心里一直有个问号，既然自杀为什么不跳黄浦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浦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
摘自《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三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