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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年终预言
2016-01-19 12:47 来源: 纵览中国 作者: 王康 
我们将以微薄力量
抵挡流过巨轮的洪水……
然后：天哪，他们要复活了。
他们的信念如是：伟大但不慈悲。
——【奥】马利亚·里尔克：《最后的审判》
一
预言未必成真，但没有不被预言的历史。近代世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悲剧性质询出自东西方两大天才之口。
曹雪芹支使曹政雪夜过毗陵，似幻亦真，但见贾宝玉光头赤脚、披大红猩猩毡斗篷与他拜别而去。追之无影，“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威廉·莎士比亚也安排一场父子梦遇，籍那位一旦洞悉其父王暴死真相便再难正常存活的丹麦王子之口向世人发出启示录式的终极叩问：生，还是死？
三百多年后，两次世界大战将全体人类置于共同殒灭的梦魇之中。
20世纪以其巨大的悖论、空前的能量和末世般的危局区隔于前此一切时代。它以终极审判性裁决，指控人类的最重世俗原罪：自我毁弃。造物主沦为无可奈何的旁观者，人类及其文明的歇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896年11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辞世前，曾设想其和平奖勿需如物理、化学、生物和文学奖一样，每年一度长期颁发，而只需五年一次，共授六次。然后撤销此奖，——和平将如空气一样被全世界所有人分享。这位炸药发明家兼人道主义者没有料到，这项诉诸人类良知和理想的奖项，却每每引发分歧和争执，并且缺席比例最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从国际红十字会倡导人、瑞士社会活动家迪南（19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到联合国（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百年间，尽管有31个国家88位个人和16个国际组织获此殊荣，却有两次世界大战降临于世。
不过，这位因发明烈性炸药将增强战争烈度而愧疚不已的瑞典实业家的乐观精神却其来有自，正是19世纪末欧洲人的典型心态。
700年前，意大利诗人但丁在其不朽的《神曲》中听到了“未来世界的心跳”，人类现世福音的“三位一体”：和平、面包和自由；500年前，德意志福音派牧师马丁·路德在瓦特堡教堂大门张贴其“95条论纲”（此前他还曾写下《论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一书，从而被认作德国反犹主义的先驱）时，一种异常的体验撞击了他：一个人深更半夜在一座古老教堂尖塔上沿楼梯盘旋攀爬，黑暗中他伸开手臂平衡自己，无意中抓住一条绳索，剎那间钟声大作……。他断断不曾料到，梵蒂冈教庭的神圣十字架顿时黯澹失色，欧洲中世纪的千年帷幕开始下垂，人类自我主宰的时代如阿弗洛底德一样从旧世界的废墟中升起。
二
那是一个突然苏醒的时代。从亚平宁半岛到阿尔卑斯雪山，从地中海北岸到卢瓦河畔，从莱茵两岸到英伦三岛，欧罗巴的子孙们如遇天赐灵光，元气焕发，星辉四射，不可遏制地要重新创世。
那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一个多元迸发、齐头并进、彼此辉映的时代。艺术巨匠，哲学宗师、科学泰斗以巨人族般卓越非凡的创造，争先恐后地从天地万物中吸收光、热、力、激情、想象和启示，非得穷尽天地间一切玄妙奥秘，将所有人提升到神灵般的地位而不会遽止。
一批又一批精力充沛的人文主义者，借助古典艺术和哲学的光环，袭取它们的名号、旗幡、服饰和偶像，倾心演出世界历史的崭新史诗。五百年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革命先后相续、分进合击，完整而彻底地奠定了现代世界的文明基础。各种发明、理论、学派、思潮和领衔人物在欧洲各地涌现，人类被授予前所未有的嘱托和使命，怀疑，创新，享受，征服……，既保留了对古老宗教的信仰和崇拜，对悠久文明的赞叹和敬意，又通力触发着现代意识的创新感受和普遍觉醒，同时开辟着对个体生命及其一切天赋权利的实现之路。人类第一次被召唤、被鼓励去为万物立法；被允许、被认可去建设一个地球伊甸园；被欣赏、被称许去完成无需巴比伦塔和上帝的尘世天堂，世界和人类自身被重新发现和更新了。
于是，伊索关于罗德斯岛跳跃的寓言，变成黑格尔在蔷薇世界跳舞的预言，挣脱锁链的普罗米修斯们开始从欧洲跳往全球。一半是实存，一半靠预告，从中世纪神学一统和王权世界自我解放的资产阶级拉开了近代世界的帷幕，却带出了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人群。两个阶级都朝气蓬勃，乐观进取，阵容强大，拥有共同的目标：征服世界。区别是，无产阶级的使命完全出自预言，被赋予某种神圣性：解放全人类，并且被授予用暴力推翻旧制度、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特权。——这是“最后的斗争”，一批自封的预言者成为行将到来的新弥赛亚主义的奠基人。
三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弗里德利希·恩格斯对西方近代文明、或曰资本主义文明的赞叹，他和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种文明的世界性意义的揭示，是19世纪欧洲的典型文本，并且确实从某个侧面预告了未来170年的人类状态：
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到此为止，这篇文字还没有被偏见和邪性激情所扭曲。正是欧洲近代文明的“创世性”触发了共产主义乌托邦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幻觉，正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欧洲资产阶级启发了嗣后肆虐于全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俄国在列宁、斯大林统治下开创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和由这一模式激活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现代东方红色帝国。
但是，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其历史精神都源自《共产党宣言》，并且被两名德国人所预言，因而都是西方近代思想演绎的变种，是欧洲近代双重变奏——资产阶级文明和无产阶级革命——对俄国和中国的特殊征服。只有一件事需要未来的俄国和中国的新主人去做，把他们的民族改造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
四
诺贝尔的乐观主义被他的时代表像所证实。这是一种很难理喻的现象：乐观主义的华衮总是里着危机和毁灭的内瓤，悲观主义却只能在废墟上面才显出它的真理之光。
19世纪最后一年，第一届世界和平与载军大会在海牙召开。破天荒第一次，战争在书面上被宣布为非法、违背人性且忤逆上帝旨意。20世纪元年，巴黎大博览会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欧洲陶醉在空前的繁荣和希望之中（八国联军在北京的入城式不过是远东天边一抹流云）。40万华灯和艾菲尔铁塔把法兰西首都辉耀成名符其实的世界明灯，近100份日报汇集了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奇闻逸事，一批又一批天之骄子共同荣耀着这座铸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等夺目徽章的世界之都。与巴黎大博览会同时揭幕的，还有130次国际性会议，包括国际哲学代表大会、国际医学代表大会、国际妇女权利代表大会以及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电子工程师的国际性聚会。拉迪亚德·吉卜林以其著名短诗《白种人的负担》浓缩了欧洲的梦幻。塞西尔·罗德斯对欧洲文明的空前胜利甚至流露出一种“无事可做”的感伤：“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剩下那些巨大的星球世界，才是我下一步想征服的目标。但它们如此清晰又那样遥远，真令人悲伤。”而伦敦则是世界政治、金融和经济的中心，大不列颠的疆域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美国在1899年占领巴拿马运河后，已向两百年来独领风骚的海洋霸主西班牙提出挑战。德国虽然统一了不到一代人时间，却成为现代哲学、科学和教育的领跑者，并且不动声色地走上军事工业化的不归之路。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似乎已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美好预言逐一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欧洲向世界推广，无数普通人享受着户外活动、阳光、草地、沙滩；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和无线电把成千上万外交官、商人、工程师、传教士、殖民官员、军人、考古学家、地质勘测队和旅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正惠及普罗大众，成功地消解了马克思等激进思想家们预言的阶级对抗和社会革命；司法黑暗已难为公众容忍，酷刑遭到广泛谴责，死刑被争先恐后地废除；广播、电影、报刊和现代戏剧即将成为大众消费品，家庭装饰、流行时装、现代艺术使巴黎、罗马、伦敦和柏林成为文明世界无可置疑的中心；左拉对法国总参谋部的个人胜利，无论在法律、社会道义还是确保犹太人尊严诸方面产生的影响，都使欧洲成为自由、法制、真理与正义的同义语；最重要的是，自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小冲突和零星的海外战争外，欧洲本土已经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当19世纪的夕阳西沉时，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晚霞，基本上是缤纷多彩而吉祥惬意的。
只有年轻的毕加索高挂在巴黎博览会西班牙大厅的杰作《末日》，预告了欧洲和世界未来一百年的命运。诗人保罗·瓦莱里则道出了新世纪一个极其隐密而又异常显豁的失衡：欧洲，卓尔不凡的欧罗巴，它不过只是古老广袤的亚洲大陆边一片狭小的海角！
20世纪的乌云不是从天边和蛮荒国度、而是从世界进步与文明的腹地，从令世界艳羡不已的欧罗巴拔地而起。
欧洲的历史天空几乎在正午时分倾斜并投下怪诞而不祥的阴影，征服了世界的欧洲精英突然被某种奇特的孤独感和虚无情绪所笼罩。摩天大楼如巨大的鬼影，令大亨和成功人士显得渺小而无聊。种种难以名状的苦闷、焦虑、彷徨乃至绝望四处弥漫。灵心善感的诗人率先敲响刺耳的警钟。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艾略特等拒绝讴歌银行家、布尔乔亚、政客和发明家们的镀金时代，梭罗只身带上一把斧子消失在瓦尔登湖。他们径直用“恶之花”、“荒原”、“地狱”一类极端词汇来形容西方世界，把三百年一枝独秀的欧洲文明斥为一堆堆浸泡着腐尸烂骨的恶气浊水。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像征主义都以诅咒正在上升和扩张的西方为能事。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叔本华、柏格森、斯宾塞、达尔文、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大限将至的恐怖预告。雅斯贝尔斯满怀忧郁地指出，欧洲已经日薄西山，地球上一切民族都处在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退潮如此迅速，所有文明均难逃覆灭的下场；松巴尔特预言，人类面临的只有一种结局：末日和毁灭；尼采则以其最疯狂的谶语预为20世纪凭吊：上帝死了！
五
不难注意到，19世纪最富原创性的哲人大都趋于悲观，其中德国血统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是一种异常耐人寻味的事像，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触媒和策源都是德国，其间似乎存有某种神秘而必然的联系。
1946年，德国现代历史学祭酒、83岁高龄的弗里德利希·梅尼克在已沦为废墟并且被胜利者肢解占领的祖国反思第三帝国的教训时，拒绝承认希特勒主义是德国民族精神的必然后果。他承认，德国国家精神结构中始终未能祛除掉普鲁士军国主义毒素，以及马基雅维里暴民哲学的“恶魔”成分，承认它们化合为“利维坦怪兽”的条件和可能性是纳粹主义的源泉和祸根。但是，他强调，德国同时具有人类意识、世界主义以及基督教博爱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绝不是康德、莱辛、歌德、席勒、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真正同胞，更不是德国的精神代表。他认为，真正应对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承担思想责任的是整个欧洲近代文明。
雅各布·布克哈特最早预感到了潜伏在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和法国大革命夺目光芒中的巨劫大患。推动欧洲在全世界脱颖而出的文明动因、体系和成就，尤其是唤起和鼓舞了所有非西方民族起而效法的自由、平等、科学、民主口号，一旦投入实际历史进程，就将产生任何人也始料不及的后果。歌德天才地发现，善与恶、好与坏、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神明与恶魔，总是难解难分地相互依存。这是一道永恒的、铁的、无情的法则，所有人、所有民族都将在其中完成自己生命循环的历程。
欧洲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性贡献外，还为未来预备了将震撼和改变人类命运的两大历史性思潮：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国大革命、普法战争和维也纳体系斩断了近两千年来宗教、王权、贵族联姻造就的各种神圣与世俗的传统链条，将种族、血统、地缘、语言等自然链条形成的共同体推尊为世界文明的合法单元，国家至上和民族神圣从此成为睥睨万物的双头鹰。
同时，数千年来被忽视的人民群众不仅被唤起对财富和权力的激情，而且几乎不加选择地信从一种置疑、憎恶和否弃迄今为止的社会结构和文明秩序的号召。一种空前强大的物化力量和历史逻辑将把他们推向世界历史的巅峰。他们将以数量和道义的双重优势宣称，他们，只有他们才是人类千禧王国的真正托命人，只有他们的理想才是历史之谜的真实答案，只有他们的奋斗才是早被宣扬却始终未能实现的福音真谛和弥赛亚救世主义的浩大凯旋：英特那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一种新的强大逻辑开始支配世界：在上帝已死的世界上，既然人类无限征服的对象只是一个边界和资源有限的地球，那么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就成为最后的选择，也是最高的人类道德。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把彼得大帝以来西化改革重心转向德国，黑格尔、赫尔德、谢林、马克思等德个思想家成为俄国三代青年的精神导师。事实上，俄国革命不仅直接获得德国政府的财政支持，列宁也从马克思的教导获得直接指示：俄国可望作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索，分享未来无产阶级革命世界的入场卷。前提是建立一支“职业革命家”队伍，从“外面”、“上面”向俄国工人、农民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据此得出结论，落后的俄国通过革命、战争、暴力、屠杀，就能把“第三罗马”转变为“第三国际”并推广为欧洲无产阶级国际，再利用欧洲发达的生产力改造和提升俄国。希特勒则从费希特、黑格尔、特莱希克和尼采、瓦格纳那里获得更直接的精神支持：德国负有某种使命，这一使命只有通过铁血之路达到；战争是文明和道德的纯洁剂，条顿之剑将为德国和世界开辟新路；德国不需要人民有思想，人民需要的是尚武精神，服从是最高美德；德国的时辰即将升起，德国元首将是世界的主人。
无论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古拉格群岛，都不是为恐怖而恐怖、为镇压而镇压的死亡处所，它们都是19世纪欧洲以德国为渊薮的“丛林法则”开放的果实，是德、俄人民或主动或被动服膺征服精神的选择。
虽然纳粹德国因战争失败而退出历史，苏联因多行不义而自毙，但是两国的共同遗产——征服世界的愿望，并没有随之消失。
六
对20世纪的反思与总结，是一项格外峻急而沉重的责任。
可以从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经济竞争、联盟体系、民族国家诸方面分析两次大战的历史成因、动力、条件、历程。但如果考虑到两次大屠杀背后的思想体系，历史得出的结论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如果人类不能以其共同的名义实行整体忏悔，由此完成一次洗心革面，并超逾二十世纪生存竞争不共戴天的丛林法则，那他们就不配被称为“万物之灵”，不配活在这个在浩瀚苍穹中孤独运行了千祀万纪并可能被恩准体现真正不朽、永恒、神圣的宇宙法则的星球上。
1955年4月11日，20世纪的科学天才、人道主义者、世界主义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生前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科学家反对战争》中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吧，展现在面前将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否则，就是普遍死亡。曾经在“封建法西斯”十年肆虐末期使中国青年一代深受震撼的《第三帝国兴亡》的序言结语也预言：
在我们不断有新的可怕的杀人玩意儿补充原有的杀人玩意儿的新时代中，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如果竟然爆发话，那么第一场这样的战争一定是一个自取灭亡的疯子按一下电钮所发动的。这样一场战争不会历时很久，也不会再有后继的战争。这种战争的结果不会有征服者，而只有烧成焦炭的尸骨堆在一个渺无人迹的星球上。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不仅空前惨烈、恐怖，而且极其荒诞、愚蠢，不仅折磨人类的良知，而且摧残人类的理性。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李德·哈特，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和战争亲历者丘吉尔、艾森豪威尔、戴高乐等人都认为，两次大战都是“不必要的战争”，都与交战各方的目的背道而驰，都受制于某种恶魔般的非理性逻辑支配。
对于欧洲尤其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源于发生在欧洲“偏僻的角落”萨拉热窝，一起并不特别严重的谋刺。一名帝位继承人的罹难，竟然在短短一个多月后，把欧洲大国全部卷入战火，接着把世界也分为彼此交火的两大国家集团。在此后谁也不曾料到的4年3个月1560天中，欧洲的下场是：维持了数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享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一千万士兵和两千万平民死伤；战火、废墟、十字架、阵亡通知书、寡妇的黑衫和内心黑暗成为欧洲文学、艺术、哲学和一切领域的创作主题。德国这个“战争罪行”的承受者面临着要么被毁灭、要么沦为三流国家的卑贱命运。更可悲的是，“巴黎和会”及其“凡尔赛和约”甚至比战争本身更缺乏道德和正义。其灾难性后果是使“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成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使整个欧洲和四分之一人类蒙受苦难、耻辱的浩劫，竟然又为更加可怕的另一次全球大战“洗好了牌”。欧洲两大联盟体系拼死较量的共同下场是，欧洲在全世界的地位、信誉、优越感几乎丧失殆尽，大洋彼岸的美国和欧洲边缘的俄国成为最大受益者。如托克威尔所言，这两大民族虽然起点不同，道路各异，但都像领受了天命密意一样，将注定各自掌管一半人类的命运。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作为欧洲文明总体破产的纪录载入史册。但是，人们在凡尔赛听到一个新的身影宣读了新的世界原则，——美国总统威尔逊的“14点纲领”。人类文明700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容纳世界各国以维护国际秩序与正义、防范侵略与战争为己任的国际联盟。但威尔逊代表的美国理想主义过于超前和天真了，他宣称的净化、纠正和改善世界的富有生命力的文件，竟然被他自己的国家——美国国会——否定了。美国实用主义对其理想主义的这一阻击表明，即使对美国这个得天独厚的新教国家，欲在欧洲近代文明导致的世界性征服原则之外、之上缔造新的人类共荣共存秩序，也超出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文明可能。
七
不言而喻，对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人而言，20世纪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20世纪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其他一切历史似乎都是为这个世纪的来临而预备和等待的。全球地理、自然、资源、民族、人口、文化的基本分布已得到完整的考察和记录。至少在事实和表像的意义上，太阳之下已无新鲜事物。作为漫长年月积累演化的结果，20世纪成为人类现代全球化不可逆时代的第一个百年。数千年中，各种文明囿于宗教、地缘、种族、语言在相互隔绝状态中自生自灭。直到1900年代，由欧洲文明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才真正把人类命运联为一体。
但是，20世纪全球化时代最权威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却是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遗产：冷战。无论在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20世纪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它的最大遗产却是人类自相残杀的纪录。人类耗尽其非凡生命、力量、才华、意志和理想，写下的却是历史上最惨烈的屠杀与灭绝。
20世纪噩梦般的两次大战与人类漫长文明历史之间的渊源，透露出一个令人沮丧的信息：权力、欲望、财富、物质力量长足而充量膨胀的同时，人类始终未能发展出与之相对应相制衡相升华的道德、精神、伦理和理想。这个世纪最沉痛也最诡谲的教训是，两次大战、尤其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至今没有引爆的核战，都有某种公然宣称的战争理论和屠杀思想体系。战争的后果甚至与战争本身一样具有灾难性。一战后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化的赤色俄国的建立，二战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化的红色中国的出现。相比德国，它们携带着更深更长的专制毒刺、统治更广袤的疆域和更众多的人口，以及掩藏既久的征服欲望和对现代自由民主宪政更强烈的反感。20世纪不仅对人类生命实行了空前的灭绝，而且对人类古老的信仰和道德原则实行了最不节制最无顾忌的践踏。无论希腊化、基督教、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的欧洲文明，还是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东方道德智慧，都被两次大战及其后果旗帜鲜明地抛弃，世界范围内的礼崩乐坏和天文数字般生命的倾覆共同谋杀了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继承了上次大战的遗产。
元凶仍然是德国。纽伦堡审判和同盟战胜国的共同占领宣告了第三帝国邪恶本质的破产，但是仍然没有诞生一份新的威尔逊纲领。在欧洲上空，死神继续撒下血腥惊叹号和骷髅问号。
阿道夫·希特勒留给后世的“政治遗嘱”，没有丝毫忏悔和认罪。与二十世纪所有暴君一样，希特勒至死不下“罪己诏”。他的恶魔般的临终咒语没有随着他被汽油焚烧的躯壳一样烟消云散：
指导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德国人民的热爱和忠诚。……应对战争负责的是‘国际犹太人集团’。……看到我国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完成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种子已经撒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世人不可忘记，在纽伦堡、东京及世界各地上百个审判席上，西方和东方的战争罪犯们的忏悔率低得惊人。日本帝国七名甲级战犯没有一名认输服罪。纳粹德国四名元凶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都以自杀藐视了审判。在12名被判绞刑的德国人中，只有第三帝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在就刑前发出一声感叹：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夏伊勒如获至宝，把这句带有德国形而上学意味的诅咒放在扉页，与歌德、桑塔亚那的名言并列。
世人还不难注意到，虽然希特勒主义在德国已被宣布为非法，但是在世界其它地方，还有人公然否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二战继承并发展了一战的战争哲学、法则与目标。争夺“生存空间”，抢占战略要地，掠取经济资源，毫无道义原则地缔结联盟体系……。二战呈现出更残酷、更恐怖、更无耻、更带有对文明和人本身总体泯灭的终极性质。
德国思想先驱也许不会想象，他们的思想成果、科学研究和音乐作品，会沦为第三帝国的精神资源。“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名称所散发的恐怖气息和邪恶魅力，赋予德国战争机器一种新型民族意识、国家哲学和世界观。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是此前一切征服者不曾发明过的成体系的战争理论与国家制度的结合。让世人不寒而栗的是，古代佛教、耆那教、密特拉教的神圣符号卍被希特勒从左旋改为右旋并刷黑后，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大规模征服屠杀的徽标。
对600万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把四千年来世界反犹主义的悲惨历史推向地狱式的境地。而这一极富像征性的暴行，借助了工业化、流水作业、生理学、解剖学、种族比较学甚至文明史的支持。在奥斯威辛、达豪、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本身发动进攻以至最后灭亡的终极性叙事。阿多诺所言“奥斯威辛之后，还有诗吗”的叩问，实在太苍白了。
胜利者在战争伦理上的表现也难称高尚。
达拉第和张伯伦沿袭的只是一战、甚至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地缘联盟与国际仲裁旧例，慕尼黑绥靖只是测试希特勒胃口的一纸试剂，文明的真正敌人是与纳粹德国一样迅猛崛起以致难以辨识难以阻遏的另一种现代极权主义：苏联。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与西方签署过25份协议，其中24份都是由它撕毁，列宁早就告诫其同志，苏联有权签署、也有权撤销所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协议，苏联有权对它们发动战争。只有一份协议——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由希特勒撕毁；严格说，由希特勒和斯大林共同撕毁。1939年9月纳粹德国和共产党苏联从西、东两面对波兰的入侵，不仅是历二战中特别卑鄙的行径，而且预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类命运：极权主义有权占领它们能够占领的一切而不顾任何国际公法，它们还有权合作。在希特勒征服欧洲同时，斯大林入侵了芬兰、波罗的海三国。1940年春天苏联克格勃对26000名波兰国防军军官和知识精英的屠杀，与奥斯威辛的罪行同样令人髪指而别具一种意识形态性质：牺牲者的罪名是资本主义波兰的精英。这是斯大林首次在国外尝试对阶级敌人的集体屠杀，按此逻辑，苏联有权消灭所有国家的非无产阶级，正如德国以屠杀犹太人和其他劣等种族为己任一样。
苏联早于纳粹半代人，多存活了半个世纪。一个重要策略是，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形成到冷战开始，苏联一直把自己建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特洛伊木马，斯大林一直用一只眼看着希特勒，另一只眼盯着西方，盯着法西斯势力被消灭之后的世界，——当然没有忘记把特洛伊木马的策略传授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古德里安、曼施坦因、克莱斯特、保卢斯等人率领入侵苏联的德国部队，约有两百万士兵被苏联红军俘虏，他们的生还率远比落在德国军队手上的红军俘虏的生还率低。
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之一是，人类似乎宁愿走上共同毁灭之路，也不愿停步于认真审思世界得以存在的理由和文明的价值。要么是文明系统不存在保留人类这个物种的价值，或保留人类生命价值的需要低于互相残杀的欲望；要么是文明价值一直没有获得适当的位置，人类的野蛮本性一直没有得到文明驯化。如果是前者，世界的前景将十分黯澹；如果是后者，我们就必须究诘：还需多少年代，文明才真正进入人类灵魂并居于其中心位置呢？蒂里希、雅斯贝尔斯等人都认为，对20世纪以后的人类，时间将变得日益重要。在集体毁灭已经不再是《圣经·启示录》文本的神学问题以及多神教的世界末日预期，而是能够予以理性认识、计算与评估的未来现实后，人类的毁灭即已进入历史，变成一个时间问题。必须承认，毁灭人类的物质力量早已存在并分布于世界各地，消除毁灭力量的精神力量却不见增长，远不如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宣读的纲领和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带给世界的希望那样令世界振奋。
八
几乎征服了世界的欧洲资产阶级同时征服了自己。殖民地、资源、利润和无穷无尽的黄金梦，使它几乎不可避免地像它所批判鄙视和取代的世俗王权和封建统治者一样，患上了自私、贪婪、急功近利和愚蠢短视的历史性精神分裂症。在他们看来，诗人、歌者和哲学家的忧郁绝望，纯属杞人忧天。比较世纪之交伦敦证券交易所那些脑满肠肥的金融大亨和俾斯麦一类不可一世的征服者与衣衫褴褛、眼窝沉陷的知识分子们之间表情、目光的差异，就可以发现，欧洲的劫数已定，大难将至。
历史表明，欧洲唤醒了世界，但是没有发明关闭潘多拉魔盒的技法。资产阶级骑士团没有、或来不及竖起自己的神圣旗帜，被他们取而代之的“反动派”——封建势力——联合起没有及时在新世界分到合理份额的不满者，驾驶“民族”和“社会主义”两个轮子，驰向了另一条道路。
德国首当其冲。既然魏玛共和国无力捍卫德国，英、法以羞辱并彻底削弱德国为能事，德国就只能用菲特烈大帝、威廉皇帝和俾斯麦首相的铁血之路，为自己开辟帝国生存空间。在希特勒领导下，德国走上欧洲近代文明在精神上坎陷于物质膨胀的危机之路，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它植根于条顿民族内在优越性：国家—民族崇拜、尚武精神、整体意识、理性、服从权威、牺牲热忱。马克思是黑格尔弟子，希特勒是尼采信徒，他们都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者。只有在一个上帝死了的世界，人类才真正摆脱了奴隶状态，只有最优秀的民族，才能把世界带出荒原，只有代表了天意和优秀民族的元首，才是新纪元的超人、强者和主宰。德国国家—民族社会主义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的正宗，“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才是纯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犹太人血统，让他沾染了“人类”和“国际”的污垢，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鼓吹“无产者没有祖国”，都是犹太人和俄国人的愚蠢阴谋，注定失败。卡尔·施密特等纳粹思想家拒绝承认希特勒主义的反人类性，声称，如果没有对犹太人的屠杀，纳粹德国的制度、道路和理论比自由民主的共和宪政更有生命力。
某种意义上，纳粹主义弥补了苏联罔顾民族、地缘、文化特性的先天缺陷。红色犹太人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败于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除了后者更狡诈阴险残忍外，还因为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和人类性本身就是神话。斯大林和希特勒在把社会主义建基于国家—民族根基上，有高度现实合理性。
人们可以看到，斯大林在世，毛泽东只能对莫斯科效忠，但是直到毛泽东自己死去，他一直在或模糊或清醒的从事希特勒、斯大林未竟的事业：建立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国家。——当他四处伸手，声援和支持金日成、霍查、卡斯特罗、胡志明、波尔布特们时，他的帝国就摇摇欲坠。至少在20世纪，共产主义只能以革命基地的形式存在，基地就是国家、民族，所有越出雷池者，都必遭失败，即使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也不例外。在希特勒主义在欧洲被埋葬70年、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解体四分之一世纪、毛泽东去世近40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习近平近日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出于维护正统权位、还是清醒地继承毛泽东依钵，都是在复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遗产。——人们对习近平上台三年以来的中国变局难以观察到位，更难理喻，是因为没有建立起对纳粹和共产两大现代极权主义联系研究的思维框架。德、俄两国都是意识形态帝国，除了一党专制、领袖原则、计划经济、整军经武、警察统治、集中营制度、鼓动宣传以外，它们还都以征服世界为最终目标。20世纪两大极权主义之所以先后崩溃，原因复杂，德国主要因为过于狂妄、迷信战争，苏联因为拒绝善待人民。但是，这些罪错，并非不能避免。目前统治中国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太子党，在重蹈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同时，似乎在试图克服过于狂妄——对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军事挑衅，和避免过度苛刻——对知识界和人民的统治。然而，共产主义的内在冲突——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性与征服世界的愿望，是比所谓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远为严重的危机。习近平们不可能实现他们的前辈没有实现的梦想，如果不改弦更张，他们将重蹈苏联覆辙，且不可收拾。但是，如果他们一意孤行，则必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灾难，其后果将极其严重。
历史显示，一旦走上对内专制、对外强硬的国家—民族社会主义之路，所有其他建立在韬光养晦、权宜之计、统一战线基础上的策略性变通，都不能持久。最后的较量、摊牌和胜负不可避免，并且随时可能爆发。
九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作为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是带有启示录性质的新式武器——原子弹——的战争投入。
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曾提醒罗斯福总统注意德国科学家在柏林的研究，这导致了美国抢先研制原子弹。同时，爱因斯坦又与其他物理学家企图阻止制造原子弹，然而强大的战争逻辑遮盖了科学家微弱的呼吁和警告。于是，在广岛、长崎升起的核蘑菇云为二战的终结划出两个巨大的惊叹号，同时宣告热核战争时代的来临。——相比一战结束，二战不仅再次摧毁欧洲重创世界，而且第一次出现人类共同毁灭的前景。
1947年6月，奥地利犹太太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布鲁塞尔艺术学院以“乌托邦与暴力”为题发表演说指出，两次世界大战所开辟的新的暴力时代“远未结束”。他强调，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战争中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世界的道德水准，当今世界存在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十年所容忍的更严重的暴力和野蛮。文明可能最终毁于希特勒希望用于我们头上的那些新式武器。”他以20世纪犹太人特有的忧郁告诫：世界也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就走向毁灭。
世人不可对此警告发出嘲笑。1949年柏林危机、1950年朝鲜战争、1956年苏彝士运河危机、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1956年苏彝士运河危机、1960年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墙危机、1969年中苏冲突以及多次局部战争、“代理人战争”，都已数次使世界走到第三次大战的边缘。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有人公开鼓吹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其中最不加掩饰的当数毛泽东。他公然鼓吹核大战，声称世界27亿人口死掉一半，还可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地球。毛的言论，不仅是他个人丧心病狂的表现，而且严重恶化了世界形势，空前败坏了中国人的形象，毒化了中国人的精神。
二战结束到1949年斯大林假手毛泽东对中国的征服，面临俄国由“一国社会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球战略转变，美国被迫带领西方进入冷战。只是由于“核恐怖均势”，甚至只是由于斯大林在1953年——而非1963年——去世，世界才得以维系。
应该注意到，斯大林死后，俄国传统人道主义和人类意识在苏共统治集团内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得以存留。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掌握苏联核电钮的指头始终没有被超越文明底线的邪恶思想控制，没有落进毛泽东式的疯魔手中，——正如二战结束前第一颗原子弹没有被希特勒控制。这是不幸人类的幸事，而苏联制度征服世界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直到它寿终正寝。
十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那已译为世界主要语言的长约1000页的《全球通史》末尾列举的一组数字，冷酷地道出了二战后人类的真实处境（止于美苏两国和1987年）：
原子弹：美国1945年，苏联1949年。
洲际轰炸机：美国1948年，苏联1955年。
氢弹：美国1952年，苏联1953年。
洲际弹道导弹（ICBM）：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人造卫星：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照相侦察卫星：美国1959年，苏联1962年。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美国1960年，苏联1968年。
多弹头导弹（MRV）：美国1966年，苏联1968年。
反弹道导弹（ABM）：苏联1968年，美国1972年。
多弹头分导式导弹（MRV）：美国1970年，苏联1975年。
远程巡航导弹：美国1982年，苏联1984年。
新战略轰炸机：美国1985年，苏联1987年。
今天，全球核武库中已装备了几万件核武器，20多个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已拥有从陆地、深海和太空发射核弹头的能力。人类毁灭的可能性已成为一个时间概念、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任何人都可以预测，它决无可能像前两次世界大战一样旷日持久。也许从发射第一枚氢弹的指令被执行，一个工作日或更短的时间，战争就结束了。肯定没有失败方和胜利者，也没有战地记者和牧师，一切记录和记忆都永远消失了。因此，我们可以合符逻辑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最后一次世界大战。
人类仁慈、谦卑、忏悔、悲悯、良善、和解、博爱的向往和事业一直在顽强而英勇地存在。1970年12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翌日，该国总统赫利发表“国家赎罪书”；1995年6月科尔总理在以色列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再次下跪；此前此后，德国向有关国家赔付近1000亿美元战争赎罪金；勃兰登堡大门附近2700根方柱组成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希特勒男姓后裔决定永不结婚以使这个姓氏永远断种绝根。世界对此作出回报。1989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纪念日，矗立了近30年的柏林墙轰然坍塌；第二年，德国在被肢解44年后再次统一。
欧洲合众国的伟大梦想开始出现在这块饱经战争蹂躏的土地上。欧洲主要国家率先陆续将国防、货币、外交、行政、教育等国家主权部分让渡给一个超国家联盟。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等征服者以武力和战争称霸欧洲进而统治世界的历史基本宣告结束。柏拉图、但丁、康德、莫内等哲人和智者以文明联合欧洲的伟大祈盼开始成为“欧洲意识”。这是人类亘古未有的进步，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历史的新生，也是对无数战争亡灵的真正祭奠。
俄国曾经是两次大战的主要参与国，“冷战”的主角之一，20世纪的灾难重心。俄国是严重分裂的国家，至善与极恶、灿烂与黑暗、自由与专制、人道主义与野蛮残忍、大俄罗斯主义与人类意识奇特地共存于一体。俄国在20世纪带给世界的最大喜讯是，在经历了500年扩张征服建立的大帝国内部，自由奇迹般降临，——俄国自行退出征服世界的帝国行列，而且竟然没有嫁祸于世界。发轫于德国的统，一个迈向“合众为一”的欧洲；听从自由的呼召，一个宁愿四分五裂也拒绝邪恶帝国的俄国，这是人类第三个“千僖年”之前最激动人心的文明突破。虽然欧洲统一的步伐时快时慢，俄国的自我更始艰难而缓慢，但是，联系到欧洲2000年分裂、争战的历史，俄国1000多年漫长的专制传统、尤其付出6000万生命代价的极权主义苏联的记录，应该承认，文明在欧洲和俄国的进展足以令人欣慰了。
十一
但是天下远不太平。世界献给21世纪的礼物是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的恐怖爆炸。历史学家指出，世界上所有伟大的黄金时代都充满紧张、冲突和恐怖。伟大时代的标志就是生活、社会制度、思维观念、利益格局和权力关系的急剧演变，旧制度旧观念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新思潮新生力量新希望总是必须经过艰难痛苦的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我们已经不能接受这种变革至上、进步神圣的危险而虚伪的“转型理论”。从1979年伊朗霍梅尼革命，到2014年ISIS国的突然出现，沉默了一百多年的伊斯兰世界已成为当代世界的新角色，其极端激进者组成的圣战组织，再次拧紧了世界毁灭的发条。他们甚至不屑于征服世界，转而奉行一种史无前例的精神：无条件的共同毁灭。——希特勒、毛泽东追求的史无前例，已经被超越。
1948年11月1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将军在波士顿商行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指出：
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却摒弃了耶酥的训喻。人类一边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秘诀，一边却在精神的黑夜中茫然地蹒跚而行。这个世界有荣耀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基于维护和平，谙熟杀戮远甚于共同生存。
这段话如果出自托尔斯泰伯爵、圣雄甘地、天才科学家爱因斯坦、特莉莎修女和约翰·保罗二世之口，世人也许觉得不过是又一通道德说教。但是出自一位以战争为职业的军人之口，就别具一番意味。——可惜，它不会出自纳粹德国和苏联任何军事首脑之口，更不可能出自任何一位中共军委委员之口。
20世纪是两次大战和“冷战”的世纪。核蘑菇云笼罩在世界上空达70年之久，至今没有硝散。美苏两国主导的“冷战”之所以没有酿成第三次大战，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双方文明和人性的胜利，而是因为共同毁灭的结局难以承受。——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新的世界性灭绝的阴影下。
1950年，伯特兰·罗素预言，20世纪后50年将发生三种前景：一，人类生命结束，也可能所有生命随之结束；二，文明在一场大灾难中崩溃，退回野蛮；三，所有战争武器由一个政府管理，世界统一。罗素称，只有美、苏两国有条件符合第三点，不过他倾向于美国。65年过去，世界没有兑现罗素的预见。
20世纪末，学者、政要、经济学家都达成一个共识，人类可能在两种状态下同归于尽：全球气候和生态不可逆转的彻底破坏以及又一次世界大战。宗教家把前者归为宇宙的“物质恶”，把后者划入“伦理恶”。其实，二者都是人类自身罪孽的报应。——当然，还有一种毁灭力量，直接来自自然：行星撞击、全球地震、大洪水……。但是，911恐怖袭击后，再无历史感的男女都知道，即使是一个完全无名的恐怖分子，都可能毁灭世界。1914年萨拉热窝那名刺客用两颗子弹拉开一战序幕，他的子孙则只要从不同渠道弄到小型核弹，就可能毁灭一座大城市，从而使世界陷入紊乱。要满足罗素预言第一条，在美、苏之外，现在增加了中国。当今中国拥有德国、俄国不曾拥有的特点：它是黄种人国家，有14亿人民，相当数量中国人对西方充满敌意；它正迅速赶超美国成为头号强国，致力改变战后世界秩序，——当然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东方变种毛泽东思想；它正式由红二代、太子党统治，全力从韬光养晦转入其世界性战略布局；它不加掩饰地声称其制度、道路和理论符合宇宙真理，公开否定西方普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意识形态渗透和对抗；它正把内政与外交、政治与经济、政权安全与社会管制、国家—民族与社会主义重新接榫，快速转向总体化国家利维坦。——人们也许还无法准确预见到这头史无前例的利维坦怪物在何时何地张开它的巨口。但是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2015年，中共政权和普京政府已在前后四个月内相继举行盛大阅兵式，露出它们的铠甲和利齿，显示北京—莫斯科轴心联盟。
亨廷顿担忧的文明冲突，儒教中国与伊斯兰世界联手对抗基督教西方的局面不仅已然出现，而且更为复杂、严峻。历史似乎有意把世界毁灭的浩劫，安排在21世纪的某日，让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人类目睹自己共同的末日。
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两个月后，美英两国对德开战。罗斯福、丘吉尔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的奥古斯塔号军舰达成《大西洋宪章》，这是威尔逊纲领向联合国宪章的过渡蓝本。经过50年冷战和中国崛起、伊斯兰革命到由互联网、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新技术革命导引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世界秩序基础的联合国及其宪章，已经不能反映世界的本质，既不能处理战争与和平等传统危机，又不能解决文明冲突、恐怖主义和中国崛起等新型困局，不能在免于恐怖、匮乏、强权和不义基础上，免于共同毁灭的危险。
作为中国人，我们也许不能缓解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它已经持续了1400年，但是中国本应保持持中调和立场，——北京政权多年以来却一直向世界各地反美、反西方国家和组织输运军火。重要的是，北京当局必须意识到，无论选择“代理人”——在中东、拉美、南亚、非洲……，还是对美、欧渗透、利诱、分化，或发起直接冲突甚至开启战端，都是危险而愚蠢的行为。就世界历史和现状而言，扳倒西方进而征服世界，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幻。这种战略选择的结局，要么重蹈纳粹德国的覆辙，要么再走苏联解体的老路，要么同归于尽。从理论上讲，这种侵略扩张征服的思想，本来就源自欧洲19世纪的丛林法则，——即使北京实现了其全部战略，称霸世界，也是西方思想的胜利，撒旦对耶稣的胜利，希特勒对歌德的胜利，斯大林对托尔斯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过做了西方毁灭原则的工具，如此而已。
十二
无待远求，存有一条解救之路——回到孔孟之道。在人类思想史上，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的发现，弥合了东方与西方的鸿沟。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共同奠定了人类精神共和国的基石，开辟了人类思维的共同范型，后世可以循此路径行于真理之路，建立共同家园。但雅氏没有将轴心时代的创见引申到现代人类秩序和文明重建。符合逻辑的一个结论是，如果中国恢复儒家精神，遵行“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圣贤理想，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的君子风范，秉持“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道并行不悖”、“和睦百族、协和万邦”的中庸之道，中国起能够不参予文明冲突，更不做火中取栗、取而代之的流氓小人劣态。
在这个空间和资源有限的星球上，在关怀人类命运的思想源头上，孔子可以与耶稣对语，开辟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没有显示的的天地。东西方思想的交流遇合，本是全球化时代应有之义，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后，建立人类意识和世界文明的基础。它消除了道器、体用、优劣之争，也避免了以战争、屠杀、毁灭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无谓牺牲。一言以蔽之，中国人不可能用西方和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西方和俄国已经名誉扫地——来复兴自己，更不可能借此致力于天下一家的伟大事业。结论只能且应该是，摒弃马列主义及其共产主义制度，回到中华民族固有文明正轨，再与西方主流文明相互融通，综摄，“以建共和，以进大同”。——返身而诚，善莫大焉！如果世人有幸见到中国不再宗奉马克思，不再相信“百代皆行秦政法”，而转向孔孟——当然包括他们的精神兄弟老庄释迦——，那么罗素和亨廷顿的忧郁预言就将作为20世纪悲观主义的杞忧存入思想史的档案。
但是，谁愿意拿孔子、耶稣真正当回事呢？而从萨拉热窝射出的两颗子弹，穿过欧洲，变成降落在东亚两座城市上空的两颗原子弹，再变成撞向北美两座高楼的两架客机。无人知道文明承受更严重打击的限度，几乎全世界都在等待观看，那道来自20世纪的战争轨迹把世界碾成齑粉的一剎那，在等待一个声音：你们只配这种结局，因为你们拥有自相残杀的欲望和力量，以及鼓动这种欲望和力量的思想，却没有制止它们的欲望、力量和思想。——也许有，要么早被遗弃，要么还没有诞生。
21世纪剩下的85年，或许是人类终极命运的临界点。我希望，莎士比亚和曹雪芹这样的天才不再出现，爱因斯坦和波普尔式的告诫不再只由犹太人发出。人们只分别述说和听取关于石头和食物的故事，没有人会像弥尔顿那样呼吁：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无论如何，如果再次发生大战，将不会有人用石头作战，会有无数摄影摄像机拍下无数末日奇观，咽下最后一口食物，不会再有一个大脑的忧思和预言留下丝毫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