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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淞澧分流工地案
2016-05-27 05:53 来源: 博客 作者: 余习广 
中国人对阴曹地府的恐惧是不言而喻的：牛头马面、锯身分体、炸油锅、滚钉板、过刀山、过火海、挖心剖腹……在整风整社和“新三反”运动中，淞澧分流工地下来的民工对工作队控诉说：“干部对待我们，一天到晚不是打，就是饿，比对待畜牲还不如！淞澧分流工地简直成了阴曹地府！”
庐山会议后的全国“更大跃进”，一是“反瞒产”搞粮食，二是“大办水利”。澧县县委为了争当“更大跃进”的上游，“大办水利”运动中，仅淞澧分流和王家厂水库两个工地，就上马了156000多人，占全县三十万劳动力的50%。加上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全县三十万劳动力几乎全部上到水利工地。
淞澧分流，是澧县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1959年10月7日，湖南省委作为“更大跃进”的证明，正式批准该工程。淞澧分流工程量大，任务重，时间紧，地域辽阔，工种复杂，工段分散。整个工程要新修大堤25714米，要穿湖过港，堵塞河口7处，长1778米，新建3座涵闸，共计土石方1187万立方。要新建、堵口、开河、刨洲、刨堤、开渠、建闸等。
工程于11月初动工，县委提出：“要拿出大跃进的干劲，用大跃进的速度，赶在年底完工。”为此，从全县先后抽调了75600多人上阵。
11月16日，县委成立淞澧分流工程指挥部，下设青龙窖、郭家口、珠矶湖、七里湖四个指挥所。各公社工地队伍为大队，各大队工地队伍为中队，各生产队工地队伍为分队。
11月13日，第一次工地党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1月完成任务的50%，12月底全部完工。要在一个半月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绝对只能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
任务层层往下压，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干部们就是一个字：打！从此，整个工地弥漫着浓郁的血腥。
据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关于淞澧分流工程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以及严重死亡情况向县委的汇报》，“十一至十二月，在工作中产生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对民工生活关心不够等严重问题，先后死亡民工440人，其中病死310人、打后致死88人、打后自杀40人、当场打死2人。”
《汇报》说，在4641名干部中违法乱纪的就有，2022人，占干部总数的43.5%。其中公社干部251人，打人的96人（正副书记18人，党委委员25人），占公社干部的43.5%；大队干部823人，打人的636人（正副书记128人，总支委员205人），占大队干部总数的77.3%；生产队干部3507人，打人的1290人，占生产队干部总数的36.8%。被打的民工13871人，因打残废的128人，受伤345人。指挥部295名干部没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
而知情人告诉我：指挥部的干部架子更大，官气更足，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更凶。动不动就是“狗日的，老子打死你！”就连下面的干部一听说指挥部的来检查，也吓得发抖，更不要说民工了。整风时，好象指挥部的干部，只有7个人没事，还得了表扬。那其他人“没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的说法，还能够说得过去？
《汇报》反映了死亡民工的情况：“从工区看，青龙窖、珠矶湖最为严重，郭家口、七里湖次之。
“青龙窖工区有如东、澧西、澧南、东门、梦溪、大围、宜万等7个公社，计死民工193人。其中病死124人、当场打死1人、打后致死43人、打后自杀25人、残废22人，受伤312人。其中以宜万、梦溪、澧西最为严重。
“珠矶湖工区有方石坪、王家厂、太青、官垸等4个公社，计死民工141人。其中病死104人、当场打死1人、残废4人，打后致死31人、打后自杀5人、受伤19人。其中以方石坪、王家厂最为严重。
“郭家口工区有澧东、盐井、闸口、余家台4个公社，计死民工70人（原文如此——引者）。其中病死53人、打后致死9人、打后自杀2人、伤13人。其中以盐井、澧东最为严重。
“七里湖工区有渡口、白衣、津郊、新洲等4个公社，计死亡民工27人。其中病死15人、打后致死5人、打后自杀8人、残废2人、受伤1人。”
对于淞澧分流工地死人事件的现象和原因，在大量调查核实之后，《汇报》做了一些初步的说明和分析，认为工程量大，任务重，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造成“淞澧分流惨案”的基本原因。
官垸会议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打人风。
12月6至7日，各工区停工整顿，贯彻落实官垸会议精神，四个工区都发生程度不同的打人事件，而以青龙窖、珠矶湖最为严重。他们是每个中队都必须“辩论”一个分队级的干部。珠矶湖工区方石坪一大队13中队报“辩论”人，供应股长叶汉菊，被批斗者们抽嘴巴，抽得他嘴巴肿得像个猪头，一个多月还没消肿。巴王岭中队指导员马大元被打的半个多月起不了床。
12月8日，青龙窖澧西大队贯彻官垸会议精神，点了11个人上台批斗。除毒打外，还用3个采菱的大腰盆装满冷水，让被斗对象脱光衣服洗冷水澡。当时北风呼啸，气温在零下，水中结冰。被斗对象在水里越喊冷，就越要你扎深些，时间待长些。结果新剀中队的陈祖青受冻不过，连喊救命。批斗者不但不让他出来，还说他态度恶劣，一阵猛打。终于他被冻死在腰盆里。
大围和王家厂大队则各办起一个教养队，专门劳教那些“劳动不积极的人”。教养队实行监狱管制，被教养人都是犯人，不仅“强迫劳动改造”，还在他们衣服上写“偷盗”、“出工不积极”、“多吃饭”等，并在其脸上画花脸，不准与民工一块挑土、吃饭、讲话。
而宜万大队为了响应指挥部的命令，显示“大干、苦干、拼命干”的干劲，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提出“三光政策”：头光、身光、脚光，出工民工一律光头，不准带斗笠；打赤膊，不准穿蓑衣；打赤脚，不准穿鞋，一直干到半夜。
官垸公社五菱大队总支委员张儒兴在工地打人160多个，扣饭不计其数。贫农社员刘世教先后被扣饭160多次，挨打三次，最后一次打后三个钟头致死。后来下工地后，刘世教有个三岁多的小孩在禾场上捡了一点蚕豆梗，竟被张儒兴丢在水里淹，此后也死了。
《汇报》说：“至于中队一级的辩论斗争，差不多天天都有，从指挥部直到中队层层找原因，层层违法乱纪，斗辩民工。是造成严重死亡的原因之一。”
为了提高出勤率，官垸会议规定：病人不准超过1%。而天寒地冻，民工们劳累过度不休息，又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差不多20%的人都抱病在身。各级干部对病人就是一句话：“出工，病死也要到工地上去死！”
王家厂大队11中队社员谭杏桃，因病没出工。脱产干部樊明中强迫他必须先出一天工，不然的话，有你的好家伙吃。白衣大队蒲山中队社员黄培然，因病倒地想请假歇几天。干部对他说。安排你个好活路，到柴山砍柴去。走到半路，黄培然一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官垸大队光明中队黄家玉、郑大泉因病不能出工。干部命令他们到珠矶湖被楠竹，结果死在路上。
宜万蔡家中队共死民工75个。12月中旬有一天有35个病号，按1%的比例，指标是3人。当时医生冒风险批了叶正中等7人，其余吴学明、易法生等27个病号被赶上工地，上述二人才出了三天工便死亡。
工程量大，任务重，时间紧，劳力缺。而全县劳力都上了水利工地。县委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各公社强行摊派劳动力，公社也没人，就把老弱病残也派上阵来。
仅第一批上工地的“劳力”中，“小的十二三岁，大的60多岁。在家就有了病的也不少，有的还没走到工地即死在路上。如大围大队杨家中队上堤的民工346人，15～20岁的120人……55岁以上的有23人。其中有痨病的32人，最严重的12人。宜万大队蔡家中队在上堤民工275人中，有痨病的35人，黄肿病（浮肿病）6人。如黄世法、陈世和都原有痨病而死。”
对于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关于淞澧分流工程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以及严重死亡情况向县委的汇报》中，死人情况的数字，我查到不同的说法。一份于1960年3月6日的材料说到一个数字：“1247人”，但又为钢笔划去，改为“720人”。当年在淞澧分流工程指挥部的干部对我回忆说：“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好象是不到两千人。”此说对应第一个数字，应该可信！
2008-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