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评论、关注点赞

  • Facebook Icon脸书专页
  • telegram Icon翻墙交流电报群
  • telegram Icon电报频道
  • RSS订阅禁闻RSS/FEED订阅

病理切片一二三

2017年01月15日 9:14 PDF版 分享转发

2017-02-05 06:52 来源: 我们忏悔 作者: 吴琰

如果我问自己:在我的童年、少年直至走向青年的时段里,“我是谁?”我会十分茫然;如果问题换一个角度:“我们是谁?”似乎轮廓就清晰得多。

在那个时段,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思维逻辑的高度一致,狂热情绪自我神圣化的高度趋同,使我想准确真实地回答“我是谁”,竟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情。我曾经在一篇反思文章里写到:“在那个年代,你并非具有‘生命’的迹象,只是巨轮滚滚碾过的一粒尘埃。你连同亿万尘埃在碾压中没有自己的体温。没有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的人所有的生存都难逃‘助纣为虐’之劫。”

今天静思敛神,力争在集体一致中梳理“我是谁”?或者说,我是从怎样的昨天走过?我的社会化过程有着怎样的印记?如何在红色与黑色的浪潮中廓清自己的身影?由于我当年的日记、通信及其他文字佐证几经抄家、迁徙,以及躲避抄家的多方藏匿辗转,业已荡然无存。我不得不多方寻觅当年的各种文字,以助自己的反观内省。

也许,这是向人性损毁的深层困惑的寻觅。

(一)

眼前是一堆发黄的碎纸片,不少纸张已经很脆很薄,几至透明如蝉翼,需要非常小心地展平它们。

一张一张,很慢很轻地翻阅,心底百感交集。

那是当年很多同学的“思想汇报”、“入团申请书”,还有同学的部分日记。那时段,我们正在或即将步入青年时期。

我从出生四十天后进入全托托儿所到幼儿园再到小学,一直是寄宿制生活。直到小学五年级进入景山学校,方结束寄宿制。大凡经过寄宿制教育,身心会更多地融入“我们”之中。

景山学校当时是六十年代直属的教改试验地,为九年一贯制。因为有比较多的高干子弟,因此当时被社会上称为“贵族学校”,我们甚至很长时间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即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国家主人翁。那也是后来“”中老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心理基础。

(二)

这些纸片的行文有几个普遍的特点:其思维逻辑、叙事程序、行文风格基本是模式化的。大凡在开头,总是——“我们处在大变动、大革命的时代”、“我们面临着国内国际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然后一派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继而自我大批判——“我的思想表现”;结束语经常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人类”;行文中,标点“!”常常一贯到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曾用一年多的业余时间,以“世纪之患”为题采访院、精神残疾群体以及相关生态环境。采访期间竟有无数次将思维的镜头闪回“文革”前后,乃至伫立街头时,不知今夕何夕。

精神病学中有一个术语,叫作“象征性思维”,即把具象事物泛化、抽象化、夸大化直至绝对化的思维文化现象,比如,红——红色,如红衣服、红旗、如火——寓意热情奔放、辉煌灿烂——象征“革命”——反对“红色”就是黑色就是反革命。比如,有的病人睡觉一定要抱着暖气管。因为暖气管是钢铁的,钢铁“代表”工人阶级,他要和工人阶级分分秒秒不分离。

这种“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思维在当年同学的“思想汇报”中已经清晰毕现:

我身上有许多非的作风,行动中也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是让它们发展下去,我会成为人民的叛徒、革命的对象!刚上初一时,那是我国农业受灾,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在咬紧牙关渡经济困难关,我却经不住考验,用在路上捡到的饭票拿到食堂买吃的,还偷了机关合作社的点心(每次一块)……现在我认识到,我的种种行为是可耻的,是剥削阶级损人利己的做法!阶级敌人争夺我们年轻一代的主要入手点就是我们追求物质享受讲吃穿。今天我吃了一块不正当取来的食物,就丢了一些无产阶级的风格,助长了资产阶级的肮脏思想!在阶级斗争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到处都在激烈进行着。一个丧失了阶级立场的人是经不住考验的!在大风大浪中站不住,要倒向阶级敌人一边去。

当年的日记很少私人性,没什么“窃窃私语”。我拿着同学1965年的日记时,几个女孩儿家的日记里都是“朗朗乾坤”——

Ad:美好不容错过,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愉快时光,现在就订票

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从小没有受过劳动的锻炼,贪图享受,从小就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我一直觉得自己家庭出身不错,只是被小资产阶级这个‘小’字迷或(惑)着。我现在真正认识到家庭对我的影响及我思想上主要的错误。在国家里,只有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本就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那么就是资产阶级的!

至于“入团申请书”,有些像“讨伐檄文”——

我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就要保住工人阶级的本色,永不变色。怕不怕死,就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敢不敢与敌人进行斗争,愿不愿为了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刚一想到这个问题,思想斗争很激烈,有时睡觉还在想自己会不会成为叛徒?

最近国内国外阶级斗争形势严峻。越南形势很紧张。昨天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把仇恨挂在枪口上”,我希望我能成为志愿军的一员,到前线杀敌,消灭美帝国主义!

我们是靠马列主义吃饭的,马列主义出一切!

还有些日记,终于有一点儿“窃窃私语”,但“暴露私念”后一定是“灵魂深处刺刀见红”——

这一次,某某同学又得了高分,我心里很难受。要说是嫉妒吧也不完全是,就是觉得他们学好了将来会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我是革命家庭出身,怎能让他们得逞呢?

我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可是我阶级觉悟一直很低。我胸无大志,既不发阶级之奋,也不发个人之奋。一些剥削阶级子弟,受他家庭深刻的烙印,还特别“争气”,争他那个反动阶级的气!我现在觉得,阶级敌人非常狡猾,而我非常愚蠢,糊里糊涂地走了十六年。我们的思想里没有“一支枪”,对待问题不能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我的成分好,这意味着我的担子更重!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革命干部的子女不去接革命的班,让谁去接?

这里的“成分好”,当时是指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而地主、富农、右派、国民党遗属、历次运动确定的反动分子家庭出身的,都是“成分不好”。

这些发黄薄纸的文字,落笔的年代是1964、1965年和1966年“文革”前夕,执笔的孩子或十四或十五或十六岁。

这些稚嫩的文字当时是很真诚的,没有今日“作秀”的感觉,也没有这种可能——绝大多数是做给自己的,无“秀”可作。如果说被胁迫的话,主要是被集体胁迫——大家都唯恐被“革命队伍落下”,争先恐后。

“灵魂深处刺刀见红”的口号是“文革”时期提出的,但在这之前的学校教育中早就处处可见。不过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动辄便“主义”全能、“主义”至上,具体表现在“敌对思维”、“仇恨启蒙”、“暴力启蒙”、“非此即彼的极端逻辑”,以及宏大话语的叙事习惯,等等,这些“原则”很如常地占据着我们这些普通孩子的生存意识。应该说,这是一种能力的培养:仇恨的能力、极端思维的能力、把任何小事泛化到政治意识形态上来的能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判能力,等等。

不同的人对此的认同程度不同,当时我是高度认同的。对其认识判断分析问题的思维、逻辑、习惯从未反感、质疑过。

(三)

这里没有我的“思想汇报”。我的同学,当年的班干部给我看这些发黄的碎纸片时说:“你当时在班上被很多同学认为是学习的榜样。”

确实,有的纸片上,有同学写道:“要向小燕学习”(我的原名是吴小燕)。有的同学的日记上写道:“比、学、赶、超某某某、某某某、吴小燕,他们是班上优秀的同学,我一定要学习他们。”“小燕在谈到入团动机时说:说到入团迫切,要看看我们是迫切要求参加革命呢,还是迫切要求个人显示的愿望得到实现?”“小燕最值得我学习的是,关心集体热爱同学,斗争性强。”

看到同学们的日记中多次提到的我,是一个很听话的积极靠拢组织、积极改造思想、紧跟大形势、主潮流的少年、青年形象。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个好学生、好的班干部。

景山学校在“文革”前就已经“运动”不断。

我们就一个出身工农家庭劳动好但学习不太好的同学是否可以入团,曾开展很激烈的辩论。老师、同学分成两派,讨论如何又红又专问题。同学记录了当年的辩论对白:“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什么是最重要的?难道是‘文化’吗?”“有文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比没有文化或者文化水平不高的但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要危险得多。”

开展“为谁而学”的辩论,讨论题目是“为社会主义而学和为个人而学能否统一?”同学日记中记录:“大部分同学说不能统一,统一只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对立矛盾却是永远的绝对的。”

看过《三家巷》、《苦斗》,学校让大家就“身边所见所闻所思所为”开展“阶级分析”。同学日记中写道:“这几天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兴无灭资运动。今天一早大家的大字报就贴满一墙,同学们对党的号召真可谓闻风而动啊!”我们对某老师、某某老师、某某老师提了很多意见。不少同学感慨:“我们太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来,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腐蚀我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过去崇拜的老师竟然受资产阶级影响给我们传授这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进行!”“忘掉‘我’字,记住人民!和‘私’字刺刀见红,搞暴力革命!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文革”前夕,我们被学校组织到河北遵化王国藩“穷棒子”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一个月,回来当然又写了很多思想汇报;还到北京郊区门头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史称的“四清”运动),瞪大了眼睛看着大人们如何组织贫下中农斗争地、富、反、坏、右。

这些小型“运动”已是“文革”前的各种实战演习。它和“文革”巅峰中的“上纲上线的绝对化”、“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等等精神原则,一脉相承。接受“文革”思维,顺理成章。某种杀伐之气已然若隐若现。

多少年后看到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讽喻小说《一九八四》,展现极权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图景。其中的一个细节描述语言学家编纂《新话词典》。语言学家说:“我们正在让语言最终定型。我们在消灭单词——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剔得只剩骨头。你难道看不出新话的全部目标就是窄化思想范围吗?”想起我们的“思想汇报”、“入团申请书”,更想起我们的日记,包括以后的大字报,我几乎认定,奥威尔是以“文革”前后的我们为其创作的原型!实则奥威尔逝世于1950年,他所预言的极权时代的生活图景,当时在这块土地上还没有真正开始。

当年,在封闭、贫瘠、排他性的信息壁垒中,我们这样的生命气质与当时中国的地脉气息,在襁褓之中就完成了“集体一致”的接壤。

(四)

旧中宣部被毛泽东点名为“阎王殿”,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在全中国各大部委中第一个被“文革”推倒。大概在1966年的5月底就已经“被揭开盖子”。景山学校也就在1966年的6月初有了第一张大字报。这在当时的北京中学中,掀起“革命风暴”是很“前卫”的。

我的好朋友与另一个同学多少年后和我说道,当时我们怎样地彻夜不眠地聊天,怎样地狂飙初起般不可抑制:“我们太幸福了,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有幸参加这样伟大的事业。”

如果说,“敌人思维”、“仇恨启蒙”、“暴力启蒙”、“极端逻辑”等等,在“文革”前作为能力培养只是酵母,在“文革”中能量的爆发则膨胀得无边无涯。“暴力启蒙”、“仇恨启蒙”自然衍化为“暴力崇拜”、“仇恨至上”。

我作为中宣部干部的子弟,很快被隔离失去人身自由,我也在“文革”的第一时间成为“黑帮子弟”,也即“狗崽子”。这样,社会上“出身不好”的人群中增加了大批“狗崽子”,即父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因为没有自己当时的文字为证,很难准确地描述我当时的行止与心态,只能是依稀的勾勒。

景山学校不是学生斗老师的一边倒,更多的是老师与学生的大混战。一篇同学日记记录了当时学校走廊里的一幕:

“几个彪形大汉把X(一个老师)按倒在地,拳打脚踢。W(另一个老师)大声说:‘同志们,这是你们保卫的时候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X挣扎着高呼:‘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群众往地上啐唾沫:‘你死了连臭狗屎都不如,遗臭万年!’我高呼:‘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W厉声叫道:‘你是什么出身?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你包庇反革命!’”

这位同学当时已是“狗崽子”,属于“阶级异己分子”了,她当时竟然忘记了自己身份的这一变化。她立刻被别人推搡挤拽。

身边每天真实地演绎着仇恨与暴力的生活:

听到学校红卫兵“扫四旧”时,用皮鞭活活抽死了我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再后来,这个同学被遣送回乡;这名同学后来有一封信,痛骂所有的同学,咬牙切齿,“一个都不能放过”;老师揪斗老师、学生揪斗老师——打耳光揪头发泼大粪,剃阴阳头(即头发剃掉一半),敲着破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学生被老师大批判——“你们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你们是反革命的狗崽子!”、“某某,站出来!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接受革命群众的审判!”——不是不惮以最大恶意去揣度对立方,而是必须以最大恶意(当然这在当时叫作“革命性”)“认清敌人真实本质”。

生命极其卑贱。而且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我自己生命的卑贱:

我家被抄家时,家里人的照片被扔在地上,前来抄家的同学拼命用脚踏着踩着蹍着;我出门、进门,胡同里更小的孩子朝我扔石子,不断地听到背后的声音“狗崽子!狗崽子!”背上有时被砸得砰砰作响;昨天还是朋友、同学,今天就已经看到他们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拿着皮鞭吆喝着驱赶着其他同学;因为父母被隔离关押(那时叫“群众专政”),没有钱吃饭,我和一样是“狗崽子”的同学一起与街头孩子捡拾打、砸、抢丢下的桌子椅子腿回家烧火,拿麻袋捡拾当时合作社准备扔掉的烂菜叶烂西红柿,等等等等。

事情就是这样吊诡:一个努力紧跟社会潮流并被称为“好学生”的青年,迅捷且彻底地被社会边缘化。几乎被称为“很有阶级觉悟”的人被革命的狂欢彻底放逐。“革命动力”在革命狂潮一开始时就沦为“革命对象”。我曾经狂热信奉的某些价值迅速地“报应”在自己和很多同学身上。

如果没有戏剧性的跌宕,我会不会在“文革”初期成为一个狂热分子呢?答案几乎没有悬念。依据原来的思想脉络,在“文革”初起时我会热诚拥护并力行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名义去揪斗并对“阶级敌人”“批倒批臭”。这些“阶级敌人”在当时就是身边朝夕相处的同学、老师、邻居、亲人。

“文革”裹挟了所有人,所有人也裹挟了“文革”。在“国家主义”熏陶下成长的我们,部分地成就了“文革”的暴虐。在暴力狂欢的旋涡中,最后“人人打倒人人”。这一局面我们完全目睹了——“原来某某是老地主啊,昨天被打死了!”“某某家昨天被搜出金条!”“真没想到,某某老师过去在国民党监狱里叛变过。他前几日跳楼自杀了,罪有应得!”——作践与戕害生命的“暴力狂欢”,当年就是每天的吃喝拉撒睡。

有朋友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国家精神病阶段。我很认同这一说法。

“文革”的人道灾难的确不同于纳粹大屠杀。纳粹屠杀是由国家机器和制度组织、由国家等级严密的科层体系一层一层贯彻执行,以国家暴力和恐怖手段戕害的人道灾难。“文革”是以最高统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动员全体人民打“烂”曾经严密的科层体系,“挟全民以令天下”,假“全体人民”之手,以社会暴力和群众恐怖手段戕害的罕见的人道灾难。

对于绝大多数人,那是一个思维病态时代。然而最为惊心的,莫过于我曾经目睹或耳闻的某些父辈“文革”后的自我精神绞杀。

一个朋友的母亲,很早便深居简出足不出小院。但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家的“文革”依旧如火如荼。家里人的工作单位还经常收到各类“举报”。诸如“×年×月×日看××(她儿子)的日记,思想倾向很不好”、“从××(她女儿)给同学的信中看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泛滥。”而附近派出所也常常收到各类“案情简报”。诸如“××(她儿子)偷听敌台”、“×年×月×日,×(她家保姆)从乡下回来,带了好多红枣、柿子,说在北京工作辛苦不如乡下人自在。这个人的家庭土改时被划过去了,很可能是阶级异己分子。她最近出门时不梳洗,头发很乱、衣衫不整,很异常。还有异样电话,听口音是南方人,比较年轻,以前没听过这个声音。”

她儿子对我说:“我们家的‘文革’始终没有结束。阶级斗争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而是天天有、月月有、年年有。出那些‘案情简报’,其中写作、编辑、领导圈阅批示,全是她一个人。她自己玩也罢了,她不甘心,到处寄,给家里每个人的单位寄,给国家有关部门寄,给公安部门寄,甚至寄到外省亲戚的单位那儿。”必须“设计”出敌人,一个或几个,并由于敌人的存在而证实自己的存在。修理家里一干人等,挑动他们互相猜忌仇恨,如同修剪一盆盆景。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弄出家庭“5·16国家机密失窃案”的闹剧,家里人才想到把她骗到精神病院。

当年专家的诊断既有口述,亦有文字:

本人无遗传史。从外表看很正常。检查亦未发现异样体征,因此这是一个思维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行为异常。从病历及检查观察,患者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和精神障碍。这种病人意识清楚、智能良好,且妄想具有严谨逻辑性、高度系统性特点。这种病人一般情况,如生活及工作可以很好,记忆力亦可很好。往往中年发病。患者确切什么时候患病,不好确定,但属于政治社会应激影响。

我童年时期的朋友中不止一起这样的“家庭文革”。这种最阴狠最暴虐的事情,以最昭然最张扬的形式,被她(他)自己赋以“革命的名义”乐此不疲。

(五)

每个人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是他人格形成的奠基阶段,也是心理及人格建设的过程。我的社会化过程是在“敌对思维”、“仇恨至上”、“暴力崇拜”的素质教育、情感教育中完成的,并且为历史责任感、社会使命感的“英雄话语”所裹挟,很“神圣”地“为了……”而不择手段,因为目的“高尚”,则运动中的一切具有天然不可质疑的道德正义性,包括视人视己如草芥的道德正义性。这种思维惯性其实浸淫很深。今日反观内省,日渐清晰这一生态链条的形成与生长。

这种思维特征以及性格特征,带着时代划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转化为某种“戾气”,依旧影响着我的判断与思考。从这种“病态素养”逐渐回归到爱、宽容、尊重并体悟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常识理性上,竟要花相当的气力。由于曾经备受“国家主义”的强烈塑造,所以对“二元思维”、“集体一致”、“卡里斯玛人格崇拜”等等有着相当的戒备。但是,在反思极权体制问题的思考中,发现自己在因袭“敌对思维”、“极端逻辑”的路径,放不下“诛心之论”的思维惯性,竟在同构的思维框架内,以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

这种警醒让我怵惕不已。

我们曾经听到太多这样的话语:“当年我们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做了很多违心的事。”如今想来不能认同这句话。事实上,所谓“违心”只是各种恐惧的真实观照。对于我自己,不过或心向往或心惧怕,是心的选择,何违之有?

今日剥析这些“切片”,试图梳理它们如何开始、在哪里延长,又是怎样蛰伏在基因素养中。当然没有哪一个旅程仅仅是单行道,历史的图谱远为广阔多义,我只是力图淘洗自己曾经的精神主干道。

“人生而自由,但是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话。

真正的枷锁在自己内心。

2009年3月—6月

喜欢、支持,请转发分享↓Follow Us 责任编辑: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