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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上山下乡运动的得与失
来源: 共识网 作者: 丁东 
最近，我读到赵杰兵的新着《康庄往事——一位北京知青的记忆》（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引发了很多感想。
我认识赵杰兵已经40多年了。1972年，我和书中谈到的姜斯栋在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共事。我们都是从基层抽上来的知青。赵杰兵和姜斯栋是北京四中同学，又是同在康庄插队的好友。因姜斯栋的关系，我认识了赵杰兵。后来在80年代中期又见过一面，当时赵杰兵已在中组部工作，到山西出差，曾经天南海北，畅聊一番。以后虽再未见面，但还是听说过他的消息。因为和王小波是朋友，曾经参与他出书斡旋，和他姐姐赵洁平来往倒多一些。王小波的小说生前难出，生后火爆，赵洁平当时在华夏出版社供职，趁领导出差之机，顶着风险让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大陆付梓，因而我对她的胆识怀有敬意。最近和姜斯栋相约去中日友好医院看望调研室老领导吴象，赵杰兵嘱他将这本回忆录赠我一阅。
这本书主要是讲述知青时代的理想和奋斗。赵杰兵1968年底离开北京，到山西省山阴县康庄插队。对他来说，知青经历是人生之旅上的正能量，延续至今。他就读的北京四中是全国名校，同学多有远大抱负，也的确涌现了一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精英。文革开始后，赵杰兵父亲被打倒，母亲受审查，他个人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在政治逆境中，他却在康庄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他所在的生产队是一个穷队，生产的粮食不足以果腹。队长换来换去，谁也没有能力改变困境。无奈之中，推举一个不肯上任的社员充当队长，那个社员就任的条件是，让赵杰兵担任副队长，和他搭班子。在中国的干部体制中，最基层的官员只到公社一级。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领导，还是农民身份。生产队副队长，虽不在干部体制序列，但总是掌握了一点公共权力，如何行使这点公共权力，会影响到上百号人的生计。
在副队长任上，赵杰兵做了几件事，拿主意买化肥，带社员到干渠争水，一年下来，全队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以后他又当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他说自己后来职务多次变动，官越做越大，但带来的兴奋都不能与担任副队长相比。这是实情。在逆境中能够掌握一点公共权力，操持众人之事，并有所成功，的确影响了他一生的抱负和走向。
1970年代中期，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谓梦寐以求。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杨天石也是北大毕业，为了调进近代史所从事学术研究，前后奋斗了18年，才如愿以偿。而赵杰兵却主动要求离开研究所，回到插队的地方当公社干部。了解他的生活轨迹，方能理解他这一非常之举的原因。他对乡亲的感情的确比一般知青更为浓烈。后来担任了高级干部，还想为当地做事，寻求大型国企赞助，邀请知青共同捐资，终于帮助康庄打成两口深井，让当地老乡喝上了甜水。我也插过队，也曾和底层农民一块儿受过苦，对赵杰兵那种被称为“农民党”的情怀，颇能理解。
单这一条线索不足以引起我议论的冲动。我更想讨论的是另一条线索，即有关作者父亲的线索，本书着墨不多，不足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但他的父亲对知青运动的影响却实在不可小视。而书中只在不经意处提了一句，他是为上山下乡运动划句号的人。
赵杰兵的父亲名赵凡，1916年出生，2010年逝世。94年的人生之旅，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大历史看重他的，莫过于为上山下乡运动划句号。论职务，他最后是副部级。按说，这么大的社会运动，轮不上他这个级别的干部来划句号，但他偏偏就成了划句号的关键人物。1978年，赵凡出任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正是在履行这一职务的过程中，他留下了可以载入史册的足迹。不久前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面有个鲁局长，其原型就是赵凡。凤凰卫视曾有一个栏目口述历史，聘我担任顾问。我当时就建议做一期采访赵凡的专题。经过一年多的沟通，得赵洁平从旁催促，总算在赵凡90高龄时，录制完成并播出。
1970年代末期，思想解放大潮席卷中国大地，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式微，社会情绪怨声载道。政府因为无力安排上千万知青回城就业，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只允许插队知青返城，农场知青则视为已经解决就业，不允许返城。这个决策马上引起了农场知青的反弹。云南西双版纳的农场知青，举行了大规模绝食抗议。
赵凡受中央之命，到云南调查处理，本来中央的意思是让他说服知青服从政府的决定。但他到现场以后，才知道云南农场知青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作一些小修小补，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中央刚刚作出的决策行不通。于是他紧急与四川、上海等地方领导协调，最终说服中央作出新的决定，允许农场知青自愿返城。一时间，大多数知青重归故里，与父母家人团聚。因此，这些知青称赵凡为“知青之父”。
作为中共高级干部，在关键时刻，不是坚持贯彻上意，而是顺乎民意，推动上意的改变，这样的例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赵凡此举也成为后世美谈。实际上，赵凡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不久，他就离开领导岗位离休了。正是这一举措，使大批知青回城待业，冲击了1950年代形成的城市就业由政府包下来的计划体制，引发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复兴，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向市场转型。这个深刻的变化，可能连赵凡本人都始料未及。
赵杰兵早在文革前刚上高中时，就曾萌生过学习邢燕子、董家耕等知青典型的念头，还到知青典型赵耘下乡的地方体验了一个月，于是主动要求辍学下乡。当时赵凡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副市长，分管农业，他给儿子浇了一瓢冷水，还请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梁亲自和儿子辩论，说服他高中毕业前不要下乡。可见赵凡当时就不赞成城市中学生下乡。十几年后，发动知青上山下乡的毛泽东已经作古，赵凡成了终结这场波及千万人的运动的推手。赵杰兵在书中引述了赵凡2006年对知青运动的四点看法，有肯定有否定，看起来很辩证。如果真是得大于失，赵凡又何必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上山下乡划句号呢？
自从习近平、李克强、王歧山等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人登上大位以后，大陆媒体有意无意形成了把上山下乡运动当作一代人成才之路的美化倾向，有的声音甚至把上山下乡说成是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伟大创举。
我不否认，不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如果有青年自愿到农村，到边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服务公众，造福底层，施展抱负，放飞理想，都值得尊重。
其实，在某些政治运动中，不少曾经造福百姓的知青没有得到应有的善待，使那些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同龄人寒心。比如知青孙立哲在陕北那么受农民欢迎，清查四人帮运动中却差点被整死。
然而对于更多的知青来说，问题不是如何善待他们的理想追求，而是如何尊重他们过常态生活的权利。文革年代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自愿者其实不是多数，而是少数。许多人下乡不是第一选择，而是不得己。
毛泽东1973年给李庆霖写信以后，知青下乡被当成必须维护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制度上进一步强化，规定每个城市家庭的中学毕业生只允许一个子女留城就业，其余必须下乡两年以上，方可招工、升学、参军。这种靠国家力量实施的强制性安排，对当事人来说是无奈的接受。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要求公民必须服兵役，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要求中学毕业生必须下乡。知青下乡后，能否回城，如何回城，也没有制度保障。多数知青无意追求掌握公共权力，自身的命运被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所操控。为了改变命运，太多的知青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
改革开放的好处之一就是国家逐步放松了行政干预，在相当程度上把选择职业的权利还给了社会，还给了百姓。如果承认国家应当尊重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权利，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应当从整体上否定。这才是历史应有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