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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5)

2017年04月23日 7:05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纵览中国 作者: 王康

呵,俄罗斯!
你遭受了多么可怕而沉重的罪孽!
恶毒的谎言使你在审判的深渊里显得抑郁沉重,
你被刻上了奴役枷锁的印记!
——【俄】阿里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

1958年,刘宾雁和全体右派堕入地狱后一年,索尔仁尼琴刚刚摆脱政治苦役犯和癌症患者的双重苦难,对莫洛托夫等斯大林分子被逐出权力王国、却以“退休金领养者”身份逍遥于法律和道德的清算之外,深以为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翻的旧帐”。我们应该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做声,把它驱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等于从下一代人的足下挖掉任何公正观

点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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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在二十二年间逐渐成形的思想。

刘宾雁和上百万右派人士二十二年间承受的苦难和罪恶,首先是一桩严重的道德犯罪和历史犯罪。如果任其在社会里埋藏发酵,对罪魁祸首不予道德清算和历史审判,就不仅对不起蒙受了无数冤屈痛苦的人们,而且保留着继续镇压思想的恐怖权力,预示着中国的噩梦还在继续。

1986年底,刘宾雁与许良英、方励之向几十名著名右派发出一份“1957年反右运动学术研究会”通知,呼吁对三十年前那场政治屠杀展开严肃调查和讨论。由于的直接干预和钱伟长的告密,会议没有开成。刘宾雁在中国北方和南方与史学界、理论界、文学界、新闻界进行了上百次座谈。偌大中国,千古奇冤,几乎剩下刘宾雁一人奔波道途,形单影只,成为1957年反右运动孤单而英勇的公诉人。

1986年9月13日,刘宾雁在黑龙江大学“请问在座的同学们”:

你们对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知道多少?知道中国打了多少右派吗?用什么手段打的吗?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它和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关系?

然后他对那些不在场却时刻监听着他的人们问道:

1981年就有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还是少写为佳。”这纯粹是妄想!有哪个人的意志能决定历史的进程呢?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

1986年11月21日,刘宾雁在天津南开大学发表演说,得出与当局截然不同的结论:

1957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反右运动,不是打了几十万或者120万、200万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机遭到一次致命的——假如不是说是毁灭性的——摧残。

1986年11月27日,刘宾雁在南京大学要求大学生们关注国事,记住1957年:

五十年代开始的那场悲剧本身是闭幕了,但余音绕梁啊!……大学生在任何时代都是旧秩序的掘墓人,是一个民族唯一的希望所在!

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评价,使刘宾雁与邓小平们发生巨大分歧的重要原因。在邓小平们看来,反右运动绝大多数当事人已经平反(留下“扩大化”的余地),即使不需再高呼“圣主英明,皇恩浩荡”,也应当知足了。对于坚持“唯物史观”的人们,任何历史现像都无需进行道德评判,无论多么惨痛的悲剧和不可宽恕的暴行,都是可以撇开不顾,可以进行交易的政治筹码。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目的永存。他们并不想、也不能否定毛泽东们的丰功伟绩和伟大使命,他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利用他们在文革中的下台经历获取新的统治权,而把毛泽东们由于历史条件、个性、风格、手法失当而没有办好办成的事情办下去。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宪法和党章何以至今充斥着对苏联和中国人民犯有滔天大罪的和毛泽东的幽灵;毛泽东还继续窃据着天安门广场和城楼上使世界瞩目的位置,窃据着成亿中国人拥有的天文数字般的人民币纸面空间;何以毛泽东在精神上有如此强盛的繁殖力,中国社会至今对毛泽东们厌恶和否定过、中国人最亟需的自由、民主、人道仍然怀着如此令人绝望的无知、鄙夷、诋毁和仇视!

人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相信人性本善,对人类永恒的善性怀抱着感动、赞叹和敬意,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里,生命及其自由、尊严、高贵和神圣是不可动摇不可背逆的最高原则和终极目的。这类人对专横、暴力、阴谋、杀戮、欺骗、奴役本能地反感、厌恶,并且不可让渡,不可推诿,不可避免地起而反抗,即使需要把一切典押给苦难、孤独和死亡。另一类人在一切方面都正好相反。

刘宾雁与毛泽东、邓小平们不仅属于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甚至属于不同类型的人类。在后者看来,1957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数以万计的右派分子即使含冤蒙耻,伟大的战略目标本身也是不可谴责的。即使从历史功利出发,刘宾雁也与1957年反右运动始作俑者们有着大不一样的结论:“反右派运动给中国和中国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从此,知识分子和干部将只有极少数人有勇气对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党组织腐败的倾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错误的决策、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将畅行无阻。党内与社会民主将不是逐步扩大而是不断缩小,直到实行法西斯专政。继1958、1960年人为的经济大灾害而来的1966—1976年人为的政治浩劫,将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并在1976年以后漫长的时间里继续咀嚼苦果,为每一步缓缓的前进,付出昂贵的代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来源于1957—1958年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反右运动奠定了共产党一党独大、毛泽东一人独裁的局面,塑造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基本特征。这一年,也成为刘宾雁在中国大难来临之际,独自呐喊独自悲歌的苦难开篇。从此,刘宾雁的“革命的良心”破碎支离,毛式共产裁判所把他判定为永远的异端。

1956—57年度在苏俄和中国发生的事件,对这两个共产极权社会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苏俄经过四十年的革命、尤其斯大林四分之一世纪的残暴统治后,人道和自由的信念开始复苏,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制度和历史道路的抉择面临前所未有的反思,民主、法制、基本人权在斯大林及其同伙退出历史舞台后开始要求得到起码的尊重。一千年的东正教救赎传统、三百年面向西方的正面经验、俄罗斯知识界一个世纪追求自由、人道和真理的伟大精神遗产,以及无辜、淳朴、两手干净的俄国人民,已经不能继续容忍远比罗曼诺夫王朝和所有沙皇更为暴虐和伪善的政权了。和戈尔巴乔夫,是命运安排来履行俄国历史良心的共产党人。然而,即使在拥有如此深厚、强大自由传统的俄国,自由对奴役的胜利,仍然要在斯大林主义被埋葬三十五年后才会蹒跚而来。

中国却在那个年度灾难性地转向黑暗。毛泽东还有二十年时间,在中国全盘推行斯大林主义,并且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后总结出两条“教训”:一、发动一次又一次党内斗争,清除掉中共的赫鲁晓夫;二、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把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劫持到中国特色的暴政中来。

这个年度,既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和两千年东方专制主义的大复辟,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复活,又是登峰造极的毛式共产极权主义的恐怖元年。

四十年后,刘宾雁“仍然相信,如果毛泽东不在1957年和1958年两次发狂,中国绝不会是一个今天这样穷困和落后并且危机四伏的国家。然而,毕竟是中国人民允许甚至欢迎过毛泽东把他们一步步引向一个又一个灾难!”殷忧启圣,刘宾雁在这个年度的出场,命中注定他将与人民一起经受磨难,走向觉醒,迎接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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