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纵览中国 作者: 王康

十

在集中营疲惫的漫长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刘宾雁饱经风霜的面容背后，已经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内心革命：从“革命的良心”变成“人民的良心”。刘宾雁永远变换了历史身份，他成了人民中的一员，被侮辱、被损害，被歧视、被践踏的最底层成员。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苦役和绞刑架下“设身处地、将心比己”地放弃了贵族意识和一切优越感。索尔仁尼琴写道，只有“在古拉格群岛，则是几百万人的头脑和灵魂，真实而且永远地陷入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失却了由于怜悯下层而出现的优越感”，从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

比斯大林主义更恐怖的毛泽东主义已经以“物质的、铁一般”的形式在中国建立起来了。直到这时刘宾雁也没有与革命告别（革命对于刘宾雁，犹如初恋，永远不可能告别，至于后来《告别革命》一书中那种理性、诗意、布尔乔亚式的“告别”，在刘宾雁的人生哲学和辞藻里，不可能出现），更没有与革命“决裂”（他一生都没有“抛弃”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也许他最终也没有找到比他当年遭遇后者更使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值得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的那种启示）。但刘宾雁发现了对革命的可怕背叛和革命自身的异化。

民国肇始，孙中山、蒋中正等国民党人对中国和世界大势已有较清晰和客观的认识，中国可能走上逐步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正面满足中国民族主义（“恢复中华”，收回失地，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和社会正义与进步（法律、经济、政治平等、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历史性要求。借助孙、蒋二人的儒家和基督教背景，中国还有可能在东、西方文明对话、交融的伟大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于一系列外来因缘和偶发事变（主要是凡尔赛条约、西安事变、日本入侵、苏军出兵东北），代表中国主流传统和历史方向，以知识界、新兴资产阶级、社会贤达和富裕守法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被可悲地阻断。苏美冷战和国共内战把中国推向另一种命运。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人民提高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上，再把自己封为人民领袖。他发现并坚信，中国数以亿计的人民（其基本成员是毫无现代意识，缺少文化教养，对世界无所贡献而充满疑惑和仇恨的无赖痞子），正是这些缺乏独立思想、人道关怀和自由精神而数量巨大的芸芸群氓，相对于马克思的“生产力”、“历史规律”，列宁的“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内务部行刑队，具有不可比拟的破坏性力量。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像毛泽东那样，把“人民”推举到如此令人眩目的地位，毛泽东的所有想象力、创造性、灵感和力量，都是在“人民”的名义下获得的，“人民”代替了上帝、真理、永恒和无限，毛泽东发明和制造了“人民拜物教”。

勿庸赘述，人民从来是毛泽东的工具，玩弄人民于股掌间的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最大的劫数，而要最终化解这个劫数，摆脱和摒弃毛泽东的幽灵，需要特殊的智慧和罕见的勇气。堂堂中华，偌大中国，只有刘宾雁将毛泽东强加于中国的“遗产”分捡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真正面目，明白了他们遭受着什么力量的支配，他们的命运坎陷到了什么样的田地。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刘宾雁亲身领教了毛泽东们直接加诸的磨难，他已经从这场革命的血腥过程和恐怖前景，将当年的怀疑和忧虑转变为批判和抗议，——他已经在精神世界和道德王国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了。

无论如何禁绝，无论中国如何被虚无主义征服到何种田地，1979年《人民文学》九月号发表的《人妖之间》都像一道锋刃，割开了中国层层密织的面纱，堪称中国文学、历史、新闻和政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这是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第一声洪钟大吕，是1957年中国万马齐鸣二十二年以后振聋发聩的稀世警钟，是对全面奴化状态依然笼罩中国的混沌昏庸时世的当头棒喝。近三十年过去，它所激起的排空巨浪依然高悬于中国历史天空。

《人妖之间》主人公王守信，与权力人物结为死党，几年间由一名土匪姘头、媒建公司收款员上升为黑龙江宾县事实上的统治者之一，具体而微地完成了权力结构、功能及其交换的全部过程，完成了中国社会的“大颠倒”。

异化（Entfremdung），无论在黑格尔、费尔巴哈，还是马克思那里，主体外化为异己力量，都是“上帝本质”、“绝对观念”和“历史规律”中最重要的现像。《人妖之间》第一次发现，国家最高权力的异化，乃是天下底下最深重的灾变和最可怕的倒退。

马克思从解剖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独特的分析批判，被恩格斯概括为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刘宾雁从权力异化开始，对中国无疑是对当代中国具有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

考茨基、卢森堡、魏特林、吉拉斯、卢卡奇、葛朗西、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对共产主义走向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作过研究，刘宾雁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把晦涩抽像的哲学概念“还原”到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一片试验地——中国社会，提示了权力异化这个笼罩在亿万性灵命运之上的时代之谜。

刘宾雁指出，“王守信绝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像，她不过是一团污水中的一颗泡沫，贫瘠土壤上的一株莠草。”通过对这颗泡沫和这株莠草的解剖，刘宾雁以其简洁的文字，对中国人民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信号：

这种“社会主义”交换，比起资本主义交换确实有相当大的“优越性”：交换双方个人不须拥有资本，不须支出任何私有财物，不冒任何亏损或破产的危险，而各有所得。事情非常明显，每一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间接或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损害，或都使党纪国法失灵，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在这种反复不已的交换中，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吞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

中国权力异化的一大恶果，是人民的普遍物化和道德沦丧。连王守信这样一名毫无任何现代文明意识的半文盲，居然发自本能地运用毛泽东们发明的枷锁，钳制对手，总揽大局，实行“全面专政”。

在形式上，刘宾雁与毛泽东一样，信奉“人民至上”、“人民万能”。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却如天壤之别。刘宾雁从来没有任何利用人民以谋私欲的阴暗心理，他为人厚道、正直、真诚，一生没有任何损人利己的劣行。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对历史真实和人性本质的洞察和理解上，刘宾雁远比毛泽东深刻、坦荡、富于真知卓见。

在当代中国，刘宾雁第一个指出，人民与共产党、毛泽东并不等同，也并不一致，如果两者出现矛盾、冲突，责任全在后者。刘宾雁更深刻的发现是，人民也可能蜕化，甚至可能堕落，而这正是毛泽东们不可宽恕的罪过。能使“广义上、宏观意义上不会出错”的人民变坏，这是中国独有的悲剧，刘宾雁由此临近了中国命运最复杂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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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1949年、1957年、1966年、1989年以来，毛泽东们在相当程度和规模上，不仅限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在道德、精神和人性上征服了中国。在《人妖之间》，小小宾县里的人民，已经在精神上濒临破产了。正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分化，人民出现了大变异、大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