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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8)

2017年04月26日 6:51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纵览中国 作者: 王康

十一

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胧的闪光,我们由黑暗的没有意识的物质存在的无有之中出现了片刻。我们必须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那我们只是朦胧察觉到了其目标的生活。
——【俄】安德烈?萨哈罗夫

曾被人称为“民族魂”。他的最大贡献,是写下了《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揭示国民性的小说。日益增加的档案材料表明,鲁迅关于国民性的“发现”,来自北一辉、藤田剑锋、大隈重信、宫崎滔天、幸得秋水和内藤湖南等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精英的“支那观”、“中国印像”。在鲁迅那里,愚昧、自私、冷漠,已经无药可救。惟有仰仗“外力”(日本入侵和斯大林主义入主),中国这所“铁屋子”才可能打破。他对中国历史的诅咒:“吃人”,被奉为对中国的最大发现。鲁迅精神的西方谱系源自尼采、叔本华、易卜生、波德莱尔、王尔德等近代虚无主义和价值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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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中国的得势,他在1949年以后的至尊地位,他对仇恨、暴力、专制的公开颂扬,他对温情、谅解、忏悔、宽恕和一切人道主义的公开进攻,完全契合们的需要。毛泽东革命造反的第一根据,就是旧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它是新中国人民伟大的必要前提和自然反题。鲁迅和毛泽东对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正是他们设计的历史天秤的两端。鲁迅深得毛泽东青睐,尤其在时期被抬高到与马恩列斯并列(其实更高)的地位,岂非偶然!

当年的狂人、阿Q们已经被毛泽东改造和培养成了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土改和镇反的刽子手,反右运动的打手和积极分子,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人妖之间》里的王守信。鲁迅的贡献在于为革命捏造了一个式的自然基础,毛泽东则把这个基础发展和上升为一代禽兽、法西斯党徒和奴隶主。

从1936年鲁迅去世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40年间,一部分中国人从奴隶变成了主子,这就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上演的变形记。鲁迅污陷孔子是由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偶像。今天,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清楚,从他病逝到文化大革命,先被上海地下党和左翼文人包装成“民族魂”,既而被先在延安、后在北京的毛泽东册封为“中国一等圣人”。而他虚构的狂人和阿Q们,已经早已冲决“礼教”和“封建”罗网,成为天安门广场山呼海啸般地向全世界公开显示神权浩荡的现代奴隶,进而演变成现代极权主义的巨大肉身。他们愚昧、自私、冷漠、滑稽依然,却平添了狂妄、残忍、无耻、虚伪,这就是这位“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圣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现代中国的贡献。

刘宾雁痛心疾首地发现,与一样,人民出现了大退化。“经过反右和文革,许多中国人良心消失,忏悔意识消失,不能独立思考,不信守诺言,相互仇恨、猜忌,冷酷和仇恨成为主要人性,弄虚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风,刑讯逼供,野蛮残忍,没有思想,健忘,易满足,因幻觉代表现实……”。“中国人不承认杰出的天才人物,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他们承认暴力的豪杰,越是优秀的人、越是杰出的人,在中国越难生存,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庸才的天堂?”

在王守信的“学习班”、“赛师会”上,为后人留下了一幅风俗白描:“又击起鼓来,又接著作诗。人人心里也有个鼓,咚咚敲个不停,都是成天鼓捣煤的,会做啥诗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辈子倒了胃口,以后听见诗就和发抖。你不作诗,不骂得蝎虎点,就要怀疑到你头上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呢。有人偷偷溜到别人背后,看人家编个啥,没文化,憋不出来的,索性站起来朗诵散文——破口大骂……,祖国啊,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无产阶级的主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吗?王守信——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员吗?”

刘宾雁借助外语优势达到的理论高度,在中国作家极为罕见。但是“对主义理论的兴趣,随着据说是它的伟大胜利(中国的解放)而同时淡化消失,又因为对中国和苏联的教条主义而厌恶透了”。他却因此悟出另一个重要得多的真理:在中国,由于中共当局不可与言,又由于理论界普遍缺乏道德担当和理论勇气,因此,关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论争,既不可能又无价值。而中国社会的演变和人民的真实状态,则是比理论问题、包括上层政治重要得多,真正值得关注和分析的大问题。

“二十二年与世隔绝,得天之助,一是体验了人民的苦难,养成点平民意识;同时不受官场沾染,保持了感觉的‘童真’。因而,1979年初一旦‘改正’,仍用三十岁时的眼睛看现实,遂觉得不可容忍,写出《人妖之间》。于是,重演一遍二十三年前的故事,一举成名”。安徒生的天才之作《皇帝的新装》在二百年后的中国找到了知音。刘宾雁撕裂了新中国冠冕堂皇的面具:这个国家一天也没有属于人民,正相反,名义上、法律上的国家主人——人民,已经异化为被欺骗、被利用的群氓,沦落为被蹂躏、被驱使的奴仆,被剥夺、被出卖的草菅鲸首。

一个新的统治集团、新的特权阶级,已经凌驾于人民之上。中国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共产党与人民之间,人与妖之间,已经通过各种形式的分化和组合,完成了一次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位与复辟。《人妖之间》发行了140万份。由于人人要看,所以无论图书馆的或个人订阅的,都被人们借走。每次以几小时计,连续传阅,直至被磨搓得不象样子为止。在有些工厂和学校,由于大家都急于先睹为快,而杂志只有一份,于是便在下班、放学之后不回家,集聚起来,由一人朗读。“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成为很多人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大部分小说或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或揭示现实中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矛盾,因而受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青年劳动者的欢迎。但是直接描述、分析共产党组织的腐败和社会的严重病患,并且写的就是仍然发生在眼前的现像,又是纪实性的,《人妖之间》是第一篇。”

富于原创力和独立精神的家高尔泰指出:“如果不联系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不联系中国人民在与‘极右’势力进行的艰难困苦而又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形成的价值观念”,那么中国的现代派们“是连接受美学也接受不了的”。他以其独有的精神视野评价刘宾雁作品的独特意义:“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诸流派要比我们的文学评论科学些,那么我愿意指出,无论是唯美主义的佩特还是未来主义的马里内蒂;是意识流派的詹姆斯还是表现主义的布莱希特;是超现实主义的布列东还是新小说派的葛利叶;是结构主义的弗拉亥还是语言学派的瑞恰兹,都不能说明,为什么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以马蒂斯式的粗线条而能如此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亿万人的心灵。”

近三十年过去,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刘宾雁在《人妖之间》里对中国的“发现”,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为权力异化的历史性灾难所证实。当年王守信似乎无师自通获得的胆量和能耐,已经被整个政权和全社会(尤其1989“六?四”后)接受并极度恢宏堂皇地发展了。今日中国权力与金钱的神圣联盟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大极权制度抵御一切压力、危机、风险,拒绝自由、民主、人权最强大的力量。一个新的、庞大无朋的幽灵在东方徘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们地下有知,当会目瞪口呆,用“龙种生下跳蚤”已不能比喻其间的变异。全世界神智正常的人们对这个戴着各种面具的历史怪物,除了迷茫、厌恶外,似乎无能为力。

在八十寿筵答谢辞中,刘宾雁再次把目光凝聚在人民身上,当下中国充斥着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作品,引起他极大的失望。激愤之极,刘宾雁厉声谴责中国人遭受专制是“活该!”

中国人先在毛泽东统治下沦为狂热、极端愚昧的政治性物种,后在邓小平、江泽民的权钱联盟里,集体堕落,乃是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大溃退。尽管如此,刘宾雁还是把希望寄放在人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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