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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暗夜

2017年05月12日 9:12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炎黄春秋 作者: 陆晓娅

1978年校庆时和老师、同学在礼堂前合影。1966年8月的那个下午,就在这个礼堂前发生过毒打老师的暴行。前排左二为作者陆晓娅。

很久不曾的我,却在那天一夜无眠。天快亮的时候,胃开始一阵阵地痉挛。

用我们心理治疗的行话说,身体是最诚实的。当大脑想要忘却的时候,身体却会通过紧绷、痉挛、疼痛、呕吐、失眠等等不自主的反应告诉你——其实那些事情你是忘不掉的。

十几年前,为了迎接母校建校50周年,有同学发起征文活动。小学时代对我来说,真是“金色的童年”:作为的大队委员,我主持过上千人的大队会;也曾因数学比赛得奖而受到瞩目;还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可写的东西太多了,可是第一个跳到脑海中的场景,竟然是那个血腥的下午和那个下雨的晚上。

我知道那是我的灵魂在对我说话,它告诉我:你不可以回避这生命的暗面!

在犹豫了几天后,我还是把它写了出来。

来到了热热闹闹的校庆上,有同学和老师悄悄地对我说:“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我知道我的文章搅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谁愿意再想起那些事情,而老师也不想让参与过此事的同学感到难堪和难受。

说实话,我也想让它“过去”,可是我的身体却告诉我,它没有过去。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让我不能获得安宁的话,我想就是它了。

更何况,对于那些遭受不幸和不义的人们,怎样才算是“过去”了?在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中,我曾一次次地发现,“”创伤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甚至影响着家庭中的第二代、第三代!对于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一件“未完成之事”,当它不能被言说的时候,表面愈合的心灵伤口其实一直在化脓。

我想,真正意义上的“过去”,应该是,也只有是——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校庆征文,使这个生命的暗夜第一次从潜意识中浮出来,要我去面对它。

而在一次心理工作坊中,它再次显形。

在这个工作坊中,有人谈到了“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一瞬间,悲伤和愤怒开始在房间中升腾和弥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主持工作坊的是一位香港老师,她在震惊之余,不得不用团体的方式邀请有相似经验的人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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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出来了,但是我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形体去表达感受,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在抗拒。

是的,站出来的都是受害者。有的亲人在“文革”中自杀,有的被抄家,有的作为“狗崽子”受尽羞辱……

我呢?我可以把自己放到受害者当中,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是受害者呢?可是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让我无法迈步,只因为在那个夜晚,我不敢说、不能说我是“受害者”。

在经历了一夜的失眠和胃疼后,第二天工作坊一开始,我就举手表示有话要说。于是,当着很多年轻人的面,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1966年那个初夏,我正在期盼通过升学考试考上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对我来说,那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事情。

突然“炮打司令部”了,一夜之间,学校生活完全脱轨。课不上了,老师、同学都投入了“运动”,每天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揭发压制“革命群众”的学校领导和工作组。还不到13岁的我,在和同学一起贴了几天大字报、翻墙到区委状告学校领导不革命之后,就离开学校回了家。我发现我已经不知道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生活,全然地失去了方向感。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第一批的时候,我正在八一湖游泳。听到大喇叭里的广播,听到红卫兵们激动地喊“毛主席万岁”喊到声音沙哑,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置身于“革命洪流”之外,于是决定回学校“投身”文化大革命

回到学校,我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一个“边缘人”。尽管那时我们还在上小学,年龄最大的学生也只有13岁,但不少同学都出身在高级干部家庭,哥哥姐姐在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等重点中学,是率先“造反”的一群。受哥哥姐姐们的影响,我们小学也早早就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和中学红卫兵有着密切联系,经常参与抄家、批斗大会等“革命行动”。而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孩子,缺乏其他同学的政治敏感,也没有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找不到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正处在心理上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的阶段。这种“边缘人”的状态,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我迫切地希望加入红卫兵,因为不是红卫兵,就意味着你要不就是“革命”的对象,要不就是不够革命。那个时候,身上的绿军装和胳膊上的红袖章,才是你的护身符,是你可以挺胸抬头做人的保障。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了,即不仅你的父母要没有“问题”,而且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能是“黑五类”或“走资派”或有“海外关系”。

我的父母都是员,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却都是“”,特别是我的外婆,还是被“重新戴帽”的地主。因此,我不属于可以无条件加入红卫兵的人。我必须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是能够“划清界限”的。

所以那些天,我总是跟在红卫兵们的后面,每天忙着印传单、到街上发传单、抄“四类分子”的家,参加批斗大会和游行,忙得颠三倒四,甚至常常彻夜不眠,但精神上也相当亢奋,好像自己就是保尔·克察金,就是巴黎公社社员,正在参与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的事业,正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我还记得抄某个老师家时,我从屋里搬出一个花瓶,扔到院子的地上,那“啪达”的脆响和四面溅落的碎片,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成就感——我终于敢于革命了,我不再文质彬彬了(毛主席曾对在天安门上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

虽然胳膊上没有红袖章,但我毕竟已经是在“革命队伍”之中,从事着“革命”事业了。后来读了勒旁的《乌合之众》和《革命心理学》,才明白这种群体行为是最弱智的,不过是被集体催眠了而已。但那时的我,证明自己革命、让自己亲身参加“埋葬帝修反”的事业才是最紧要的事情。

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忽然觉得,幸亏那时我还不是一个红卫兵。如果我那时已经加入了红卫兵,我又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呢?

可怕的事情是指打人和羞辱老师。红卫兵在学校里成立了队,学校所有的领导和出身不好、或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师,都被编进劳改队,在红卫兵的监督之下劳动。小学生们从哥哥姐姐那里学到很多残忍的办法,比如给教数学的女老师剃“阴阳头”,逼着教导主任一边在厕所擦地一边还要不停地说“×××(他自己的名字)混蛋”,甚至逼老师吃虫子,等等。

想想看,那时我们才十二三岁,还是孩子,但是“革命”教会了我们把一部分人当作“革命对象”。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这些“革命对象”都是有罪的,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想让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他们一直心怀不满,等待着变天或者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至于这些“革命对象”的“罪行”,是不需要调查和审判的,只要有人揭发检举,他们就被打入了“另册”,成了革命的敌人。既然是“革命对象”,他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没资格享有自由和尊严,没有资格被平等地对待,甚至没有资格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饿他们、打他们、羞辱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乃至消灭他们,都是应该的。我们对他们“文质彬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就是那个疯狂岁月中的道德逻辑。

从小我们只接受过“阶级斗争”的教育,人权和法律的概念基本为零。我们以为人类文明的走向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必须经过“血与火”的斗争才能到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非人化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同时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东西——当我们不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时,我们已经连动物都不如。我们正大踏步地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

四十年后,当我们和女儿一起看《我虽死去》,看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惨景时,我们都哭了。女儿哭的是人性的丧失,而我的哭里有伤痛、有愤怒,更有羞愧。我不敢告诉她,我也曾经和她们一样,用皮带打过老师。

那是一个疯狂的下午。从校外传来消息说,宣武区的红卫兵去抄一个老地主的家,老地主居然把红卫兵打了!

这消息像烧红的烙铁,引燃了红卫兵愤怒的情绪。他们立即把劳改队的老师集合在礼堂前。

我远远地站着,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当第一个劳改队的老师走到两列红卫兵之间时,我看到两边的皮带举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所有的劳改队员,我们曾经的老师们,都要从这个此起彼伏的皮带长阵中走过!

我听到老师们的惨叫,也看到鲜血从他们的头上流下。

后来,在食堂里听说,有劳改队老师吃饭时,额头的鲜血还滴到米汤里。

我已经不记得那时我的感受,只是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身体还在发抖,泪水喷涌而出。

晚饭后,红卫兵们押着劳改队去劳动。也许是因为他们打人打累了吧,但也许是我自己想要表现革命,所以我也跟在了队伍后面。

天上下着小雨,我打了伞。不知道是谁塞给我一条军用皮带,拿着它我抖了几下,觉得沉甸甸的。手里有了这个家伙,心里似乎又期待又害怕。

红卫兵将劳改队赶到两座宿舍楼之间的草地上,让他们在树下拔草。

他们当中有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校长,有教导主任,有出身不好或特务嫌疑或参加过三青团的任课老师,还有曾经教给我们如何洗澡的生活老师。

天黑下来,雨下大了。我看不清楚老师们的面孔,只能从他们淋湿的后背上隐约看出男女。

他们一声不吭地拔着草,我们不时地叫喊着:快点,不许偷懒,好好改造!

有个女老师可能是太累了,刚想站起来,就被红卫兵一皮带抽下去:“想偷懒啊!”

我站在旁边,竟也跟着扬起了手里的皮带:“你还不低头认罪!”

皮带好像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我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

我低头看看老师,她没有回头,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只记得当时我很害怕老师听出是我的声音,但又希望红卫兵能看见我的“革命”行动。不过,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次举起皮带,我希望快点结束,快点走开,再也不要这样面对老师,哪怕他们是所谓的“阶级敌人”!

周末回到家中,我对说起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用的是什么语气。肯定不是自责,我那时没有这样的觉悟;也不会是自豪吧,因为心里还是害怕的。也许那时我用了一种冷漠的语气,一种理所当然的腔调?仿佛在说一件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只记得父亲听后一脸震惊。片刻的沉默后,他仿佛喃喃自语地说:“都还是孩子,已经学会打人了?”

我强词夺理了一句:“他们都是坏人!”

那个时候,谁敢否定“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为?毛主席都说“造反有理”了!

父亲没有再说话。但他当时的表情和自语,还是给我很深的触动,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和担心,对我的行为的不接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越过这条底线。

在那个心理工作坊中,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当时在场的所有的老师,以及所有当过老师的人、所有家中有老师的人,站成一排,代替那个曾经被我打过的老师接受我的道歉。我想低下我的头颅,向他们表示忏悔。可惜香港老师对“文革”缺乏深切体验,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写作此文,算是一个机会吧!

《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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