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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红薯卫星”向天国(2/4)
来源: 博客 作者: 余习广 
另一手大抓当前秋收“卫星”。为强化放“卫星”，晋南专署特派专署农业科科长陈俊哲，组成卫星检查组，到各县督战和验收。
一路巡来，卫星检查组对各县发射的“卫星”都不满意。没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卫星”，真怕辜负了这千载难逢的好时光。男子汉谁又不热衷建功立业！这放“卫星”立奇功，一不要血溅疆场，二不象金榜题名，苦熬十年寒窗！谁不是人生父母养，人家两片嘴里能放“卫星”，咱为啥就不能！赶上这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放出些小家子气的“卫星”，陈俊哲感到直窝囊。
11月19日，候马市。检查组的陈廷梧向陈俊哲汇报一路放“卫星”的情况后，放出口风探问：“新绛红薯长得挺不错，过去我去过，一亩就能产五六十万斤，咱去放他一个大卫星吧？”
1958年，毛泽东大会强调小会讲，共产党人就是要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陈俊哲正是赶上潮头的干部。听到陈廷梧如此一说，劲头一下子就鼓上来了：“要能产五六十万斤，咱何不放他一个七八十万斤的！”
当天下年，二人兴冲冲来到候马市委，向市委办公室主任张鸿瑞提出：“新绛红薯长得不错，过去新绛县委放过一个20万斤的卫星，现在领导意图计划在这里放个红薯大卫星。你们考虑一下，是否能在20万的基础上再增加？”
放“卫星”，一靠花招二靠嘴，满足了上级就是功。既然要放“卫星”，张主任伸出4个手指头，意思是放40万斤。陈俊哲一看，语气加重几分：“还不放六七十万或七八十万的？”陈廷梧说：“少，太少！要放就大大放它一个！”
看到两人漫天无际，张鸿瑞心里没有底。办公室主任的本份，就是具体办事不拍板。“要是放大卫星，我不了解新绛情况。我们李书记原是新绛的农业书记，他对新绛情况很熟。他现在新绛，你们去和他具体研究决定吧！”
好在新绛离侯马不远。20号早晨，陈俊哲带着陈廷梧和组员刘继高，驰车20多分钟就赶到了新绛。一见李俊卿就大谈放“卫星”的事。李俊卿是新任的侯马市委副书记，行云庄红薯亩产20万斤的“大卫星”，得全国红薯“卫星”第三名的行云庄亩产20万斤的红薯“大卫星”，就是由李俊卿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一手包办而“发射成功”的。由此而来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和提拔，李俊卿从县委副书记升级为市委副书记。
据后来整风会议纪录表明，此公素来“上下两套嘴脸”，对领导百依百顺，“阿谀奉承”，善于看上面的脸色，一贯吹牛拍马。对群众则大摆官架子，横蛮无理。“长就的一付欺上压下的嘴脸”。李俊卿副书记一看三位科技干部的来头不大，也就很不在意，于是打起官腔，要新绛县农林局长来接头，同三位“谈一谈放卫星的事情”。
陈俊哲也是聪明人，看到李俊卿打官腔，便也换上有来头的气派，打起官腔说，放红薯大卫星，可是领导的意图，要与李书记具体研究。
专署干部对市委副书记说到领导，那大概就是专署和地区的专员书记了。李俊卿闻言马上脸上挂笑，又郑重其事地给新绛县委第一书记高鸿基打电话：“专署验收组来了个陈科长，说咱这里红薯长得不错，领导意图计划在咱这里放个红薯大卫星，你看行不行？”
其时新绛刚并入候马市，县制班子要撤还没动。高鸿基琢磨了一会，答复：“我不了解情况和意图，事情能不能这样作，你们考虑，你们研究去吧。”说完便挂上电话，表现出来的是不太热心于此。
放下电话，李汉卿立即召来新绛县工业部副部长孙振民，财贸部长文旭岗，副县长曹玉田等县里的领导干部开会研究。会上陈廷梧首先说明：“过去咱们放的20万斤卫星，太保守了，是全省第一，全国第三，争了个下游。为了解放思想，推动工作，领导计划在咱们这里放个大卫星。”有人提问，领导要放多大的？陈俊哲说：“放七八十万斤的！”
雷玉田听了十分感慨，想了一想，气势非凡地开口说：“一年来的形势就是这样，以虚带实。前两天我在广播上听见南方放到108万了，放七八十万还行？”到底还是副县长，辩风头，识时势，一句话就把大跃进说见底。所谓“以虚带实”，是大跃进的口号，也是大跃进的注解。其发明的专利权，属于新绛的邻里洪赵县委。
洪赵县，即著名京剧“玉堂春”中，苏三所唱“洪洞县无好人”的原洪洞县。中共洪赵县委的领导班子可是真不简单，早在1957年秋收时节，洪赵县委负责人就搞出了全国第一的红薯“高产量纪录”：洪赵县马牧乡汾明农业社1957年红薯亩产量达到5510斤。
1958年7月，中共洪赵县委奉命向省委和地委作出《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8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洪赵县委《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报告提出，大跃进的思想基础，就是“就实论虚”，既有科学道理，又有敢想敢说，海阔天空的精神。报告说，县委组织乡、社、队干部，小麦土专家，社员积极分子和山西农学院教授谢孟明参加的小麦生产跃进辩论会，就体现了“就实论虚”的方针。只要深耕一尺五寸以上，每亩下种100斤，每粒籽种控制分蘖2—3株，每亩出480万穗，小麦就能亩产36000斤。队干部张青顺说：“我们可以改良小麦的习性，比如使它和各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8寸到1尺长，每穗结籽500粒，每亩如果是250万株，还可以产到89000斤。再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者麦粒象石榴籽那样的大，产量就无法计算。”
报告称：“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农民，有了这种海阔天空的想象，再加上冲天的干劲，这种理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
这份报告，很快上报中央，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8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洪赵县委《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人民日报》奉命全文转发，推向全国。
《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提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上海阔天空的想象”，成为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洪赵县委名扬四海。很长一段时间，洪赵县委成为山西省委书记言必称道的骄傲，也成为熟人熟路的新绛县委领导人羡慕不已的榜样。
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上海阔天空的想象，新绛要放“大卫星”，有中央精神打气撑腰，还有什么不敢干的！雷玉田一句话，横扫了会场上畏手畏脚的气氛，一下激发了大家的高度热情。
陈廷梧海阔天空，激情浪漫，豪兴冲天：“他要放出108万，咱就放他110万，总要压住他才行！”调子定下来了。
经过左酌右斟，认真研究，这群地、市、县干部最后选定放红薯“卫星”的地方，还是在上次放20万斤“卫星”的行云庄。红薯卫星亩产要在110万斤以上。
当天晚上，孙振民给高鸿基打电话请示：“刚才李书记、雷副县长与我们几个人研究了一下，放的地点是行云庄，放的数字没有最后肯定，准备明天去澄一下底，最后再肯定放多大的，你考虑怎么样？”高书记棋高一筹，仍作壁上观，答复说他不了解情况，要李等人具体研究决定。其实，前些天高书记在太原得到消息，好象上面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放跃进卫星”要收一收风。要不然，高鸿基也是“热血干部”，岂能对新绛放“卫星王”如此冷淡。
孙振民请示高书记之后，随即又打电话找东方红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张有奇，把专署领导和县委领导决定在行去庄放大“卫星”的精神，告诉了他，让公社党委早作准备，及时安排。
四、红薯“卫星大王”问世记
次日早上，陈俊哲、陈廷梧、刘继高、孙振民一行驱车赶到了东方红人民公社。公社党委书记张有奇等人连忙上前迎接各位领导。听完关于放大“卫星”的计划和指示，张有奇也是兴奋地一头扎了进去：“是，是，要放就放个大的！”接着又叫公社农工部副部长卫兴贵，陪同地、县领导去行云庄先行安排。
地、县、社三级领导人到了行云庄，当即召集公社主任刘文生、队支部书记行步云、会计行永耀开会。
卫兴贵向三人说明了来由，孙振民传达放大“卫星”的领导精神，陈俊哲、陈廷梧两位专署领导又大吹一番放大“卫星”的重大意义。三位社队干部听完，真是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陈俊哲要他们报红薯产量数字。三位基层干部说：“要放大卫星，那有这么大的数字呢？”陈廷梧说：“总得有基数，没有，帐就没法算。要大的，要110多万。”会计行永耀出去一会儿，拿来一个数字说：“统计好了，1639110斤。”
总产数字拿来，大家又凑在一决定方案，七嘴八舌，总要让这个“卫星”天衣无缝。于是又从中确定原茬为12.12亩，回茬为19.08亩，回茬按二折算为5.403亩，扣去4.137亩间作，总面积就只有17.523亩了，总产报1639110斤，平均亩产93540斤。其中，应扣去10月份已放过“卫星”田1亩，当时报产53924斤。其中，以社主任刘文生为主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产量达到1139789斤。陈廷梧执笔，众人拼凑，红薯“卫星大王”方案问世了。
在一片欣喜欲狂的噪闹声中，有人忽然想起来了：“咱放这么大的卫星，领导上要问这是谁搞的，有啥经验，如何答复？”他们共同商议，统一口径：大、中、小卫星，分别是由刘文生、行步云、行帮柱等人所种植。接着，由刘继高起草，大家讨论修改，整理了一个有条有理的红薯高产大“卫星”先进经验材料上报，向市委、地委和省委报喜。
33年过去，我采访了当年奉命炮制红薯“卫星大王”的当事人。当年的壮年汉子行永耀，91年他已是78岁的高龄了，但身板还很硬朗，精神也还爽朗。红薯“卫星大王”，就是由他一口定下总产数字，再由大家精雕细琢出来的。
录音机往老汉面前一放，他就有了几分紧张。琢磨好一阵，才说开了：“放卫星了，别的地方都在放，我们只是听得吃惊，没想到上面硬是叫我们也放上了。”
“当时县里下来了副书记李俊卿，放卫星，下来检查哩。到我村看红薯生产来了。58年我村红薯就是长得不错。村边一片坟地，大跃进给刨了。坟地边上长好庄稼。在一个坟岗上长了一苗红薯有26斤。他看了很高兴，说这就可以放卫星嘛。一下子就放亩产20多万斤。”
“我当时虽说是个会计，但是个应付上级的角色。行署来了陈科长，县里来了个李书记，一大堆大官，他们硬要放大卫星，又定了要放100多万斤。我按他们定的纲，出去再估计了总产数。他们是大干部，只说要多少就产多少，我们就照这说就行了，也不敢不照这说，不然斗争你，没好的受。”
对逆来顺受的老百姓来说，大概这一次不是最难受的吧。放“卫星大王”，天下第一，“毛主席都看这呢，建设共产主义呢，说是那时候人人都活在人间天堂，吃饱呢，吃好呢，吃肉呢，坐车呢，住楼呢。放红薯王，社里干部给我们开席呢，吃肉喝酒。社员可不就图个这。干部图出名，老百姓也想跟着干部捡碗汤喝。”行云社的乡亲们这样说。
就在21日下午，李俊卿、张有奇也赶来行云庄，统筹敲定红薯“卫星大王”的发射工作。听了陈廷梧的计算办法，审查了孙振民、陈俊哲整理的“经验汇报”后，李俊卿见事情已经安排妥当，非常高兴地表示认可。当即拍板定案，决定连夜加工，次日天明即发射“卫星大王”。
按照方案分工，孙振民连夜以侯马市委的名义，拟出报喜电报文稿，刘继高修改定稿，次日天明，陈俊哲回专署汇报。22日天明，孙振民奉李俊卿之命，向中共中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晋南地委，以及有关各级党委发出17份“报喜电”。新绛行云庄红薯“卫星大王”亩产1139789斤的消息，由无线电波射向太空，传扬天下。
五、放胆上阵
据1959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党的对新绛干部弄虚作假，放红薯“卫星王”的处分材料说，为迎接上下各级领导、新闻界和各地参观者，以李俊卿、陈俊哲为首的地、县、社、队四级干部，日夜奔劳，忙于弄假成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欺上压下，这是干部们惯弄的第一招。大跃进放“放卫星”，关健是要让上级发放通行证。倘若这“卫星”是上级授意发射的，那当然就无话可说，上下齐心同吹了。但如果这是下级擅作主以邀功请赏的话，那么，“卫星”过关，就要应付一番了。赶上大放“卫星”的潮流，象八九月份的水稻高产“卫星”，正是领导求之不得的宝贝，当然一帆风顺。红薯“卫星大王”，赶了个风尾，麻烦也就多一些。
民谣：“共产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赶上潮头沾大光，赶着潮尾就说不上。”
就在红薯“卫星大王”炮制者们拍扳定案之时，他们哪里会料道，风向有变。一天以前，11月21日，武昌会议，毛泽东宏论滔滔，放出口风，大跃进要收缩，干部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坏作风要纠正。
但是，不谙朝纲之变的山西省干部和新闻界，还在高烧不止，“卫星”炮制者们，还在欺上压下，糊弄八方。
中共晋南地委大院，报喜电送到地委和专署主要领导人手中，引起一片热热闹闹的赞叹，全国第一的“卫星大王”从晋南上天，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呵！但领导们欣喜之中，也有几分不放心：好家伙，亩产近140万斤的大卫星。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先也没汇报上来，一下子就放出来了，下面干部劲头足，不过最好别毛手毛脚捅了漏子。
陈俊哲赶回来了。地、专领导马上召见。地委书记李广耀在听取汇报时，兴奋不已，又不甚放心，问了总产问单产，又问谁种谁收谁验收。陈俊哲巧妙地作了解答。听说是李俊卿拍的板，地委很快召来了李俊卿。陈俊哲一见李俊卿，马上打招呼，要大家口径一致，不出差漏，又把自己汇报的内容交了底。李俊卿向各位领导人的汇报，当然也就如出一辙了。
为落实核定，好向上级汇报，地委派出专署农业试验站站长安云，前往行云庄帮助核实产量。专署副专员，地委常委胡文元，亲率农工部副部长王克、地监委副书记徐毅之，也赶赴行云庄，一是贺喜表彰，二是视查落实。
终于，领导们发放了“通行证”。
省里来人了。先是《山西日报》副总编辑赵宪斌，奉令率了几位记者，急匆匆赶到行云庄，专访这条特大新闻。
行云庄队委会，赵宪斌和记者们正在采访。陈俊哲和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一群干部，在有声有色地汇报着红薯“卫星大王”的高产经验。陈俊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生产队干部一脸敦厚实在，记者们确信不疑，采访记录本记满一页又一页。忽然，赵宪斌停住了笔，他用手指敲敲笔杆；“光说干劲冲天，不行呵。能不能找到一些大批促大干，批判保守派，促进思想解放，生产大跃进的材料来？”于是，他向陈俊哲提问：“你们在种红薯过程中，就一帆风顺，没有遇到阻碍？”
“有！有！”陈俊哲赶紧出去，召来两个公社的积极分子，要他们扮演保守分子，并教他们对编辑和记者们说：“原来种红薯时，我们两人思想很保守，不相信红薯还能放卫星。这次红薯亩产130万多斤的事实教育了我们，我们的思想才真正解放了，相信了！”
几天功夫，新闻见了报。接着，由近及远，各地前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参观的人，村里地头到处转，和“卫星大王”村里的乡亲们东扯西问，领教高产经验。这一来，“卫星”创造者们心里有些发虚，又耍起了新花招。
要弄假成真，得隐蔽真相，封锁消息，他们怕群众在和外界接触中露出真相，便对社员们采取压制手段。他们在干部和社员大会上讲：“我们放这颗大卫星，不仅是我们行云庄老老少少的光荣，而且是全县、全区、全省、全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还能到北京见毛主席，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行云庄。大家要把数字说一致。”
为收买人心，笼络民口，11月30日，红旗公社领导授意大摆筵宴，全村300多男女老少，坐了70多桌，喝酒吃肉，人人兴高采烈。自公社以来，吃食堂请汤寡水大家肚瘪口馋，搭帮“红薯王”，行云庄的乡亲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好不快活。公社设宴的名义，是“庆祝五八年红薯卫星上天”，实际上是为堵口。当然，老百姓吃了干部的嘴短，就是没吃洒酒席，谁又敢毛起胆子说真话。弄不好一身祸。更何况中国的老百姓，逆来顺受惯了，干部们玩的花招，谁有胆量说长道短惹麻烦。
封住了口，又来稳住干部的心。他们召集党团员和社队干部，布置保密。会上威胁说：“大家要把数字说一致，要保守秘密，不准胡说。谁要胡说，是党团员开除党团籍，是社干部要撤下来，社员要开除出社。”支书行步云虽说也挂名“红薯王”创造者，但年近花甲，陈廷梧和刘文生等人怕他记不住一大串数字，露出马脚，于是将老支书打发到出嫁外村的闺女家去住。行步云在闺女家住了几天，总觉得心慌意乱，六神无主：是不是领导上不信任自己？实在憋不住，他悄悄溜回村子，想看看情况。结果被发现，受了一顿批评。无可奈何，只得又去闺女家住了20多天。
村里有一个转业军人，为人诚恳，性情刚直，爱说直话。对“红薯王”一直怪话连篇。干部们怕他到时奋不顾身说真话，把他派到外村劳动，搞大兵团作战，一个多月不准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