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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宁乡县大跃进纪实(8/10)

2017年07月21日 9:03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博客 作者: 余习广张亚平胡正阳

四、在饥饿和死亡的档案里

在宁乡县,我走访了大量的当事者;在宁乡县有关部门,我查阅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病情档案和死亡档案。

大跃进劳民伤财,公社大锅饭,猪食野菜当主粮,而社员多干少干一个样,清汤野草填饥肠,各级干部欺男霸女、打杀百姓、贪污腐化、巧取豪夺、刮尽民膏民脂,国家高指标征购抢夺人民口中粮,公社社员劳苦终年做牛做马求温饱平安而不可得。

终于,从1958年冬荒开始,宁乡社员消极抵抗情绪日盛浓:管它田里生产多少粮,饿死不是我一个,要死大家一起死,少打粮食完不成任务,让干部小灶也吃不安心!人心散了,生产无着,粮食减产,恶性循环。大难来了!

果然,1959年的春荒开始,宁乡人民就被拖进了“苦日子”饥饿、疾病、死亡的苦海深渊。

4.1 “跟着毛爹爹,吃的糠粑粑;跟着刘少奇,吃的莴笋皮”

“苦日子”年代里,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故乡,湘潭和宁乡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跟着毛爹爹(dia,湖南方言对老年人的称呼),吃的糠粑粑;跟着刘少奇,吃的莴笋皮。”

1959年春荒开始,湘潭、宁乡的人民就普遍吃糠咽菜了。1959年春荒,公共食堂饭分7等,强劳力一天也只能吃粮老秤4两(合0.25市斤)。粮少菜多,各地纷纷把喂猪的糠掺在野菜里一起当饭吃。

越是饥荒鬼越多。干部贪污、食堂管理人员克扣,粮食更不容易吃进社员肚子里去。更可怕的是干部的罚饭政策普遍化和制度化。宁乡县各食堂通行以下几条:抗工不出者(包括有病不能出工而请假不批者)、出工不出力者、没完成任务者、出工不听指挥者、偷盗集体粮菜者、思想右倾保守者、打架斗殴者,一律罚饭!

花明楼公社朝阳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规定了“五不准吃饭”:去迟了不准吃饭,小孩不送幼儿园的不准吃饭,未完成任务的不准吃饭,扯皮发生口角的不准吃饭。甚至该社妇女主任刘淑元,因开饭时间到了,一亩谷还没割完,干部也不准她吃饭。那社员群众就更可想而知了。

干部不仅罚饭,还滥行罚款、罚粮。1959年反“瞒产私分”,花明楼公社对社员罚款总数达124.3万多元,人平罚款20元。花明大队610户社员,罚稻谷42万斤,户户受罚。社员罗守世一户就罚了340元。一新大队贫农邓玉民一家,6人吃饭,3人劳动,年终决算分0.86元,而罚款60元。逼得社员生产无心,生活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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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县委在全县大搞“反瞒产、查后手粮”运动。各公社、大队派出工作组,到各队就地封粮,把公共食堂的社员口粮,和仓库存储的种子、储备粮,一古脑儿当公粮上交国库。1959年秋收,社员也很难吃到粮食了。民以食为天,天塌了,命也该绝了。

1961年4月12日,宁乡县委下发一份调查报告,反映了食堂绝粮断炊、干部克扣社员口粮,造成社员生活痛苦,辍耕停产,粮食断炊,而濒临绝境的情况。

这份《关于月丰生产大队党支部存在严重官僚主义不关心社员生活,停发食堂口粮,影响春耕大生产情况的报告》说:“该队21个食堂,仅只两个集体开餐,19个农业食堂已完全和基本上垮了。黄杆竹山小队贫农陈朋发,53岁,身体有病,因为食堂有煮饭,每天要到山上砍柴做饭,28号在山上扒柴,不慎失足跌死(注:据查为饥饿发昏跌死)。特别是30号调查了杨家冲小队情况更为严重。该队13户(贫农12户,地主1户)40人,男女劳力17个。由于前段粮食制度不严,数字不清,共亏损粮食1080斤。严重的是该队支部对此一情况不深入了解,抱着官僚主义的态度,克扣社员口粮,使该食堂从三月十二日起至三月二十七日止,整整15天时间无米停炊。40个社员以搞小菜、野草、树皮充饥度日,生活极为痛苦。据初步调查了解,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一、政治影响极坏,造成党与群众的隔阂。贫农洪大娘反映说:上面太不关心我们了。以前没饭吃还可以到左邻右舍家里借得到,现在饿尽的,连党也不借米给我们。由于没饭吃,17个劳力在家睡觉,不能出工搞生产。贫农队长彭冬华,两口子都是全劳,半个月只借得半斤米吃了,无一点精神,25号想到大队去搞点粮食来,走道路上就昏倒在三眼塘的巷子里。29号去楼上拿牛草,又跌倒在地下。77岁的贫农李宝洪,饿的不能度日,竟外去流浪十来天,跑了四个屋场,直到29号才回队。去年妇女陈里梅跑到娘家借米,花了两天时间,只吃了两餐饭。社员李国成说:什么三包、四包、再过几天就没得命了,连肚子都包不住。第二,严重影响春耕生产。应翻83亩板田,有10亩未翻;15亩小麦,只培育得4亩,无一一类,估计亩产只30来斤来斤,田里只积一担土肥,连家肥也只收了800来斤。第三,影响了社会秩序。食堂被偷窃中稻谷144斤,食盐90斤,猪油5斤,棉油1斤15两及瓜菜所有种子。”据了解,造成这一恶果的主要原因是大队支部和部分大队干部严重官僚主义,不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对群众疾苦置之不理。直到公社通知28号大检查,大队怕公社检查发现受到批评,才在27号叫团支书陈国兵暂借200斤谷,并私自规定压低社员口粮标准,严重的违反了党委关于粮食工作安排的指示精神。

到1961年,宁乡各地公共食堂情况大抵如此,民众苦不堪生。

4.2 饥寒起盗心

“苦日子”把广大民众逼上了绝路。

狗急跳墙。求生存是人的本能。中国的民众逼急了就敢于起来造反的,终究是少数血性男儿。更多的人则不敢去掺和那些宁乡城乡一度密谋造反的“反共救国”的组织,苟且偷生是多数,饿急了只好去偷。偷了田里的庄稼,再偷队上的粮仓。胆子大的,竟把耕牛偷了,弄到山里杀来吃肉。偷窃成风,全民为盗。

花明楼公社,仅1960年双抢后到11月3各月中,发生偷盗案件1500多起。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24日止,大小偷窃案件1116起,参加的人数达2592人,偷走粮食92000多斤,偷杀耕牛16头、牲猪141头。以致田野里稻谷、玉米、红薯还没成熟,饥饿的人们就趁黑夜下田去偷。偷春造成减产失败。对此,社队干部抓住就打,打死许多人,但打死还是有人去偷。

龙凤山长湖生产队,有一个青年社员因干部罚饭,饿得实在受不了,趁黑夜跑到生产队地里偷来一竹蓝红薯,趁夜静人深,躲在偏僻的厕所里,弄了几块石头烧了个炭火去煮,实指望能美美的饱吃一顿。不想被驻队的“社教”工作组的人员发现了,当即用喇叭筒喊拢全队社员,连夜召开紧急批斗会。

会场中放上一张大桌,桌上点着一桌煤油灯,赃物摆在桌上示众。当主持人宣布开会之后,从会场角落里冒起一个饿肚汉子,气愤地说:“偷集体的东西太不应该,集体的东西哪能一个人吃!集体的东西集体吃!”他边说边走到桌边,一口气把煤油灯吹熄。趁黑好做贼,大家一哄而上,你抢一个,我抢一个,一锅红薯被抢个精光,批斗会也就一哄而散了。

1960年冬,花明楼的几个青少年,饿得九死一生,实在受不了,几个人精心策划要弄一餐饱的吃,说“就是死,也要当一回饱死鬼。”跑到别处偷了一条耕牛,牵到一个无人迹的山坳中杀了,剥皮洗肠,饱啖一餐。

汤饱肉足后,领头的高中生大发感叹:“当年带汤和邓宇几个小兄弟,偷了员外的牛,杀吃了填饥荒。又把牛头、年尾插在山两边,硬说牛成山神钻了山了。后来兄弟几个打天下,朱元璋也当皇帝了。我们五个也拜兄弟好不好?”后案发,好在五人只说偷牛,不提朱元璋,不然一场塌天大祸,由此而发。

20多年后,当事人还十分庆幸地给我讲述了那一段“野史”。

4.3 死亡档案

1960年初,宁乡县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有关指示,专门成立了除害灭病办公室。那年头,一边是大搞“反右倾”、“更”,一边是大量病死人的事件发生。而中央开始强调病死人是“卫生”问题,各地奉命成立起专门负责病死人事件的卫生机构。

7月初,该办上报了病。干瘦病、妇女子宫下脱和病、小儿营养不良病等饥饿导致的疾病和饿死人的情况。

据该办公室报告:1960年春至5月,双凫铺公社发生水肿病4072人,至6月增至5201人,病2752人,干瘦病61人。到6月中旬,全县水肿病人17000多人。在早稻收获前,粮食紧张开始缓和,双抢前水肿病人14800人;7月底因夏收双抢劳累,水肿病人又上升为30166人。七八月份早稻粮食救急,各地食堂吃了一批粮食,病情趋于缓和,两个月治愈水肿病人12758人,上有水肿病人4000余人。又据该办向湘潭地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汇报说:今年以来,我县先后发生水肿病40771人,其中干瘦24259人,占59.9%。6月中旬最多,达17820人,其中干瘦病9658人,占54.2%。老粮仓公社今年累计发生水肿病2458人,其中干瘦病1389人,占56.9%。7月中旬,该社有水肿病767人,内干瘦病664人,占86.5%。

另据该办在1960年11月2日《关于当前防治的情况向县委的报告》说:全县18万多妇女劳力中,有妇科病的20656人,其中子宫脱垂5662人,闭经10034人,其它4360人。该办的《病情综合》报道说:全县共办疗养院496个,入院水肿、干瘦、妇科病人23864人,其中水肿、干瘦病人17401人,妇科5963人,小儿疳疾500人。就在刘少奇的故乡,花明楼公社1959年饿死病死912人,外逃931人;1960年死亡2089人,外逃936人;两年来经常生病的18767人,占总人口31%。60年底还有病人6000多。

三仙坳公社韶光大队70多岁的老人肖金阶,因饥饿病而死,死前留儿孙的遗嘱是:“我死的这一天,敬上一大碗饭,我就心满意足了。”

1960年冬季,粮荒病情更加发展和恶化。1961年1月7日,中共宁乡县委向地委和中共湖南省委上报《关于当前农村疾病情况和组织抢治的报告》。《报告》说:

“当前农村总的病情是很严重的,特别是某些后进社、队、食堂的在发展。到元月24日止,全县共有水肿干瘦妇科小儿病人56529人,占总人口的7.5%,其中主副劳力占37000多人,占劳力的10%。尤其是水肿病,上升快,发展猛,现有水肿干瘦病人19747人,占整个病人的34.9%。从元月14日到24日10天时间里,增加的有10990人,平均每天增加1099人。其次是重病危险病号增加,水肿死亡增加。现有重病和危险病人4867人,较前上升35%,12月以来全县水肿病死亡1528人,占病人的8%,其中近7天死去447人,较前上升一倍,大大超过了正常的死亡率。个别地方由于疾病和死亡严重,已经破坏了劳动班子的劳动能力,影响生产活动。花明楼泉江大队竹冲生产队250人,病人80个,元月以来死去14人,其中董家湾食堂40人吃饭,病倒20人,18号一天死去3人,7个全劳力有4个水肿,3个干瘦,连砍柴整米的人都感困难,根本无力进行生产活动。敬老院住26人,死去9个;临时医院住16人,死去4个,双凫铺麦田生产队,一月来死人达1.6%。这队的杨家湾食堂王本立家8口人,死去4人,全是劳力,大崽26岁,水肿病死亡;二崽22岁,水肿病死亡;女儿15岁,错吃代食品死亡;本人57岁,水肿病死亡。这些个别地方的死人之风,已经使人心不安,士气不旺,生产生活都遭阻碍。

12月以来,农村水肿干瘦病一直激增的原因是:

1. 过去两年提出苦战是对的,但由于坏人当道,打人死人从中破坏,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规律,劳力负担过重,体力消费过多,损伤了元气,加上今冬以来由于自然灾害带来了困难,农村生活水平降低,吃的粮少,油又不多,吃菜也下降了。466个食堂长期吃盐水,以致人的体质下降,发病增多。

2. 由于上述原因影响,旧病的复发情况很严重。1958年1959年960年三年的旧病都有复发趋势,他们原来病虚体弱,元气体亏,加之目前的生活条件不够好,有的劳逸结合注意不够,发生大批复发的现象。全县19747个水肿干瘦病人中,属复发的占1224人,占整个病人的61.6%,比重很大。白马桥公社洋湖大队116个水肿病,其中三年复发的有101个,占87%。道林公社道林农场诊好的17个水肿病有15个复发,这些复发病人由于他们遭受了病害袭击次数多,病情一般较前严重。

3. 饮食卫生注意不够,部分人的生活不正常,不讲卫生,乱吃乱喝,生的也吃,冷的也吃,白天吃了晚上又吃。据少数地方反映有个别人乱吃生物,吃生饭、生鸡、生鱼、生青蛙、生水、生菜、生米、生代食品等20来种(人饿急了饥不择食一作者注)。这些暴饮暴食,不讲卫生,破坏人体内脏,引起消化不良,发生水肿。偕乐桥双石大队中农喻秋四、李杨冬,原来身体交好,因乱吃上述生物,弄成水肿病,不能劳动。

4. 部分干部对人命关天的大事抱官僚主义的态度,不关心群众生活,没有任真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和措施…老粮仓红旗大队疗养院因生活安排不好,43个病号跑了37个,剩下的6人因病中不能去,才留在院里。花明楼泉江大队干部住好房,病人住坏房,该队的疗养院住10间破茅屋,门无板,窗无纸,风吹浪荡,没有一个服务员,病人自煮自吃。没有医师住院,要3天去一次,有钱的吃药,无钱的就没有药吃。贫农社员周福六死在床上3天无人收尸。贫农周世成18岁,水肿严重,元月17日扶着棍去住院,因无人照顾吃不上饭,只好又扶着棍走回家去,就死在大队猪场旁边,三天无人收尸。

其次是克扣积压病人的营养物资情况很严重。花明楼粉铺大队12月份县拨给的10斤红塘,实到病人手中只6斤14两。公社给的30斤猪肉,实到病人手里的只23斤,其余都是医师和司务长吃了。西冲山大队总支书记唐福初到卫生所强买葡萄糖8支吃掉。白马桥公社去年12月份110斤红枣积压到现在才分到病人。分配不合理,珍珠大队24个住院病人。2月份40斤糖果平均分配给食堂用了,实到住院病人只14斤。”以上材料,尚不足以准确反映问题严重的程度。

轻描淡写,遮遮掩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各级党委但求对上交待得过去,往往采取这样手法。1960年8月25日,宁乡县委向益阳地委电话汇报,说水肿病人只有4295人。

但我查阅到了一张原始报表,这是属于县委内部掌握情况的材料。该报表略为客观的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宁乡县水肿病防治情况报表(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七日)

公社/水肿累计/前次报数/现有/肿瘦/干瘦/病人/肿病情况/累计死亡/肠炎
道林1977/860/321/200/32/175/114/69/289
花明楼1970/366/158/109/38/61/59/102/90
夏铎铺3825/894/827/454/59/103/661/68/45
双江口2915/469/373/156/47/139/187/84/186
城关镇599/106/109/137/15/29/65/10/45
白马桥2535/303/327/221/85/90/152/30/163
煤炭坝289/40/94/66/37/34/23/3/97
坝塘1903/121/100/51/23/50/27/39/49
偕乐桥1560/299/309/184/92/137/80/41/195
双凫铺5730/88/149/81/18/43/88/122/96
灰汤3054/301/332/66/67/98/167/79/21
老粮仓2458/337/268/181/16/122/130/97/75
流沙河3653/595/495/334/25/163/307/68/82
青山桥2446/678/311/117/54/113/144/68/81
云山1122/117/182/108/11/85/86/18/48
黄材1844/329/277/181/67/91/119/85/43
五里堆1924/338/226/105/30/74/122/188/164
沩山928/284/236/157/46/59/131/16/86
总计40740/6525/5094/2908/762/1666/2662/1187/1855
(累计数为1月至8月初)

从该报表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1960年初到8月止,宁乡县有官方统计和记录在案的浮肿病总人数高达40740人,而因病死亡人数则为1187人。各级干部都害怕把饿死人的灾情报上去。当时宁乡的实际情况是,上级一要病人和死人情况,下级干部就开始煞费苦心地编造,浮肿还有人去统计,死人却没有人去认真落实数字。

结合具体实情和该报表综合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主要产粮区,由于高产高征购等原因,浮肿病和死亡率要大大高于丘陵和山区。例如双凫铺浮肿病为5730人,情况最为严重;其次是夏铎铺浮肿病3825人;流沙河公社和灰汤的情况也很严重。而这几个地区则是平原和主要粮区。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苦日子”中受苦受难最为深重的,是农村的广大农民。他们做牛做马,缺衣少食而致浮肿和干瘦病,甚至死于饥饿和强权。城镇市民和工矿企业定量供应粮食,生活保险系数大大高于农民,因此患病和死亡者,相对大大低于农村广大地区。

宁乡县城关镇当年浮肿病人只有599人,死亡则为10人。煤炭坝属于煤矿企业地区,人口绝对数字低于城关镇,浮肿病人299人,相对比率也大大低于农村公社社员。刘少奇的故乡花明楼公社属产粮区,死亡率也是全县最高,浮肿病76,死亡102人。

宁乡“苦日子”到底病死饿死多少人,当年总管全局的宁乡县委东躲西藏,有意隐瞒,恐怕谁也说不清。但通过人口统计和有关档案文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概:

宁乡总人口统计表
年份/总人口/死亡人数
1958/861050/22899
1959/827174/11268
1960/778983/24645
1961/778877/15943
1962/794801/10666

也就是说,以1958年为基数,到1962年,综合其它资料和有关档案,“苦日子”造成宁乡近八万死于此因。

文化大革命中,宁乡县人委会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宁乡县人口因苦日子减少的总数约在9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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