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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兴衰系列(22/28):清洗内部

2017年08月17日 8:14  PDF版 分享到微信

来源: 华夏文摘 作者: 史实

在红高棉掌握柬埔寨政权之后,在红高棉内部还存有3个宗派:波布、英萨利、宋成、英提丽特等人为代表的“留法帮”加上投靠的农谢;原“”老班底的克多恩、索平、三巴特、农苏恩、高米斯、尼沙兰等人为代表的“亲越帮”;原“柬-中友谊协会”班底的侯荣、胡宁、包查为代表的“亲中帮”。而温威、塔莫、柯袍等人算是“本土原生”,投靠了势力茁壮的“留法帮”。世界上的研究者们都基本同意这样分类。

“留法帮”占据红高棉“政府”的全部重要位置,掌控着军队、外交、内政和宣传。乔森潘因为具有“鬼话人说”的才干,又与乔氏姐妹有某种远亲关系,得以继续留任“红高棉话筒”角色。温威作为波布的亲信,掌管工商等6个部委和金边特区的政务。温威也有一个亲信小团体,主要有程安、梅鹏、克优。

在“亲越帮”之中,索平、三巴特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国家副主席,而克多恩和农苏恩的职权受温威的管辖。在“亲中帮”之中,侯荣已被“党中央”处死,胡宁、包查成为主要人物。

现在,“亲越帮”和“亲中帮”在权力分配和人事安排上受到了排挤,唯“留法帮”是红高棉政权的核心团伙。西哈努克也断定“柬埔寨只是波布和英萨利两个连襟家庭的国度。”因为乔彭娜莉精神失常,于是英提丽特便成为柬埔寨最有权势的女人。波布和英萨利两家成员的真实身份和一切都被当作国家机密。在共产主义史上,所有类型的“革命”运动都包含有秘密的主题,但是未见有类似红高棉那样的神秘偏执狂。

1976年3月30日,红高棉“党中央”决定立即开展一个重大行动,即清洗内部以“消灭内敌”。清洗将由一个秘密机构来完整地执行,这机构就是杜赫主管的S-21,它直接对“党中央”负责。这个强烈讯息的不可思议之处是:在内部并没有反对势力形成、也没有任何阴谋迹象出现的情况下,“党中央”急于部署内部清洗,并非源于事实的威胁,只能是源于假设。问题是,大清洗为什么会源于假设?

因为同时,“党中央”决定重新编篡柬共“党史”,最重要之处是改动党的创立年份:“把党的创立年份定在1960年;不要再用1951年……这样一了百了。”这个看似小事的提出,实质上包含著“柬共”历史不再被认可的重大含义,而且任何在1960年以前加入党的人都不再被认为是党员而必须重新登记。因此它引起了党内的深层冲突。克多恩、索平、三巴特、农苏恩、高米斯、尼沙兰、周杰特等人都不同意这样改动。表面上这似乎是语义上的争执,其实背后的问题是:现在统治柬埔寨的这个“党”到底是波布的红高棉团伙还是正统的柬埔寨共产党,以及这个“党”与越南共产党的关系。

从1960-1975年,柬共的创立一直都被认定是在1951年,亦即:在越南共产党的指示和扶植下组建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党(Khmer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KPRP)的创建年份。而1960年9月30日则是波布、英萨利两人进入柬共中枢的日子。

一个后来逃亡到越南的柬共干部作证:1976年9月中旬,他们正在为党25周年纪念庆典作准备时,“我们接到党中央的紧急通知,让我们暂停所有的庆典准备。通知告诉党的创立日改为1960年9月30日,在这日期之前加入党的任何人都不应将自己再视为党员,而1960年9月30日之前任何党员在党内的这段日子将作废。如果他同意的话,党中央将保留他的党员资格。不然,他将被送去再教育。”

波布为什么要废除原先的柬共创立日期,而一定要改为他进入柬共中枢的1960年9月30日那一天?

波布的奇怪举动,表面上反映了柬共内部的派系争论,而实际上展示了红高棉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回顾“红高棉”的历史,在26年间它由一个在巴黎组成的“主义小组”,回国钻入柬共内部,长期寄生,逐步得势变成了柬埔寨的掌权者,现在它不再承认它的宿主柬共。改变柬共创立日的实际目的是要埋葬柬共,以红高棉“党史”取代柬共“党史”。以前,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红高棉”从来避免自称“柬埔寨共产党”,而总是自称“革命组织”(安卡),现在看来,那并非仅仅为了隐藏自己的共产党面目,从而提示了它乃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异形的政治组织。

准确地说,以1960年9月30日为创立日的“红高棉”,只是波布和英萨利的团伙“党”。这个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只是个“乌托邦”实验的操作员。

1976年4月2日深夜,在金边发生了一个手榴弹爆炸事件和零星枪击。那地方是位于“高级兄弟”的守卫森严的住处附近。事后并未有任何人死伤,建筑物也没有受到损毁。这个爆炸事件的目的并不明确,后来的调查表明是一些驻金边郊区的红高棉第170师士兵们的私自泄愤行为。因为整编国防军,这些士兵们被分派到农村去种田,让他们觉得贬低了自己的“革命”身份。手榴弹爆炸事件并不含有进一步的阴谋,但“党中央”却看得非常严重。

170师的前身是东区的主力部队,查克雷(Chan Chakrei,化名Mean)是师长,莱本(Ly Phen)是师政委。查克雷现年33岁,佛教和尚出身,为人能干自信。但不知何故,波布不喜欢查克雷。1976年3月波布把查克雷调离170师,让他到总参谋部担任副总参谋长,把他置于宋成的监视之下。金边手榴弹爆炸事件发生时,170师已被派驻金边郊区。引爆手榴弹的士兵们在一个星期内纷纷被捕,他们在酷刑折磨下被逼牵涉到上级。然后抓捕一再逐级扩大,刑讯得到的招供与杜赫的报告,一起迅速送达“党中央”。结果是1976年5月19日查克雷被捕。在S-21里,查克雷遭受了酷刑,他被指控为一个“叛徒集团”的领导者,到了1976年底,那份“叛徒集团”名单已集有20个高级军人和一大串同谋者。查克雷被捕后,谢杰顶替了查克雷的副总参谋长职位。谢杰春风得意,他开始出现在党中央会议名单里。

“S-21的使命是一个清洗党内敌人的专门工具。它并不需要澄清真相。按照囚犯入狱人数和被处决的囚犯人数来看,S-21可说得上是这个国家最有效率的机构。”S-21的审案方式一成不变:预设假定罪名,靠反复毒打来得到罪名的供认,再迫使囚犯牵连别人,编织出虚构的“内敌网络”,取得“党中央”的指示,然后处决囚犯。在拷问审讯期间,查克雷被逼承认自己和朗诺政体有联系,他甚至被迫编造曾谋划逮捕党中央的“高级兄弟”。不久,170师的副师长莱维(Ly Vay)也被捕,他被迫模糊地招供“想扰乱金边的防卫”。查克雷也被迫招供170师的政委莱本(Ly Phen)和副师长罗斯蒲宏(Ros Phuong)、东部24号分区(柴桢省)的柬共首领卓乌克,都与金边手榴弹引爆事件有关。1976年6月莱本被捕,7月罗斯蒲宏被捕。

卓乌克是东部著名的革命者之一。他是索平的亲密助手。索平,圆脸矮胖,肤色较暗,他长期以来是柬共中央的高级人士,也是红高棉的军委成员和“国家副主席”。1976年5月至8月索平到中国疗养。8月份卓乌克被捕。从现存的卓乌克的招供文里得知,由于卓乌克和索平之间的密切关系,“党中央”对卓乌克的招供文特别感兴趣。可怜的卓乌克写道:“到了第2阶段,当用酷刑拷问我时,我只好同意说出高米斯也牵涉其中。组织还是不相信我,因为我无法提供有关我们叛国活动的详细资料,而我也不懂其他人谁是叛徒。我不知道(叛徒)他们有多少人,也不懂他们怎样行事。然而组织有着先入为主的判定,不接受我的诉说,说这是党的最后决定。”

索平从中国返回柬埔寨之后,1976年8月21日索平被召到金边。根据“党中央”传达的信息,在查克雷和卓乌克的招供文的压力下,尽管索平并不相信那些信息,但他还是表态谴责了卓乌克是“叛徒”。

一连串被迫编造的招供状,深化了波布的怀疑和假设。1976年10月9日在中央会议上,波布指出:查克雷是越南人部署在我们内部的密探,“我们必须注意他说的东西,看他自己暴露是一个叛徒”,“我们必须完全沉默……我们必须监视他们的活动”。宋成也指出:“查克雷是美国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渗入我们内部的敌人。苏联和越南都与查克雷有联系,以便在内部策动军队,使我们的革命者在地位和等级的不满足上产生矛盾,来打败我们的政权”。宋成还要求各部队立刻开展清洗运动,于是红高棉的各师都开始了清洗,其中170师长科山、164师长密穆特(Meah Mut)、502师长苏麦特(Sou Met)、290师长密塔尔(Meah Tal,又名Sam Huoy)、801师长罗恩(Roeun)、450师长苏昂(Suong)、703师长萨姆平(Sam Pin),310师长欧恩(Oeun)都很积极,他们在军队中清洗和处决了数千人,其中大部分是普通士兵,少部分是军官。可是到了1978年,除了塔莫的两个女婿密穆特和苏麦特,上述那些积极清洗自己部队的各位师长也全部遭到清洗,被“党中央”下令处死了。

1976年7月底,波布在波瑞高(Preah Keo)召开了“4年计划”会议。计划有两个:加强对越南的武装攻击,以“大跃进”的速度开发国家。会后,大量的军事力量被调动到柬埔寨东部的柬越边界。

1976年8月21-23日,大批红高棉干部来到金边,听取波布的“建立全方位社会主义的四年计划”。那是一份110页的冗长文件。波布要求每公顷田地生产3吨大米,还要在15-20年内同时完成柬埔寨的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但是,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柬埔寨一直是每公顷出产1吨大米,柬埔寨从来没有生产出那么多的大米。而且,红高棉正在把大米出口给中国以交换武器。波布似乎要建立一个以大米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并且靠大米出口来支撑国家。他的“四年计划”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大跃进”,没有考虑到国际市场的变迁、柬埔寨地质与水源的限度,而且也没有考虑到这个国家已经百孔千疮,严重短缺工具、牲畜和健康的劳动力,更不用说农业机械了。最重要的是,经过了5年的内战和1年多的统治折磨,所有还活着的柬埔寨人民都已极度衰竭了。

“党中央”对西区寄予厚望,指望那里每年生产出全国大米总产量的30%。这项生产很大程度上要由约100万被驱赶到西北部的“新人”来承担,而那些“新人”正在西北地区被残忍地虐待着。据胡宁的引述说,西北大区领导人三巴特批评了“四年计划”的政策:“1976年党下达指示,要全国达到每公顷3吨大米的指标。而对于西北部,党下达了每公顷4吨的指标,要我们去完成。如果不解决农业机械的问题,我们怎样去完成指标?我们不能。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党中央的错。”胡宁还说索平也认同这个论点。

波布分派了不可能达到的产粮指标,他假设每个人民都有巨大的“革命热情”而能够种出大量的稻米,据说这些“热情”来自1975年4月红高棉夺取金边的胜利及其后进行“社会革命”所产生的动力。波布宣布:“我们抓住和转动了历史的轮轴”,“我们和其他共产党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速。”乔森潘跟风道:“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就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可是人民能办到。”但这些假设都是未经证实的空话。波布的“大跃进”不久就收获了灾难:又有几万柬埔寨人被饿死,十几万人因为过度劳累、病倒和缺乏医药而死亡,整个国家的经济几乎崩溃。波布拒绝为这些灾难负责,相反他把“大跃进”的失败归结于“隐藏的敌人在内部破坏”。于是“党中央”命令各地清洗干部,并大批处决被怀疑故意偷懒和搞破坏的民众。同时“党中央”把大米指标的完成与否当做向地方干部问罪的根据,迫使各地红高棉把衰竭的人民再逼迫驱使到极限。

1976年,柬埔寨“最有权势的女人”英提丽特来到西北部视察,她说为她所看到的情景感到悲伤,后来她对美国记者伊丽莎白?贝克尔(Elizabeth Becker)表示:“那里的状况真的难以解释,在马德望省我看见干部让所有的人民都去种稻米。那里的人民都没有家,他们全都病得很重……许多人患有腹泻(diarrhoea)和疟疾病。”她理应把这些惨况归结于“党中央”的政策,然而她却断言:这说明“敌人的代理人已来到我们中间。”

1976年9月20日东北大区领导人尼沙兰突然被捕。尼沙兰,温和寡言,自有主见,他是1945年的反法老战士和资深的柬共中央委员,1956年他曾帮助波布在他任教的中学里安身。到了9月25日,高米斯也被逮捕。高米斯是以性格坚韧顽强而著称的柬共中央重要人物,他是1946年的反法战士,也是西哈努克时代的“人民党”的创建者。尼沙兰、高米斯在柬共中央委员会里享有广泛的人脉和尊敬,因此他们的被捕和波布的绝情,震惊了整个干部层。10月15日,留在金边的高莫尼也被捕了。高莫尼曾是柬埔寨东部最著名的共产党人物,当时他的反法游击队在实力和声望上超过了任何一支游击队。尼沙兰、高米斯、高莫尼都与索平有着多年的工作关系和诚挚友情。在他们被捕之后,他们的家属、朋友和有工作关系的干部也纷纷被捕。

一位涉及柬埔寨事务的中共外交官员证实,1975年中国的康生死于癌症,波布亲自到中国驻金边的领事馆。但是,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波布没有去中国领事馆哀悼。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中国报刊都刊登了一条消息:柬埔寨举行全国哀悼,波布斥责了“邓小平的反革命司令部”并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9月18日波布首次承认柬埔寨是由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所统治,该党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兄弟关系”。毛泽东突如其来的死讯在红高棉之中引发了某些迷茫。一位红高棉干部说:“毛泽东去世后,红高棉陷入一片担忧……我们担心发生在中国的混乱和困惑,会影响我们和中国的团结。”迄今没有资料表明柬埔寨华人对毛泽东去世的反应,事实上他们对世界对生命对感情,全都失去了知觉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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