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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文革的本质：一场大清洗(3/4)
来源: 华夏文摘 作者: 戴开元 
如果说林彪做过许多错事或坏事，九·一三事件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肯定的一页。九·一三事件标志着文革的破产，使无数中国人包括知识青年开始觉醒。林彪之所以走出这一步，这不仅与他的倔强性格有关，更可能是因为他吸取了刘少奇的教训。对于毛施加的迫害，刘采取了不抵抗态度，最后仍落得悲惨的下场。林彪不愿重蹈覆辙，宁愿背上“叛党叛国”的罪名，也决不屈服于毛的淫威，“完蛋就完蛋，老子下定决心，今天”不再陪你（毛）玩了。林彪此举，颇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色彩。只是不知道他当时是否为原先不遗余力地吹捧毛而感到后悔？
林彪集团垮台后，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获得解放并被重新启用，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再度出山，他们集合在周恩来的下面，与文革新贵们不断发生摩擦。此时，党政军大权实际上落到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手中。但毛泽东对周恩来并不放心。他指示四人帮等文革新贵，发动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宋江等运动，矛头暗指周恩来，1975年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指向邓小平。1976年年初周恩来病逝，4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度被打倒。同年9月毛去世，华国锋等人在中南海逮捕“四人帮”，为文革划下休止符。如果毛当时没有那么快去世，他将继续清洗下去，直到他最相信的四人帮和侄子毛远新等牢固地掌握中央大权，他才会放心离世。
文革大清洗与前苏联1930年代的大清洗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皆是最高领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长达数年之久的整肃党内、军内、知识界以及社会底层大量“敌人”的大型政治行动。两个大清洗的结果亦很相似。
在中国，文革前在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候补书记一共38人（其中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文革前已被撤职），在中共召开九大前，其中21人被打倒，占总数的55%。九·一三事件后，这21人中有九人被解放或安排工作，其余12人直到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获得平反。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刘、邓被打倒，朱德、陈云靠边站，被清洗的人数超过一半。引人注目的是，文革前不是中央委员的毛的妻子江青和林彪的叶群，在九大上，越级进入政治局。在1974年召开的“十大”上，林彪集团成员以及陈伯达被清洗。1976年，邓小平再度被打倒。[9]
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出席苏共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1923年4月召开的十二大选出的七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把另外五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遇害。
在两场大清洗中遭难的，不仅有大批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还有数量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的数字是：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但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2000年对记者表示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10]。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披露：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11]
但两个大清洗之间，有一个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文革的第一阶段，清洗是由最高领袖毛泽东煽动大量的学生和民众进行，而苏联大清洗则主要是通过国家专政部门——内务部及法院进行。因而，在表面上，前者容易使人认为文革是一场全民狂热参与的群众运动，后者会使人产生斯大林重视法律程序的错觉。这种不同，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和毛泽东各自面临不同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毛泽东借鉴了斯大林的“前车之鉴”所致。
1930年代，斯大林虽然已经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苏共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得票最多，斯大林得票最少，基洛夫实际上已成为苏联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一些知道列宁遗嘱的苏共老干部曾秘密集会，酝酿以基洛夫取代斯大林。斯大林知道后，派人暗杀了基洛夫，并以此为由，动用国家专政工具，在党内展开大清洗。[12]
毛泽东1960年代在中国党内和民众中的威望如日中天，党内无人胆敢觑觎毛泽东的地位。苏联大清洗制造的许多冤案，后来却被赫鲁晓夫一一平反。毛是一个善于吸取历史教训和借鉴外国经验的人，他从苏联大清洗被翻案的事件中，不难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斯大林的大清洗只依靠国家专政工具，很不彻底，让赫鲁晓夫这种最危险的人物得以幸存下来并混入最高权力层。他不能走斯大林的老路，而必须另辟蹊径，于是就发动（煽动）民众，尤其是“喝狼奶长大的”青年学生。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来一场彻底的清洗，并让在运动中冒出来的“左派”人物进入各级权力层。
毛为何搞文革大清洗
对历史人物行为动机的任何探讨，都属于某种猜测，都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某些历史问题，尤其是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又往往需要探讨其动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待无心之失和有意作恶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司法部门对于过失杀人和有意谋杀的定罪和量刑，更是大有区别。对历史人物的行为的评价，亦当如是。
许多论者探讨历史人物的动机，只是根据其言论和文字，这未必靠得住。因为人是会撒谎的动物，尤其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许多邪恶行为，其动机不敢示人，却用冠冕堂皇、美丽动人的言辞包装起来，以便哄骗追随者为其卖命。
我认为，探索动机的一种更可靠的方法是，把政治人物的言论、文字与其实际行为做一比较，看两者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就需要到其宣扬的政治理论的框架之外，去寻找其真正的动机。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在昭显真正动机的诸种信息中，行动比言论要重要得多。
毛泽东在73岁的高龄，发动了一场文革大清洗，而且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出于“善的”动机，即为了清除党内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或为了实现其共产主义理想，打垮脱离人民的共产党官僚，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还是出于维护其私利的“恶”的动机？
毛左派相信，毛搞文革是出于“善”的动机。但某些对文革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也持类似看法。这里的“善”，是指追求或维护全社会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善”的对立面“恶”则是指维护或谋求个人的私利。
《炎黄春秋》杂志前副社长杨继绳认为，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13]其实这是毛1966年《五·七指示》里的部分内容。
我毫不怀疑毛以及许多共产党人刚投身革命时，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最终会在全球实现。毛1958年搞大跃进时，甚至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会在中国很快建成。但大跃进的惨败，国际共运的分裂，导致毛的快速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迅速破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因此，毛在短短四年之后，国民经济刚刚有所恢复，就发动文革，其动机不可能是为了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假定毛的《五·七指示》的说法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理论或中国社会的实际。我们来看看文革中后期，刘少奇等走资派被打倒后，毛推出的一系列“新生事物”：废除高考制度，把中学生赶下农村，从工农兵中选拔学员上大学，在农村搞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派城市医生组成的医疗小分队去农村，把知识分子赶到僻远地区建立“五·七干校”，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等等。
我的第一点质疑是，推行这些“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倒刘少奇等走资派吗？我找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刘少奇等人已成为推行这些新生事物的障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共从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的政策，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也是文革前就推行的运动，刘少奇不仅没有反对，而且积极支持。
我的第二点质疑是。在文革后建立的“新社会”里，“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吗？在文革中后期，全社会“开后门”成风，尤其是在大学招生、军队招兵、工厂招工方面，各级干部纷纷开后门，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军队和工厂，而无权无势的绝大多数民众对此极为不满。1974年江青批“走后门”，毛泽东却批评江青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还说他也“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14]
与城市职工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工资。1972年，政府给工资最低的一部分城市职工涨了一级工资（人民币五元）。然而，当时全国职工的平均月工资不到50元，而干部工资级别最高的毛（404元），却没有主动降一点自己的工资（即使他降低一半工资，也丝毫不会影响自己一家的生活，毛本人过着全国最大特权的生活）。尤有甚者，毛自己的稿费存款（其中相当一部分稿费的合法性值得疑问）到毛去世时却超过100万元（人民币）[15]。这能证明毛追求的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吗？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是他唯一一次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16]但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官方媒体的政论，我从未看到有这个说法。相反，1964年毛主持制定的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和1966年8月毛主持制定的指导文革运动的《十六条》，都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而“走资派”或“黑帮分子”只是干部中的“一小撮”。
在文革初期，广大基层干部受到群众尤其是造反派组织的批斗，几乎所有单位的当权派都被当作走资派而被打倒。但对于从1967年开始的对走资派的夺权活动，毛提出的方针是由解放军、“革命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建立“革委会”，1967年4月毛又发出“解放干部”的号召。于是，运动初期被打倒的大多数基层干部被“结合”进革委会。1968年毛下令“整党”，恢复了基层的党组织。到文革中后期，县以及县以下的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基本上官复原职。而各级革委会实际上形成一套新的官僚系统，而且这套新官僚系统比文革前的官僚系统更专制，整起无辜民众来下手更狠，更不讲法治，文革中的大多数冤假错案，就是在革委会成立后制造出来的。
在文革前和文革初对毛的心思揣摩得最深的林彪，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语道破了毛搞文革的本质，他说，文革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也就是说，要清除那些对毛不忠心或不大忠心的干部，提升那些对毛忠心耿耿的干部，文革只是换人做官而已，而绝不是要根本改变中共原来的那套官员由上级决定的干部制度，去实行什么由人民选举官员的巴黎公社制度。造反派中的某些天真幼稚的年轻人，错误地揣度圣意，以为毛搞文革，要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旧官僚，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例如湖南中学生造反派杨曦光（后改名杨小凯），1968年年初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结果他马上就被关进监狱去了。
要探索毛搞文革的真正动机，首先就不得不探索毛为何要打倒刘少奇。毛发动文革要清洗的首要目标，就是当时的国家主席、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全党全国公认的毛的接班人刘少奇。对于刘少奇这位在1921年就参加中共，以后跟毛泽东一起，一直从事着中共革命领导工作的亲密战友和同乡，毛1966年对刘的态度简直是深恶痛绝，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文革中，他把刘少奇定为中国“头号走资派”予以打倒，1969年召开九大，他又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最后又把刘迫害致死。
在诸多探讨毛的文革动机和毛打倒刘少奇原因的文章中，我认为只有《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已故学者王若水（1926－2002）在1996年发表的文章《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17]，对这个问题分析得最透彻，最有说服力。
王若水说，要搞清毛的文革动机，必须上溯到1950年代。1953年斯大林去世，引发了毛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野心。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搞大清洗的罪行，并批判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揭批斯大林的问题，对毛的野心有益无害，因而毛只是觉得有点过头；但批判个人崇拜，却妨碍了毛的野心，因此毛痛恨赫鲁晓夫。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1958年毛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想以比苏联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经济，结果一败涂地，导致全国至少一千万人“非正常死亡”[18]。从此毛就“有块心病（obsession）——赫鲁晓夫的影子”。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赫鲁晓夫的榜样，要来对毛算这一笔帐？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