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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屏边县“不反右派”真相
来源: 博客 作者: 李斌 
云南屏边县的整风反右运动，于1958年2月进行，中共屏边县委书记张某某向全县干部作整风动员报告说：“我们屏边不反右派，我们屏边没有右派。”
张书记还担心大家不能打消顾虑。又特别强调：“同志们，为了帮助党整好风，我代表县委向大家保证：对于大胆向我们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如果有人敢于报复、打击，县委给你们撑腰。我再次代表县委向大家声明，我们屏边不反右派，我们屏边也没有右派。”
张书记的报告让我激动不已，立即写出“运动往哪里去？”的大字报。我在这张大字报中，谈了对整风运动的认识，暴露和批判自己的思想顾虑，表明了帮助党整好风的决心和态度。
以后转入小组鸣放和大组鸣放。小组长是肃反运动中入党的白云中心小学校长汤某某，大组长是副县长邓某某。邓某某对我特别客气，无话也要找话拉一拉。对我的发言总是给予特别的表扬与夸奖。鸣放的第四天，邓大组长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他以极其亲切、信赖与尊重的口气说：“你们都是我县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你们不仅能力强，工作出色，还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只有你们才能提得出一些有份量、有见解、有深度的意见来。你们一定不要辜负县委对大家的希望。”
他特别表扬了我，说：“我看李斌同志的表现就很好嘛，积极写大字报，踊跃发言，与党同心同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为了让李斌同志所提的意见能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准备组织全县的教师大会，请李斌同志到大会上去发言。”
邓对我的表扬和期望，使我产生了怀疑，感觉像是一种圈套。然而，很快我又想到了张书记的报告：“我们屏边不反右派，我们屏边也没有右派”，这话绝不可能是随便说的，没有必要胡思乱想，应该相信县委，做到胸怀坦荡。这样一想，终于又战胜了怀疑，答应了在大会鸣放。
那天上午，我便心地坦然地走上了大会鸣放讲台。参加大会的人，除全县的教师和县文教科的所有干部外，还有政府、县委以及部分委办局的头头。
会场鸦雀无声，气氛严肃得有些异常，连一向善于言辞的邓大组长的开场白，也显得十分呆板。这种气氛，我再一次有了“圈套”的感觉，但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还能打退堂鼓吗？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只能硬着头皮前闯。
下面是我发言的主要内容：
一、屏边县的教育事业，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但教育质量普通偏低，主要原因是师资素质不高，许多教师连一般的课堂教学程序都不懂，甚到还念错别字。
县委、政府要重视提高师资素质的问题。还应对教育事业投入些资金，尽可能改善办学条件。特别是对一师一校的村小，要多给一些关心和照顾，，她们一个人在一所学校工作，上至校长，下至工友，就是一个人。既要上课，又要带孩子；既要批改作业，又要生火煮饭；既要下乡搞中心，又要当乡上的文书；要吃菜，得种地，要吃肉，得养猪……
二、我县农村学校的学生流失现象严重。流失率一般要在30%左右，五荒六月则高达50%以上。有的学校开学初期有学生三五十人，到了五荒六月，往往只剩下几个人了。
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情况呢？根本原因，是农村吃粮太紧张，征购太多，留粮太少，学生拿不出粮食交给学校食堂，被迫辍学。
三、应该完整执行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的政策。我认为屏边的干部政策上存在着重“德”轻“才”的倾向。又把“德”混淆为“出身成分”，把“才”看成是资产阶级的“白专”。我建议对干部实行考核录用。
四、应大力加强和改进屏边的宣传工作。我们屏边山清水秀，资源丰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好地方，但由于宣传工作薄弱，知道屏边县的人很少。我建议不要单纯宣传所谓的中心工作，更不要屎急才挖茅厕，而应当积极主动地向省外、向全国宣传我们屏边。
五、“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屏边“有反必肃”是做到了，而且往往做过了头；而“有错必纠”则成了一句空话。屏边在镇反、肃反、三五反等一系列运动中，都发生过程度不同的逼、供、信，都有过错捕、错判的案例，并迫使一些人上吊自杀……
在发言中，我还就“屏边县委会占用屏边省小校址”、“某区委书记强行抽调教师去搞中心工作而迫使学校关门停课”、“某女遭某干部污辱一直未作处理”等三件在教师中反响强烈的事，作了简要的口头补充。
鸣放结束，我如释重负，认为自己终于做到了响应号召、与党同心同德而感到特别轻松。然而，当我正沉浸在欣慰中的时候，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首先揪出白云区委书记王浩中，立即召开全县批斗大会。还是那位张书记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说过，我们屏边不反右派，我们屏边也没有右派，但现在我们屏边不仅发现了右派，而且这些右派已经向我们党发起了猖狂进攻，我们还能不反右派吗？”
天哪，简直不可思议！堂堂县委书记，说话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多么卑鄙无耻！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感到“圈套”二字千真万确！
就在批斗王浩中的第二天一清早，一条“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李斌揪出来示众！”的横幅，十分醒目地粘贴在屏边县省小的墙上。它用铁的事实告诉了我，我相信张书记、相信县委，简直是个白痴！
在邓大组长的指挥下，那些“反右积极分子”、那几个肃反运动中火线入党的骨干分子，把我的大会发言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后，对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大会、小会斗争，大字报、小字报的揭发批判。把我所提出的意见，说成是“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而射向共产党的一支支毒箭”。说我从党的教育事业、粮食政策、干部政策、肃反政策到宣传工作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上，向共产党发起了全面而猖狂的进攻；说我借大会鸣放之机大诉共产党的苦，煽动教师对党不满，影响十分恶劣，情节十分严重……
对这样一些指责，我当然不服。我向整风办公室提出三条书面意见：1、请求把我的大会发言用书面完整地向全县干部、群众公布；2、对我的发言采取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做法是有意对我的歪曲和诬陷，我表示抗议；3、“右派”既然是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动派，我既无组织，也无纲领，何谓“右派”？
邓大组长对我的三条申辩大为恼怒，立即调兵遣将，层层发动，召开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迫使人们与我划清界线，起来对我进行斗争。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那些有历史问题的老师说：“你们距离划右派只有一步之隔了，若想幸免，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看你们的对李斌这样猖狂的右派分子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敢不敢当面揭发、批判、斗争？”在另一个座谈会上他又对一些出身成份好的老师说：“现在正是你们向党表明心迹的时候了，对于像李斌这样反动，这样猖狂的极右分子，你们应该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其他教师，他也竭尽了高压、欺骗、呵哄与挑拨离间之能事。经过这番发动，大家都对我同仇敌忾，有的甚至挖空心思编造诬陷。我的一位叔叔李××揭发我“在父亲的坟上与他母亲抱头痛哭。大家知道李斌的父亲是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了的，这充分说明他对共产党怀有杀父的深仇大恨。”我的一位舅舅也诬陷我“动员他鸣放”，又对他说：“暴风雨就要来了，不要慌张，不要害怕，只要我们守口如瓶，就让他们奈何不了我们。”
大家的批判斗争，亲友的揭发控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我万口莫辨！于是，一顶早就为我准备好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便沉重地戴在了我的头上。
原来，所谓的“帮助党整风”，所谓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谓的“我们屏边不反右派”，这一切都是为了“引蛇出洞”而精心策划的“阳谋”！
在我之后，还有许多许多教师、机关干部被打成右派。这就是“我们屏边不反右派”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