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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3/6)

2017年10月02日 7:47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作者: 陈小雅

四、,把送上“神坛”

发生在文革时期的毛热,是毛亲自部署的党内斗争新战略催生的结果。[21]其借重资源,则是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凭藉两次“”斗争——形成的极左青年知识份子队伍;其战略确定,则始于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

首先,在1958年夏,是康生第一个提出了“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说法。1959年12月,他又说:“反对这个口号是不确切的。它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人是代表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1960年,又把毛泽东思想称为马列主义的“最高最后的标准”。[22]主政军委以后,也开始按照康生的口径,以大学毛著运动抵制军队“正规化”的呼声。在1962年中共党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吹捧毛的论调,还治刘少奇之身,宣示在政治上倒向毛的一边。1964年,他又在军内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了发挥毛思想精神原子弹的作用,继林彪在部队大学毛著的运动之后,贺龙把这个运动引进了体育界,从此,“学习毛泽东”的热潮进一步推向社会,推向全国。

文革开始后,在林彪“518”讲话,以及周恩来、陈伯达等一系列讲话的煽动下,全国刮起了对毛的个人崇拜之风:除毛泽东本人和“黑七类”[23]外,上自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佩戴毛像章,连外国友人也不能免俗。昔日以收藏、交换糖纸、剪纸、邮票、钱币为乐事的人们,此时以交换、收藏、赠送毛像章为乐事。其中,以叶群收藏的,由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主席”的近一万枚像章为最。各地还出现了以像章换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场。

据陈小文的《文革词典》介绍,这股“像章热”,在1967年春至1969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期间演为高潮。在这前后五年的时间里,各地各单位制作出的各类毛像章约达一万种。有材料显示:1966—1968年全国有两万多家工厂企业生产各种毛像章、语录章八十亿枚,耗用铝、铝合金、有机塑胶六千吨以上。……其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二十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胶、有机玻璃、陶瓷、萤光(夜光)等二十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两枚一套“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一亿枚。

在当时的风气下,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都要制作、赠送毛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的格局,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24]

同时,《毛主席语录》被称为“红宝书”,像基督徒必备的《圣经》一样,几乎人手一册。出门在外,人手必执“语录牌”;开口唱歌,必是“语录歌”和称颂毛的歌曲;作为男女老少咸宜的日常文体活动,人们到处跳起了“忠字舞”;毛的石膏塑像遍布各地,或供上神龛,或矗立街头,风餐露宿,据说连毛自己看了都觉辛酸……同样是模仿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有一段时间内,人们每日必须对毛像作“早请示、晚汇报”;受到批评的人,都必须向毛“请罪”;“向毛主席保证”变成了宣示信用的誓言;深情怀念毛的歌曲,代替了女青年的情歌……

在个人崇拜最狂热的时候,也是人们神经绷得最紧的时候,有的人往往因为错呼一句口号,无意中说错一句话,或者打碎一尊石膏像,扔掉带有毛头像的报纸,写错一个字,或被发现在污染字纸的地方(甚至背面)有毛的名字,就有可能遭到审查、批斗、逮捕、监禁,甚至“七斤半”落地……

毛泽东被千遍万遍地祝福“万寿无疆”过后,终于在1976年他行将满八十三岁的时候去世。全中国如丧考妣。在我所在的单位召开的追悼大会上,当台上的发言人说到要继承毛的遗志,做党的优秀女儿时,会场上先后有两名女士“嘣咚”倒地,被抬将出去……

从那时开始,我便怀疑:这种“热爱”和“痛苦”,究竟有多少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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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泽东崇拜”的五种类型

毋庸否认的是,在中国,毛泽东无论作为帝王,还是作为解放者,他一直是工农大众阶级的代表。其中原因,我在《中国“牛仔”》一书中已经谈到。同时,他也是部分中小知识份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崇拜的对象:

在毛泽东的身上,确实有着浓重的“克利斯马气质”。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他的诗词中。诗品专家章立凡发现,毛泽东喜用夸张笔法,大规模数量的“人口”,经常被他的笔尖随意点来,成为呼风唤雨、抒发豪情的油彩。[25]毛泽东的游戏,也颇不“俗气”,他喜欢玩弄政治,玩弄权术,玩弄人,玩弄人口;更喜欢直接面对人民大众,并有能力直接驾御这头“洪水猛兽”。他的“蔑视权威”的气概,很能迎合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好。从维护“小人物”的“权利”,到“鼓六亿人的劲”;从废除“师道尊严”、砸烂规章制度,到摧毁等级特权,包括学校停课和免除考试,都在一定社会阶层和年龄层中大受欢迎。

中国历史上凡是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没考取。[26]

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害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

毛泽东的这些充满“牛仔”气概的讲话,使当时代多少“60分万岁”的青年人心花怒放!毛泽东,简直是“自由之神”!不仅在中国,即使在烂熟的西方文明社会中,他也是青年心目中的“传奇式英雄”。其行为有的还为“后工业社会”理论——反智主义——提供了依据。……

他反感现代国家“官僚科层制”的烦琐程式,更反感它们日益脱离群众的倾向。在文革中,他点名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确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文化、卫生和商品供应状况。在把那各级干部整得五痨七伤之后,他的要求似乎也很浅显:

“我只要求你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27]

但在这同时,却把城市生活几乎变成一片“荒漠”。他在鼓励工农兵上大学,尝试把农民变成科学家和诗人的时候,却废除了几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大脑,使其不能实施“价值判断功能”,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实行“认识功能”。他在给乡村小学教师写信,给知识青年写信,批评以“法西斯式的方法审讯犯人”的同时,却以革命的名义掩蔽了更残酷的暴行,容忍着更大的社会不公。以至使文革成了超过土改、镇反、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的、最大的“人权欠债”运动。

因此,大体可以看出,与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代表“反现代化”思路一致,在文化上的“反智主义”一致,他基本上代表的是这样一部分人民群众:

1、在政治位势上,是处于社会底层;

2、在智识上,处于中、小知识份子程度;

3、在组织状态上,处于被整合程度较低的社群;

4、在年龄上,处于较轻阶段的广大基层社会群众。

这一部分人群的特点是:

1、他们是被封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而绝非“被统治”、“被团结”和“被专政”的阶级一分子;

2、他们或因对“主人公”地位,对“自由”、“平等”概念抱有浪漫的期待;

3、他们或因对“大工业”的现代社会缺乏心理准备;

4、他们或因制度原因和各种际遇与先天因素,处于被压抑状态;

5、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大救星”;是赠送“奇迹”的“圣诞老人”,是他们的宗教偶像……一句话,毛泽东是他们的“精神鸦片”!

6、在这种“精神鸦片”的作用下,他们习惯了“依赖”别人的思考,依赖“大锅饭”的保障,不在意精神是否自由,或者被别人洗脑。[28]

因此,细究文革中的“毛泽东崇拜”,当然存在各个方面的复杂原因,但简括而言,至少有五大种类:

其一,被迷惑、被欺骗。这其中有两类人:一类是芸芸众生,包括工农大众、军人、国家干部和普通党员乃至党的高级干部在内的大部分人,他们是国家意识形态工作部门产品——“品牌毛”的直接、定点和基本受众。他们之沦为被迷惑和被欺骗的原理,大体在于单纯、天真和愚昧,有的甚至是对于权势的恐惧的转换。另一类是与毛有亲自接触者,他们可称作被毛泽东“魅力”击倒的人。

心理学研究显示,一个人的所谓“魅力”,主要是由这个人的行为的“格式塔”造成的错觉。比如,一条圆弧和一条抛物线有什么不同?用理论的语言来说,就是它们“力的结构与样式”不同。来自圆形的弧线显得僵硬;来自抛物线的曲线显得柔和。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因为圆形具有不变的曲率,它的圆形轨迹上的所有点,离中心点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而抛物线的曲率是变化的。具有不同“格式塔”的人,就如同具有不同“曲率”的线条一样,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简洁完美的“格式塔”给人舒服的感受,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很透明,容易相处,容易赢得周围的信任感,但这类人也很可能因为缺乏丰富性和刺激力,令人感到乏味。而具有复杂曲率的“格式塔”的人,令人不安、紧张和不愉快;但也会因富有刺激性和挑战性,诱发人的进取心、探索欲和追求的内在张力。其中蕴含的自然状态、丰富的情感与强大的生命冲击力,即世人所称“魅力”。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的人格,是藏在闪烁的目标,曲折的战略,圆滑的托词,跳宕的语言,奇诡的想像背后的。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干什么,是因为他不按常理出牌,且喜怒哀乐无常,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便使很多人,在初次接触后,便被其迷惑或征服。

其二,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毛偶像的利用。这种利用,不一定是出于真心热爱和崇拜,而是理性地知道,它是当时最有效、最权威、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在自身面临危险时,它是一种“护身符”;在派性的斗争中,它是战略上的“制高点”……在各种利害关系驱动下,对偶像的忠心表白,或表白的攀比——如最后将毛像章别在自己的皮肉上,均带有“六经注我”的性质。

其三,集体无意识。在研究公众的毛崇拜现象中的“非理性”成分时,与一位心理学家的讨论颇具启发意义。她的话,可以解释我们周遭的许多同类而不同质的社会现象:

在民主社会,人们的感觉也同样被媒体和好莱坞所操控。当你看到越是难看的女人,就越是爱显露自己的肉体时;你不应嘲笑她们没有头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什么制度下,人们的意识、感觉都是后天从社会上学得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受潜意识和无意识操控的。

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下面的现象: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百万红卫兵时,年轻人狂热的景象。网上有一段录像,是美国歌星麦当娜在演唱时突然“性奋”,一把撕下自己的乳罩,对着她的歌迷们摇啊摇。那些男性歌迷们也激动地一把扯下自已的短裤,对着麦当娜摇啊摇!这二个景象是专制式“集体性高潮”(受集体无意识操控)与民主式“集体性高潮”的经典代表。

她认为,崔建的歌曲,最好地表达了大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一块红布》,形象地描述了我们的感觉是如何被人操控的。人类的制度可以转变,文明可以进步,但人类的“集体性高潮”的表达方式虽然改变,但却不能被消灭。这是因为“集体无意识”的被操控方式和表达方式可以不断地变化。

作为一种思考练习,我认为,这大概与青春期的性压抑和性苦闷的变态反映有关,举凡中世纪的火烧“女巫”,纳粹的“排犹风潮”,以及文革中的集体暴行,均属此类。在物理学中,大概还可以用“场”和“共振”的原理来解释。

其四,确有极少数(一般是自命不凡者)真诚地崇拜过(或崇拜着)毛泽东,但不是“品牌毛”,而是那个有着毛的活生生灵魂的“牛仔”。他们崇拜毛的“狂气”——是那种蔑视自然、藐视上帝、君临天下,动辄以大地为棋盘,以“一万年”为视野,自视有资格“为民立极”的狂气;他们崇拜毛的“傲气”——是那种三千年文明一言以蔽之,敢以数亿人的生命为赌博筹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旦被披了逆鳞,就要“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的傲气;他们还崇拜毛的“痞气”——是那种“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上去滚一滚”,在游泳池光着身子敢接见世界超级大国元首,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流氓气……总之,他们为毛的野心、气概、思维方式、帝王权术所倾倒,为芸芸众生向他的“折腰”所倾倒,为他的不惧神灵、不信来世、不怕被后人挖坟掘墓、暴骨扬灰的、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所倾倒。但却对毛的“政绩”,忽略不计!

——这后一种人,是真正的毛泽东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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