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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4/6)

2017年10月03日 8:35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作者: 陈小雅

下篇 当代“热”透视

在当代“毛泽东热”发生之前,中国曾经历过一个“非毛化”过程。而所谓的“非毛化”,其实就是毛泽东“去神化”和“去品牌化”的过程。

一、的“非毛化”时代

毛泽东的“去神化”过程,是从1971年林彪事件——毛皇帝新衣的裁缝的逃跑——开始的。经此一役,毛泽东九死一生,已经神光蜕尽。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毛泽东“去品牌化”的开始。经此一役,他身上的那件经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多年制作和维护的“紧身衣”脱落。在皮肉乍现之际,毛的灵魂已先于肉体飞升而去。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和次年1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以及同时在社会上发生的“墙”、民刊运动,开始了在中共党内及全国肃清毛的影响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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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该时代“捣毁圣像运动”的象征性行为,诗人黄翔一行在1978年10月11日,在北京王府井《人民日报》社门前刷下了一百多页的大字报,在朗诵了自己创作的《火神交响诗》后,领呼了“现代皇权应不应该打倒”“应该!”“精神长城应不应该撤除?”“应该!”的口号。自知“闯下大祸”以后,四条汉子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来到广场,朝着毛像撒了泡尿。11月24日中午,他们又在毛泽东纪念堂前刷下两条大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29]

通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无可逆转的推进,“品牌毛”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败北,而且几乎被事实所摧垮。当时,杭州的一家大学生刊物上的一句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风潮状况:“偶像纷落中,纷落也成了偶像”……

1981年,中提升至厅局级的韶山特区被撤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乡;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同居地清水塘——原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挂起了“长沙市博物馆”的招牌;[30]各地红彤彤的标语牌,被五花八门的广告所取代。

1982年,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被改为“革命领袖纪念堂”,除毛泽东遗体和展室外,那里增设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生平展室。到1988年毛泽东95岁诞辰之际,这里第一次举行了一个著名书画家展览。到场参观的只有华国锋、汪东兴和几名不在位老人,及毛身边工作人员。在毛的亲属中,李敏全家没有前往,李讷全家与瞻仰的观众一同进入[31]……这些活动及有关宣传,不是被官方有意控制在谨慎低调的水平上,而是真正引不起多少人的兴趣。

1989年5月23日中午,湖南浏阳三名青年[32]用颜料涂污了天安门上的毛像,并在天安门洞内贴出大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

到此为止,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毛的思想和理论建构社会的地盘,仅剩下一个只有三万二千人口的南街村。[33]人们清楚地感觉到,“神化毛”已悄悄退出公众的社会生活。“品牌毛”的利用价值,已经所剩无几。

但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品牌毛”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得到了部分修复:

其一,权力到手的无心恋战。1979年的邓小平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其一是党内集中在华国锋、汪东兴旗下的“毛派余党+非邓同盟”的压力;其二,是来自社会上民主运动的压力。前者的压力不仅表现在当时由周恩来旧部熊复掌管的《红旗》杂志拒不参与“真理标准”讨论,还表现在邓积极促成的“理论务虚会”期间发生的一桩“恶攻”案。[34]后者集中表现为魏京生公开写出《第五个现代化》和《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文章尖锐批判了毛的独裁统治,并向邓敲响了警钟。为此,邓采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议,一方面赎买了党内“非邓同盟”,另一方面“杀鸡儆猴”,镇压了民主墙和全国的民刊运动。对此,1981年10月,邓小平在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中曾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明:

意见不同的,主要是关于毛的功过,毛泽东思想如何估价,很重要。警卫师说了一下(读了意大利人谈话[35]),干部战士都同意。部队各组接受估价。决议如军队不赞成,是个问题。如估价不当,老工人、贫下中农通不过,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旗子丢不得,如丢了,实际否定党的历史。我党还是一个光辉的历史。解放后工作中犯了很大错误、文革,……讨论中反复强调写毛的个人品质,值得慎重考虑。绝对不能把毛本人写过头了。写过了,也就是为党和国家抹黑。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要坚持。去年所说西单墙,有一些人写大字报,只在提出四个坚持后,得到多数干部群众拥护,才把局势稳定。如决议搞得不妥,对稳定不利。

讨论中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大跃进、文革不但比斯大林严重,而且比任何剥削国家严重。如这样说,就会说不如勃列日涅夫、不如蒋介石。这个问题很大。对毛评价,不是个人问题,与党和国家分不开。要看到全局。……要引起我们考虑。已经讲过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外国朋友说要“非常恰当”。……

为了自圆其说,邓给毛思想作出了新的注解:毛思想不是属于毛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党的集体的,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思想。这就一方面修补了已经脱落的“品牌毛”形象,赢得了“非邓同盟”的谅解,另一方面也把毛思想的解释权从“毛派余党”手中拿了过来。这就是后人所说,邓与这个党,与“品牌毛”有共同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实依据。但从这些内容看来,邓对毛品牌的去留考虑,主要不是出于对于这个品牌的倾心,而是担心自己的权力不稳,统治基础不牢,以及对其在有生之年实现改革事业的干扰。因而,更多的是出于对于现实政治的利害权衡,所作出的策略性考虑。

对于这种状况,当年曾因此被推入监狱,坐牢十八年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有过一个评价:

亚衣:在文章中您对毛泽东独裁统治的批评非常直接和尖锐,提出“民主运动的目的”就是在否定毛泽东独裁专制的前提下推行社会变革,这就远远超过了文革后官方的“拨乱反正”对毛泽东羞羞答答的否定。我想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是否缺少一个类似前苏联非斯大林时期的“非毛时期”?

魏京生:实际上中国也有这样一个时期,只是与苏联不一样。邓小平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不砍倒毛泽东的旗帜,另一方面基本上放弃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和国家管理方面的路线。他之所以不放弃毛泽东旗帜的原因,是为了继续维持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对人民的政治压迫。邓小平很精明,两面手法作得很好,中国也有“非毛时代”,这就是邓小平时代。[36]

其二,由于上述原因,加之国内研究机构、媒体的被垄断,思想文化界将“品牌毛”还原为“真人毛”的基础工作进展缓慢。在此期间,虽然有许多出版物已经按捺不住内在的冲动,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其中包括毛思想的研究著作、官方毛传和年谱、毛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但这种愿望受到了来自审稿制度的明显压抑,我们——企图寻找真相的人们——只能从字里行间去发掘其破绽。而大部分“看热闹”的人群,只能加深对“品牌毛”的印象。

这些,就是当代“毛泽东热”得以发生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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