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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铮硬汉吴祖光

2017年11月15日 9:07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博客 作者: 邢小群

新凤霞与吴祖光1956年摄于马家庙家中

萧乾曾讲过,如果他和吴祖光在街上同时遇到纠纷之事,吴祖光肯定会上前抱打不平,而他自己会赶快溜掉……

乾坤并不总是朗朗,人际并不总是祥和,是非并不总是分明,每个人当然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行为方式的理由。像吴祖光那样,身上总保持那么一股浩然正气,眼里总揉不得沙子的,中国文人之中有几个?中国人中又有几个?

上大学的时候,吴祖光的文章是反面教材,那是判他为右派的言论依据。当时想,他的胆子可真大啊!言别人所不敢言,讲大家心照不宣的理。80年代,他的言论,仍是掷地有声。如今,吴祖光的腰杆还是那么硬。毕竟刚直、磊落了一辈子,人格这东西为什么不让它永远地通透起来?

见面后,才知道吴祖光是待人很随和的老头,80岁的老人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白发红衫,格外精神。他侃侃而谈,又提到几桩新的故事。

胜诉之后

人们都知道,几年前,两名年轻女孩在国贸中心所属的超级市场被非法搜身,新闻媒体将此事爆光后,为此吴老写了一篇杂文。国贸先向女孩道歉赔款,求得女孩撤诉,接着竟然起诉吴老侵犯名誉权,打了三年官司,直到去年才见分晓。我问吴老,国贸那场官司,现在对您还有什么影响吗?

吴祖光说:没什么影响。只能是把我的名声越搞越大。其实是国贸方面的律师想出风头,官司还没打呢,他就在发了消息。我被人告了,并不知道。是香港一个记者告诉我有人起诉我了。在我不知道以前,全世界都知道了。官司结束后,《北京日报》登消息说,吴祖光要索赔200万。其实我并没有真要钱。虽然官司打了三年,耗费了我不少时间、精力,但那也是说着玩的,出出气而已。我这个人最爱国。我想,给200万也是国家的,也不是律师自己给。我决不会让国家在我身上花一个钱。但是这事,国贸丢脸丢大了,国贸丢脸就是给国家丢人,他们不爱国,我可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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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吴祖光的爱国,那是一种家传。吴祖光的父亲出身江苏常州的书香世家,二十几岁就来到了北京。北伐后做过北京政督办公署的坐办,相当于北京市副市长。他本人还是诗、书、画、篆刻的名家,曾被邀参与故宫博物院的接管工作。出于对文物的热爱,后辞去北京市政工作,留下来筹办故宫博物院。其父平生两大爱好,一是广阔交友;一是收买、文物。抗战时期举家迁徒向后方逃难,这些文物、字画曾随他们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南京,从南京到重庆、到江安,又回到南京,再到上海。建国后,吴祖光把父母接到北京的头一件事,就是说服父亲,把数十年保存下的珍贵字画文物无偿献给国家。父亲同意了。因为“几十年来父亲。辛辛苦苦、不惜负债累累、竭尽心力收买保存下来的这批文物,其目的原不是为了居奇致富,而完全出于对祖国文物的爱好和珍惜。”那次他们一次就捐献了字画、文物二百四十一件。《人民政协报》1985年一篇题为《二十万件文物回归记》的文章发表了建国后重要文物捐献者三十人的名单,其中头一个名字就是吴祖光的父亲吴景洲。文章说,这些人捐献的都是一级文物。

我又问起,张扬写的《王蒙痛斥吴祖光》,提到政协会议上王蒙的发言,是那么回事吗?

吴老说:我的耳朵不好,我知道他在批评我。他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清楚。当时是小组会,在场有四个记者,一听王蒙的发言,就都记下了,休息时,在一块对笔记,笔记被张扬看见了,张扬就写了那篇文章。当时我没有和王蒙发生冲突。

我看过张扬的文章。文章引了王蒙在政协分组会上针对吴祖光的发言:没有证据的事不要乱说,不要把司法问题政治化,不要把司法问题公共关系化,不要把法律问题社会新闻化,不要把法律问题国际化,云云。张扬对他的反驳是:“司法”本身便是政治的一部分,根本不须“化”。所谓法律问题新闻化,更是无知的说法。《人民法院法庭试行规则》说:“公开审判的案件,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可以记录、录音、录像和传播。”目的是鼓励舆论监督。所谓“司法问题公共关系化”、“社会化”、“国际化”无非是说对此事大造舆论。而事实是原告方律师通过中新社抢先“国际化”的。

我问吴老,耗了三年的官司,用什么办法结束的呢?

吴老说,是法院驳回国贸的起诉。这样一来,朝阳区法院也丢了人。案子受理了三年,自己又驳回了。我又写文章批评了朝阳区法院。建国后,还没有一个公民写文章批评过法院。我又出了一次风头。这个风头我愿意出。后来那个院长托人带话给我,说请告诉吴祖光,“别再写文章骂我了,因为现在骂我的人太多了,骂我最厉害的是我母亲。”我说,这个法院院长居然有个懂法的母亲。

风波

吴老还告诉我另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他和夫人新凤霞应邀合办了一个书画展览,准备在北京展出,竟然被破坏了四次。

“第一次是燕莎商城邀请的,地点就在燕莎商城。为了我们的展览,我发出了200多份请柬。本来是上午9点开幕,可早晨7点钟有两人来到我家,一是燕莎商城的总经理助理,一是画廊经理。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他们吞吞吐吐不敢说。我问说到底有什么事?他们说,今天这会不能开了。我大吃一惊。怎么可能?我请柬都发了,客人都来了,怎么办?他们说没办法。我说那让他们看一眼就走吧?他们说,看不成了,展品撤了。我说,昨天搞到晚上12点,才布置完,你们什么时候摘的?他们说,半夜里摘的。我说我得去。客人都到了怎么办?到了燕莎一看,人都来了。包括香港导演李翰祥、法国大使,很多人都去了,都不走。连高占祥都来了。燕莎人说,我们这儿六楼有个能坐两百多人的大客厅,就让客人们去客厅入座休息休息吧。大家都不走,僵持了两个多小时。总经理不得已溜号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北京市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的。那天他们的会从下午2点开会到深夜12点之后,最后陈希同下令撤画。其实,不展就不展吧,我们又不是大画家,大书法家,我们都是写写画画玩玩的。

“事情发生后,中国美术馆的书记很生气,立刻对我说,他们不展,我们来展!日子定好后,到了中午,那边来电话说,展厅已经定出去了,书记不知道。我知道又是说谎。但他们又介绍我们去国际展览中心。我去了之后,那边也很热情。但隔了不到半天,又来打招呼说,对不起,也说是展厅已定出去了。我连地方都看好了,什么都说好了,这不又是睁眼说瞎话吗?

“第三次是半年之后,一位女园长邀我去展览,还请我吃饭。很隆重,在办国宴的地方,中山公园各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约我到中山公园的唐花坞去展览。那地方很有名,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都在那儿展过,我受宠若惊,就认真准备起来。以为半年过去了,没事了。我的朋友帮忙设计,印了很漂亮很讲究的请柬,道林纸,两面是画,中间是字。时间很从容,全都办妥了。又来一电话:吴老,真对不起,我们的花坞要装修。我问干什么用?他们说有个日本的展览会要在这里办。日本办展览就装修,我办展览就可以不装修。我生气了:‘又是骗人!’我在电话里嚷起来,那女园长反而在那儿笑。晚上我再往她家打电话时,她说白天我正开会,不能说什么……不问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又是陈希同破坏的。”

吴老说,我和新凤霞合作的诗、书、画展从八十年代至今已在美国、台湾、东京、新加坡开过四次。唯独在我们的北京展出屡遭北京市主要领导人破坏,四易场地,开得如此艰难。

我知道,吴老和夫人感情很好,但他们几十年的婚姻受了很多磨难。吴祖光1951年与新凤霞结婚。1957年,在各种各样的动员下,给党提了一些属于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如:“在战场上,服从分配完全必要。在工农战线上我不熟悉,但在文艺工作上,强调组织分配就对不上头了。许多工作的失败经验都与此有关。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又如,“曲艺在解放前,是一枝自生自灭了好几百年的花,而现在后继无人了。艺人想自己带徒弟也受到排挤。是谁在做这种不合艺术规律的工作呢?恐怕是组织、领导。”再如,“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这些同志若想出卖党,在解放前是轻而易举的;出卖了党还可能做官,而且无人知晓。他们过去不出卖党,在解放以后又如何会反革命?在旧社会受冤枉,被冤枉,死了,千千万万人同情他。今天不然。人民政府代表人民,如被冤为反革命,则人民会说他是反革命。他会死不瞑目了,如不予昭雪,那真是很残忍的事。”就是这些意见,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劳改。当时的上级领导、一个文化部副部长让新凤霞与吴祖光离婚。新凤霞表示:王宝钏等薛平贵十八年,我等吴祖光二十八年。于是,也当了“右派”,跟着遭了殃。文革十年,新凤霞挖了七年的防空洞。其间已经得了严重的脑血管病,血压高达二百度。医生开病休假条,当时的领导却不准她休息,导致1975年10月突然晕倒,送医院被误诊,把“脑血管不全栓塞”当做脑溢血,做了相反的治疗,从此得了半身不遂。身为评剧表演艺术家的新凤霞,从此再不能登台演出。但却以顽强的毅力,转向美术和文学创作,和丈夫并肩比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就是这些得到国内外朋友好评的书画,却因陈希同的阻挠,不能与首都的观众见面,吴老能不气愤吗?

吴祖光退党

我问吴老:“那次胡乔木跑到您家里,要求您退党,他怎么说的呢?”

吴老说:“他宣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宣读的时候,手发抖,声音也发抖。”

我问:“来了很多人?”

“就他一个人。他不让随从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包,从包里拿文件的时候手在抖,他非常紧张。因为是劝我退党,我要是不接受,就得宣布开除。我考虑了一会,说:‘我接受。’他马上就松弛了。我说,但是我要声明,你的六条理由,前三条不符合实际;后三条是从我的文章中摘出来的。我的文章有我的文章的道理,你只摘三句话,不全面。但是我接受了。为什么?因为我幼承家教。父亲从小就教育我:要尊重年长者。你年级比我大,身体不好。你是长者,亲自到我家教育我,我接受。至于你文件中的六条全不能成立,我可以一条条说给你。他说,‘不行,我还有事。’说完就走了。”

我问,“那六条是什么呢?”

吴老说,依我的记忆大意是:1、吴祖光现已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应劝他退党。2、吴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反对党的领导。3、吴在1980年入党以后,曾对人表示:入党使他“啼笑皆非”。4、吴对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认为是给中国共产党丢了脸。5、吴曾发表一篇关于应当取消审查制度的文章。说:谁有权势就能判定一部戏剧或电影的优劣、生死是荒唐可笑的。6、吴在一篇文章中说:戏剧审查制度是当年国民党政权濒临灭亡、垂死挣扎的表现。而我们今日的戏剧审查继承了这个腐朽政权的可耻传统。7、吴如不接受劝退,则将开除出党。

吴老说,第2条是指57年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的事。随着右派问题的改正,已不存在。第3条,乔木解释说是据香港刊物的报导。这可以成为劝人家退党的凭据吗?真好笑。

关于对“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批评,是这样的:1981年4月28日周扬召集并主持的了一个“老作家座谈会”,会上,吴祖光作了感情真挚的发言,替当时受批判的电影《苦恋》鸣不平。他针对《解放军报》文章批判《苦恋》说,十年浩劫使人痛苦的事情很多,其中很大的痛苦之一就是要听、要看、要学习所谓大批判的文章;这种文章强词夺理,颠倒黑白,但却虚张声势,盛气凌人。四人帮粉碎之后,一场恶梦过去,大家欢欣鼓舞,祖国大地重见光明;没想到又出现这样的文章,又听到这样吼叫的声音;实在出乎意外,感觉十分惊奇,更叫人伤心、难过。

吴说,文化革命后,我得到一门知识,就是全国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有它不能公开说明的政治目的的。这一次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显然也有它的政治目的。

话又扯到吴老和曹禺的关系。我问:“听说,曹禺病了,您去看他,他说您太不听话了,您说他太听话了。”

“我说过。我说你太听话了,他就大笑起来。我曾经和曹禺大发过一回脾气,是为了剧协的党组书记。剧协被他搞得一塌糊涂。我说曹禺,现在是你该说话的时候了,你是主席,只有你能发言。他说不行。我说我从此不理你了。我就走了。后来他托人带话给我,说我怎么能和吴祖光绝交呢?后来他病了,再三托人让我去看他,我就去了。追悼会,李玉茹说我年纪大了别去了。我就去了他家。”

吴老人缘好,没架子。去吴老家,总会碰见一批又一批客人。第一次碰上广东电视台的去录像。我问吴老,您一周里,哪天稍微空闲一些?他说,没有清静的时候。经常是这样。不过今天尤其人多。今天是广东电视台的。他们搞新的电影史介绍。中国电影史有个大错。香港四十年代拍过一部戏叫《国魂》,是根据我的话剧《正气歌》改编的。但在电影史上,说这出戏是讨国民党的好。连外国人都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替我不平。他们要从电影史角度批判这个观点。

第二次,我去拜访吴老,约好尽量早去,去时吴老还没吃早饭。他说抱歉,边吃边谈。我看小阿姨给他端来一盘炸糯米糕,心里很惊讶,他这般年龄吃这东西好消化吗?后来从他的一篇文章中得知:他很爱吃甜食,尤其是爱吃又粘又甜的东西,也就是糯米做的甜食。17岁时,因贪吃母亲做的十五个大汤圆,落下胃病,也得了个绰号:“糯米少年”。像夏公、郁风、苗子、小丁都这么叫他,叫了几十年,从少年叫到老年。

吴老是1917年生人。今年正好是他的80华诞。我在他家的客厅里看到一个硕大的蛋糕盒,显然寿辰的喜气还没有散去。我说,很多朋友让我表达对您的敬意。祝您长寿。这是由衷之言。人们对吴老的敬意,不仅是因为钦佩他戏剧创作的成就,更是敬重他疾恶如仇、光明磊落的人格。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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