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北溟鱼 作者: 北溟鱼

宋·赵构书、马和之绘《鹿鸣之什图卷》（局部）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绍兴二十四年（一一五四年）的深秋，杭州城落叶萧萧的时节，朝廷终于编纂完成了一百卷《徽宗御集》。在盛大繁复的典礼之前，作为徽宗的第九个儿子，作为当朝皇帝，高宗赵构还需要为这本文集写一篇序。但是对于赵构，写这篇序是如此困难。在这篇序里，他将以“臣”的身份谨奉先帝，也将以儿子的身份追忆父亲。但这两方面，他都很难下笔。

这一年，距离汴京城破，北宋灭亡，宋室南迁的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过去了将近三十年，赵构已五十四岁，而他的父亲徽宗，甚至没有活到他的年纪，就已在绍兴五年，在金人的五国城，不明不白地死了。作为继任的皇帝，这是他最深刻的耻辱。

作为儿子，他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徽宗对于他的儿子们，有一种坦率的偏心——喜欢的老婆生的儿子，便格外喜欢；不喜欢的老婆所生的，就特别冷淡。徽宗喜爱贵妃王氏，也宠爱王氏的儿子郓王赵楷，允许他自由出入宫禁，不论晨昏。赵楷开玩笑一般化名去参加科考，还考中了头一名。明明是坏规矩的事情，徽宗也当成一种骄傲。反过来，继承了徽宗皇位的钦宗皇帝，作为徽宗嫡长子，却备受冷遇。以至于钦宗没有继位时，在闲暇时间只敢对着鱼缸发呆，以防生出事端——让徽宗找到废掉他的借口。当了皇帝之后，更是尽数调换徽宗宫殿的宦官，把成为太上皇的徽宗软禁起来，甚至在徽宗的生日宴，钦宗连徽宗倒的酒都因为担心有毒而不敢喝。

至于高宗赵构，他的母亲韦氏本是普通宫女，因为与徽宗宠妃的关系好而得到生下赵构的机会。既没有嫡子的身份，也没有受宠的母亲，赵构似乎从来没有进入过父亲的视线。但如同每一个以模仿、超越父亲为目标的少年，赵构依然努力赢取父亲的目光。史载他少年时便“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能挽一石五斗重的弓。甚至在金人南下，徽宗仓皇传位给钦宗的靖康元年，金人向宋朝索要新的皇子，更换和谈人质（此时肃王已在金营中），除肃王外徽宗的三十七个儿子人人自危，不敢出声，只有赵构站出来，自请作为人质，替换自己的兄长。

尽管如此，赵构与这位多才多艺又别出心裁的父亲并没有更多亲密的交流，以至于在这篇序言里，他只能举出一个“公事公办”的例子，作为父亲对自己恩育的例证。他写道：“追惟曩昔，军前使回迎銮舆于应天，蒙亲解玉带以赐”——在一次典礼上，高兴的徽宗解下自己所佩的玉带赐给了赵构。即使是这样一个毫无家庭生活气息的例子，却也被赵构硬着头皮写在《徽宗文集》的序篇里，牵强地“缅怀恩育”。

《徽宗御集》今天已经散轶，甚至高宗的这篇序也已经残缺。然而这篇残序墨迹能保留到今天，泰半是因为这篇字，赵构实在写得太好，好到被后代的书法家袁桷收藏，被胡珵、文徵明拿出来鉴赏题跋，这样才流传有序地保留了下来。

在南宋的皇帝里，赵构于书法一道最有心得，南宋画院的绘画作品中，常有高宗题字。高宗亲自撰写经典，往往留空左边，令南宋名画家马和之补图，这种以图配文的画卷甚至成为南宋画院的一种作品格式。高宗还曾自撰《思陵翰墨志》讨论他于书法研习与收藏的心得。

徽宗也是有名的书法家，甚至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瘦金体。一门父子，常让人期待书风的一脉相承。但是比起父亲徽宗大开大合笔不藏锋的瘦金体，赵构的字重新返回六朝，回向“二王”，与徽宗大不相同。但高宗与徽宗的书学所宗，并没有他们看起来的那样南辕北撤，哪怕并不得父亲的重视与喜爱，赵构也依然有意无意地在模仿徽宗在书法一道上的脚步。徽宗早年最爱黄庭坚，就连瘦金体也是在黄字英气逼人的长线条基础上的一种发挥。继承了父亲徽宗对黄庭坚的喜爱，高宗的书法最初也是从黄庭坚起步。

哪怕并无刻意模仿，赵构的人生轨迹已经与父亲过分相似。徽宗是中国古代最有艺术天分与成就的皇帝，书法、绘画、收藏、茶事、造园，他都有研究。甚至后人讲：“宋徽宗事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但他本来就不是被当作皇帝去培养的。徽宗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子，非嫡非长，又有一个被认定了要当皇帝的哥哥哲宗，所以赵佶所受到的教育、对自我的期许，都不过是一个有品位的贵族。同样，这也是早年赵构对自我的期许。赵构曾经自述说自己“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但如同是对自己命运的一种隐喻，高宗在书法上的喜好与变化也带着一种时势造就的不得已。高宗登基之初，建炎四年，金人所封伪齐帝刘豫专门向南宋派遣善于模仿黄庭坚笔迹的间谍，高宗近臣郑亿年将此事报告南宋朝廷，于是高宗不得已，又转学米芾。

后代的历史在提到高宗时，一定会讲到他如何任用奸臣秦桧，哪怕手中有“中兴四将”，依然龟缩于临安，偏安一隅；说高宗是个昏聩无能、纵情享乐的皇帝；也会提到哪怕徽宗、钦宗被金人囚困在五国城，但高宗从来没能发兵一救——说他是个置父兄于不顾的狼心狗肺的儿子。

但在这些说明高宗人品心性低劣的例证之外，各种正史野史中出现更多的，是高宗的哭泣。一个皇帝，见到祖宗陵墓里的宝贝要哭一场；见到父亲的空棺材也要哭一场。都说皇帝是上天选定的天子，高宗这个天子，却仿佛有无尽的委屈：

靖康年的冬天，金人围困汴京，当时高宗带兵在外，钦宗遣使持蜡诏拜高宗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当使者从发髻中拿出藏着的诏书呈给高宗时，高宗读着读着竟呜咽起来；

靖康二年，高宗在济州欲进军汴京，听说徽宗、钦宗已被金人囚禁在军中，闻之恸哭；甚至在建炎元年，高宗在应天正式登坛受命，继任天子之后，也要恸哭。在同一年，有阁门宣赞舍人曹勋自燕山来，带给高宗半臂徽宗亲笔的绢书，上面写着“便可即真，来援父母”——承认他的帝位，向他求救。但是，高宗终于没有能够在徽宗的有生之年救还父亲。

绍兴五年，徽宗在五国城去世，绍兴十二年，宋金和议，高宗特别要求要将徽宗的遗骨送回南宋安葬，但金人送来的，只有一具空棺材。宋人张端义《贵耳集》中曾经记载，嵩山北宋陵寝，自从靖康之乱，全部被盗掘破坏，绍兴年间，榷场买卖兴盛，有人献给高宗一只水晶碗，高宗拿在手里，痛哭流涕，说这是北宋诸帝陵中的陪葬。元人陶宗仪《说郛》也有记载，一个叫康与之的人在高宗身边，以诗章应制，常陪伴高宗鉴赏文物。南宋的睿思殿中收藏有徽宗亲笔画的团扇，高宗时时拿起来把玩，总是对着团扇暗自垂泪。

屈辱又不得不忍耐，懦弱，却还有是非和羞耻之心。宋高宗对祖宗的责任感以及对父亲的孺慕与愧疚，最后都化成了搜求秘府遗落珍宝的全心全力——似乎他了解，父亲的最爱，只有他的收藏。靖康之乱，金人劫掠皇城。秘府所有的图集，书画宝器流散出宫，一些被金人迁往北方，一部分流入民间，被割去玺印，掩藏秘府旧藏的事实。对于有着高雅艺术品味的徽宗来说，似乎这才是亡国最叫他痛心的部分。《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徽宗被金人俘虏，金人征求钱币丝绸甚至乘舆嫔妃，都不能叫他脸色一变，只有听说金人索求三馆书画图籍时，才喟然叹息。似乎高宗也了解，他的父亲将无法逃脱在政治上背负着的最深重的耻辱，但当后人看见他的书画图籍收藏时，也一定能明白他敏锐而卓绝的才华。

徽宗曾经自称“万机之暇，别无他好，惟好书画”，所以徽宗一朝秘府的收藏，百倍于先朝。当时秘府收藏的名人画迹，上自曹不兴，下自黄居寀，总共一千五百件珍品，被汇集为一百秩，十四门，编辑而成《宣和睿览集》。“前世图籍，未有如是之盛者。”除此之外，徽宗还敕令编纂二十卷《宣和书谱》、二十卷《宣和画谱》，序列宣和时期内府收藏的名家墨迹与画作。

徽宗继承的，是北宋九代皇帝丰富的内府收藏与稳定的收藏途径。但高宗面对的是一片废墟。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金人攻陷汴京（开封），内府收藏被洗劫一空，不仅书画图籍，甚至宫廷的法驾、卤簿等仪仗礼器也被洗劫一空，其中包括宋代历朝皇帝的御容。

所以，为了继承父亲对书画的识见与喜爱，高宗赵构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哪怕是在仓皇逃难的路上，他也没有忘记要寻回父亲精心收藏的珍宝。

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高宗赵构在应天即位，之后的十五年，南宋朝廷为躲避金人追击，辗转各地，甚至曾经漂泊海上数月，直到绍兴十二年（一一四二年），才在临安正式定都。转过年去的绍兴十三年七月九日，高宗立刻诏求靖康之乱后秘府散落的珍贵图书画帖。他的诏书中说：宣和年间“卷帙遂充于三馆，藏书之盛，视古为多。艰难以来，散失无在”。虽然在战乱中，高宗依然不忘广泛地求取典籍，但虽然多次下令，却也不能够重新寻回宣和年间十分之四五的珍藏。

定都临安的同时，绍兴十二年（一一四二年）十一月，宋金和议成功，和约内容完全称得上是“丧权辱国”：宋向金称臣，向金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从这个条约签定日起，光山成为南宋的边陲，从光山以北皆沦为金国所有。但合约中还有一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保留了高宗收回祖宗收藏的可能——设立榷场。宋金和约生效后，南宋在盱眙军置榷场官监，与北商博易。之后，又陆续在凤翔、唐州、颍州、蔡州、密州、泰州等地开设榷场。

从此，榷场成为南宋朝廷，寻访、甄别和收购被金人劫掠至北方的北宋内府收藏的重要基地。从榷场中，高宗买到了父亲徽宗的手迹。《贵耳集》中说，徽宗被囚禁在五国城，凡有凶吉丧祭，金人都有礼节性赏赐。每有赏赐，徽宗都要写谢表，于是金人把徽宗的谢表集成一秩，专门在榷场中买卖，不仅高宗买得，士大夫家中也都有收藏。

绍兴十五年到十七年，高宗特别派遣对书画鉴赏有专研的古董商人毕良史监榷场，鉴定回购内府藏品。收归朝廷后，再由专人分类定验，之后一律拆去题跋，裁去原先装裱的青阑道，依绍兴格式装裱。后人对此种做法颇有微词，周密就在《齐东野语》中说，前辈品题，尽皆拆去，所以书画的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都邈不可求。但这其中又有时事造就的不得已。董其昌就曾在《洛神赋图》一跋中为这种行为进行辩解：因为藏品流传中遭受兵祸又曾流落北方，收归内府时便格外恐怕有不庄重、犯了避讳的内容，故而皆拆去题跋重新装裱。

宣和内府的一些重要藏品，陆续经由榷场回归南宋。《韭花帖》底端有高宗“绍兴”印，卷后拖尾元代张晏的跋，讲述了《韭花帖》在宣和与绍兴年间的流散回归：《宣和书谱》中载有杨凝式书《韭花帖》，靖康宫破，《韭花帖》不知去向，后来在商旅来往的集市上又再次出现，于是高宗差人以厚价购得。另外，颜真卿《祭侄文稿》、怀素《自叙帖》、米芾《多景楼帖》、《淳化阁帖》、开皇本《兰亭序》等等，都在此时回到南宋内府。甚至于南宋派遣至北方的间谍也承担着搜求内府书画的秘密任务，岳珂在《宝真斋法书》中提到一些书帖的回归，是“遣谍自北归得此帖”。

另一方面，不论在南在北的宋代官员，都以向高宗进献北宋内府流失的书画为表达自己忠诚的方式。《宋史》记载，绍兴十三年宋金和议，金朝放还宋代官员朱弁，朱弁带来了金人虏获的一部分徽宗的书画，以及宋朝历代皇帝的御容。高宗专门举行仪式，奉迎这些原先收藏在北宋皇宫钦先殿、孝思殿的祖宗御容。周密在《绍兴御府书画式》中提到，在高宗寻访北宋收藏的热情倡导下，许多稍有家藏随之渡江的高族大姓，都主动向内府进献家藏。

在这样一场全民动员的“求珍”运动里，高宗的内府渐渐恢复宣和时代的繁盛。《南宋馆阁录》记载，在宋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年），在秘阁藏品里，就已经收集了历代御容四百六十七轴。庆元五年（一一九九年）的《宋中兴馆阁储藏》中，就已经收录有徽宗的御书十四轴，一册。其中就有今天依然可以看见的《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等。

当我们今天看到它们的时候，便常常看见徽宗与高宗父子两人御书与印鉴隔着颠沛流离与远久时间的相互映照。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人《人物图》页，左上有徽宗“政和”半印，左下徽宗“宣和”与高宗“绍兴”连珠印左右相邻。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张翰帖》卷后有徽宗瘦金书跋文，帖心下方也铃有高宗“绍兴”二印。

甚至于，对于收入内府藏品的装裱，徽宗的宣和时代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榜样，让高宗一再推崇与模仿。今日所见“宣和装”，重要的标志便是徽宗以瘦金书在书画名迹前提写的品名，高宗依父亲故例，也亲题、押署。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高宗御府手卷装潢规格，是画前高宗亲自题写题签，缝间用“乾卦”圆印，下用“希世藏”小方印，画卷尽处之下用“绍兴”二字印。墨迹只用“希世藏”与“绍兴”小印。这又与“宣和装”极为相似。只是宣和装固定“徽宗七玺”及铃印位置，绍兴的书画印记则更为复杂。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模仿与追崇中，南宋立国之初，高宗的收藏便以可观的速度与质量不断增长，以至于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说，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和、政和。清代孙承泽评价说，徽宗虽然博收书画，但高宗对于文物的赏鉴甚至要超过徽宗。

在佛洛伊德一派的心理学理论中，每一个儿子，都曾将父亲视作偶像，事事跟从，模仿，渴望父亲的认同。但在他一步步长大之后，又总是在与父亲竞争，甚至不得不与之战斗。在这样的孺慕与反叛交织里，儿子建立起自我意识。宋高宗赵构在两宋之交的风雨飘摇里，以收集宣和内府收藏这样隐晦又恒久的方式完成了对父亲的跟从与模仿。但父子充满耻辱的南北相隔，让他甚至来不及对父亲有所反叛与竞争。这大概，就是睿思殿里抱着父亲亲笔纨扇垂泪的高宗无处诉说的伤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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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赵构《徽宗文集序》，纸本墨笔，日本文化厅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