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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比“目的”更重要(3/8)

2017年12月12日 7:11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二十一世纪 作者: 秦晖

(中)

三、“七·二七”事件:“,真的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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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看看中的关键事件之一:1968 年7 月27 日,三万名工人、解放军在中南海御林军8341 部队军官带领下,以人海之势闯入大学,要把当时正在“”的全校两派一千名左右的学生赶出学校并对清华实行强制占领。校内处于优势的“团派”头头蒯大富等多方与及中央文革当局联系了解缘由,但再三联系无果。蒯认为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镇压”,甚至怀疑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遂决定遇到进攻即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伤亡。校园被占领后蒯等狼狈逃出,于次日“召见”包括蒯在内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蒯见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后放声哭诉“黑手”的行为,不料毛声称“黑手”就是自己,并严厉训斥了蒯等人。包括蒯在内的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从这天起全部从失势走向垮台,北京高校造反派从此土崩瓦解。毛派出的“工宣队”完全控制了各校,建立了后来史家所称的“后文革秩序”。

关于此事,过去的官方叙事完全归罪于蒯大富,说工宣队进占清华这件大事事先是正式通知了蒯的,据说蒯当时满口答应一定配合。然而放他回清华后,他却马上变卦,下令清华“井冈山”武力对抗工宣队,结果造成了流血事件[13]。但蒯历来否认此说,他多次表示,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保持有可靠联系渠道,而且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与时任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谢富治等也有频繁的工作联系,如果有人通知一声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定会全力配合,怎么会进行抵抗,以致造成伤亡铸成大错[14]?

而毛泽东昔日心腹近臣近年发表的回忆,可以说是证实了蒯大富的说法(尽管她的本意是要护毛骂蒯)。谢说:毛泽东在7 月24 日就决定“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进入大学,“捅它这个马蜂窝”。据说,毛这时“像指挥打仗那样精神振奋,语言激昂”。而且毛当时就指出: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谢回忆说她当时就“惊呆了,脱口问道:‘这是真的啊?’”[15]

谢静宜回忆说:毛泽东在做出“捅马蜂窝”决定后,首要的考虑就是对清华两派人士乃至一切与清华沾边的人严密封锁消息,而且做得滴水不漏。毛亲自交代,参加行动的工人必须来自“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毛不但要瞒住蒯大富和他那一派,也瞒住了包括对立派在内的所有“清”,还要瞒住包括北大在内的各“大学”。“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毛不仅布置了严格的保密,而且让北京当局以疑兵之计迷惑清华人:“那几天(行动前),由北京市委组织工人在大专院校周围游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不进校,游一阵子回来。”这样就给人以并非要采取强制手段进占清华的假象,同时完成了大规模人力部署。“七·二七”当天,“指挥小组一声号令”,三万多工人、农民、军人分成八个团,“浩浩荡荡向清华大学进发。到后,仍像前两天一样,先在学校周围游行,麻痹他们一下”。直到10 点钟准时,八个团“按事先的分工,同时从各大门一齐进校,到达各分工地段”,从而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捅马蜂窝”的突袭占领行动。

显然,根据谢静宜的回忆,工宣队进占清华的决定不仅没有事先告知蒯大富,而且处心积虑地就是“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不仅不通知,还严格保密;不仅严格保密,还一直采取种种疑兵之计“麻痹”清华人直到最后一刻,就是要让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毛泽东在7 月24 日就指出:“捅马蜂窝??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那么他这样的布置是为了避免流血吗?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他真的希望“和平解放”清华,只要告知蒯大富已派出大军压境,清华人要知趣。那么清华人如果是敌则没有对抗能力,如果是拥毛者更不可能有对抗意志,只要他们知道三万大军来自毛泽东,流血对抗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事先通知清华不仅是避免流血的“充要条件”,也是极易实现的条件。蒯大富作为他一手扶植的嫡系“小将”,过去一直与“文革首长”保持有直接的联系通道,作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也一直与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保持工作联系,无论通过中央文革还是通过北京市革委会,与他沟通完全是自然之事。

但是按谢静宜的描述,毛泽东恰恰就是要刻意消除这个条件。其他资料也证明了她的回忆。如清华原住有一支海军军宣队,那本是早在2 月13 日就奉命进清华宣传制止派斗的,在校两个多月与两派都混得较熟。但4 月23 日“百日大武斗”开始后,他们却于25 日奉命撤出清华,听任两派大打。他们撤出后并未解散,而是集中驻于宣武区待命,并一直与校内两派人员有联系,明显是准备再入清华的。可是,“七·二七”当天的行动却对他们保密,把这些先前已经进校做过不少工作、熟悉情况、清华两派也都认识的人撂在一边,却另派三万陌生人闯关而入,这样决策究竟是为什么?无怪乎采访者惊呼:“啊??,简直没想到,居然是这种情况。45 年后,我才知道,太难以置信了。”[16]

聂元梓后来说:“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17] 蒯大富和当时与他对立的另一派头头孙怒涛也都认为,这事如果通知了蒯,就不会发生惨案。但有趣的是,他们都不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封锁消息。显然,这些愚忠于毛的造反派太不了解毛了!

不但如此,按谢静宜的回忆,“宣传队”进清华后,“七·二七”行动总指挥部曾决定“限工农宣传队只准走的路线,以及规定哪些路线、地区不能进、不能通过”。这本是保障有秩序地“和平解放”清华所必须的规则,但毛泽东知道后却大为光火,他“气愤地说:‘大学是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办的。什么这条路能走,那条路不准通行?是谁规定的?没有道理。对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来讲,条条道路都是(可以)通行的。什么这条路线不能走,那个地段不能进?岂有此理,(这)是犯了路线错误。’”[18] 于是,毛亲自下令取消了对宣传队进清华后一切行动的任何空间限制,而不容任何商谈。显然,毛是要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事态、人为增加三万大军与千余学生发生冲突的机率。

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布置三万人进占校园时都不带枪。要知道这突袭清华的三万人宣传队虽然没带枪,更没放枪,但他们绝非仅仅是来“宣传”的——事实上,毛泽东授意的疑兵之计也正是要让清华人相信那些人仅仅是“宣传队”,而非“占领军”。因此毫不奇怪,当那些人突然从宣传队变成占领军,却又没有枪这个有效威胁和防护手段时,就如光着膀子“捅马蜂窝”,只能增加他们被“马蜂”狂螫的机率。螫死了人的“马蜂”难辞其咎,如此策划的人又该负什么责任?毛当时的卫士陈长江曾回忆,毛听周恩来报告说清华发生流血死亡后脱口而出曰:“造反派,真的反了?!”唐少杰认为这与谢静宜的回忆有所不同。其实现在看来,毛如果真讲了那句话,恐怕也不会是意外惊讶,而是计谋成功后的惊喜语气。正如唐另一处评论的:“这再次印证了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语:‘政治斗争就是要引导对方犯错误。’”[19]

至今有些人还说:蒯大富发动武斗,有罪在先,凭什么工宣队进来要先通知他?这种说法显然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蒯有罪是一回事,为防止工宣队伤亡需要事先通知是另一回事。后一件事不是要为蒯减罪,而是要维护工宣队员的安全。哪怕此前蒯已是罪不容诛,毛泽东直接下令军警抓他归案也就罢了,为什么要用这种“引蛇出洞的阳谋”献上几个工宣队员的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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