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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从周有光谈谈河上肇与资耀华
来源: 徐瑾经济人 作者: 徐瑾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
“我到日本那时候思想‘左’倾，希望去跟河上肇”。语言学家周有光如是回忆。这位百岁老人于2017年1月14日去世，公众随之对这位“汉语拼音之父”（周对称号曾有否认）掀起追忆高潮。其实，周有光不仅有从经济学转向语言学的第二次道路选择，他三十年代初期也曾经有一次重要的道路选择，而他最终决定去日本留学甚至回国，最大原因都在于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
按照周有光的记忆，河上肇当时已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非常有名”。周有光甚至为了河上肇放弃东京帝国大学而选择京都帝国大学，然而等他考到了到京都，河上肇已经被捕了。周有光根本没有看到河上肇本人，期待学习的经济学专业也丧失了对象，所以留学学习经济学目的没有达到，留学主要是学日文了。随着妻子张允和怀孕，他呆了不到两年，就回上海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和日本非常方便，不仅来往并不需要护照，从大阪到上海坐船一天就到，而且不少人选择留学日本，原因也在于日本比上海生活便宜。
河上肇何许人也？河上肇出生于1879年，其家乡是山口县玖珂郡岩国町，属于以往幕府时代赫赫长州藩，出过吉田松阴、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重要人物。根据河上年谱以及自传，他出生于一个低级武士家庭，青年时代就和同学办过同学杂志，写过提倡日本发展工业的《日本工业论》等文章。
河上肇成年之后，来到东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之后一段时间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农科讲师等职，后投身报界，在《读卖新闻》以化名连续撰写《社会主义评论》引发关注，后加入京都帝国大学担任教授，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8被迫从京都帝国大学辞职后，河上与大山郁夫等人组织新劳工党，随后他提议解散，1932年9月9日年过半百而正式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8月，河上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罪名受到审判，当年8月8日一审判处5年，9月放弃上诉，1937年因为皇太子诞生减刑出狱，1941年得以回到京都，1945年2月因为“寒冷以及营养不足”病倒，1946年初在京都旧宅病逝，享年67岁。
事实上，不只周有光，河上肇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影响甚大，被认为启发了李大钊、周恩来、郭沫若等人，而且影响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者，当年鲁迅的书账上也有河上肇的书，据内山完造回忆，河上所著《贫乏物语》简直如同小说一样的畅销。
李大钊1919年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是被认为受到河上肇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系列文章影响；郭沫若不仅伏案艰辛翻译河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更是表示“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甚至河上被认为他一生除了鲁迅之外写诗纪念最多的人。而周恩来据说是因为日语不过关才没有投身京都大学河上肇门下，其诗作《雨中二次游岚山》“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也被认为是表示受到河上著作启发感悟马克思主义的欣喜。
自称受到河上肇影响的人不知凡几，但是直接受业于他的并不多，日本学者三田刚史统计京都大学与河上肇交往有约为17人。今天谈到外界河上肇影响的人，多数是政界闻人，而他的学生中，也有一位著名中国经济学人，那就是中国银行业泰斗资耀华。
资耀华1900年出生于湖南，17岁不到就留学日本，26岁他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后来受到“民国摩根”陈光甫赏识在银行界任职，出版不少重要著作。当时16岁的资耀华带着30多块银元就去了日本，他的感受和后面的周有光差不多，那就是方便便宜，去日本比去北京天津还方便，而且日本政府还有不少官费奖学金。
资耀华到了日本不久，决定学习经济，偶然得到日后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指点，告诉“经济可不是会计，它是一门科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学问”，并且介绍日本经济学界分为旗鼓相当的东西两大派别，“东京是庆应大学的福田德三博士为首，他以富国论为基础，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说；西京（即京都）是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博士为首，以资本论为基础，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说。”
李达建议，资耀华本科毕业后可以进京都帝国大学师从河上肇。资耀华本意也如此，李达一席话让他觉得“顿开茅塞胜读十年书”。于是他未来的道路就按照李达提示，预科毕业就申请京都第三高等本科，目的方便进入京都帝国大学，英文之外的外语也从德语改成法文。
当时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原理（经济原论）是由河上肇与田岛教授轮流讲授，每人担任一年，资耀华顺利进入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时，刚好那年还是河上讲授经济学原理，如愿以偿地，河上肇成为资耀华指导教授。河上上课的时候不仅不同学科的人会来，校外也有人来听。如李达所言，河上肇讲学时没有讲义也没有稿子，资耀华记录得非常认真，并且加以自己的理解，回国积累几大册笔记准备出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的好机会，甚至在全国政协代表大会时候也不忘与进度大学同学杜国庠讨论。谁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红卫兵抄家，这些笔记连同其他文稿统统付之一炬，资耀华甚至为之暗中饮泣。至于为资耀华谋划人生道路步步为营的李达，也在文革中死在武汉大学。
对比周有光未能受教于河上肇，资耀华得偿所愿，但是对比两人日后命运，其实也很难说更好，尤其对比河上肇的跌宕一生，得失或许只有上帝知道。
河上肇少年得志，多年在在日本公共领域备受关注，一生褒贬无数。
不过他耿耿于怀的评论，来自他入狱之后，1933年《文艺春秋》刊发的杉山平助撰写的一篇文章，批判完河上“无论从哪一点看，他绝不是具有站在顶峰、支配时代的能力的人”、“不过是东倒西歪的人物而已”之后，这篇文章也指出河上具有“纯情的人”、“专心一意的求道者的脸相”。虽然河上对于这篇很不满，但他在自传也花不少篇幅提到这篇文章，可见尽管存在误解甚至歪曲，这篇文章点出河上肇的一些特质。一方面是他一生追求变化，无论年轻时候受到伊藤证信影响追求“绝对的非利己主义”还是随后对于马克思主义逐步理解；另一方面在这些追求中，河上肇认为自己一生是变化多端的的同时有不变的本质，即追求真理的至柔的心。
诚然，河上肇的一生经历很多转变，他曾经表示从1924年前后开始从研究经济学进而研究哲学，翻译《资本论》也是比较晚才开始，“非到1930年前后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于早年论述“连一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子也看不到”、“绝对找不出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这一叙述其实也与资耀华的感受一致，虽然中国《辞海》讲河上肇介绍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社会主义运动”，但他上学时，只觉得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经济学者。直到晚年，他尚且记得河上肇博士的临别赠言时的珍重期望，对比别的老师应酬客气，河上教授则诚诚恳恳语重心长，“你将来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得下最大的功夫，要好自为之！”
正是对于真理的坚持，使得河上风骨以及精神超越绝大多数人，迄今仍旧带有殉道者的精神感召力。在审判之前，他为了争取缓刑写了退隐书斋的《狱中独语》，但也坚持“在隐退于书斋后，余将依旧为信奉马克思主义之一学者”。此外，在监狱之中，虽然体力精神备受折磨，但是仍旧不愿意以转向换得释放，即使面对很多曾经日本共产党党魁的转向也不为所动。
在1937年出狱之后，河上肇活动基本局限于书斋，他在陆游的诗作中找到共鸣或者说慰藉，在自传开篇就引用了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认为此刻陆游诗性勃发，激动如“春潮”“汩汩流动”。这看似偶然，其实也是一种回归。少年的河上本来报考了文科，因为同乡先贤吉田松阴的影响，又毅然改变志向报考法学院，当时他的德文老师就力劝“你是诗人的才具，不是学法律的人”。某种程度意义而言，河上的精神气质确实是一位诗人，难怪郭沫若对他的心有灵犀。
河上肇自传从1943年开始秘密写作，本来没有计划出版，但随着1945年8月15日天皇的“玉音放送”，日本战败时刻到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当自传第一部分在《世界评论》杂志刊出之际，河上肇的生命也接近尽头，“卧床不起，生命垂危，据说连那本杂志都拉不动，只能抚摸一下封面而已。”
西风东渐之中，日本是一个重要关口，马克思主义理念从日本传向中国的路径也在情理之中，直到1960年代，毛泽东尚且对日本来客表示“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根据日本学者三田刚史研究，中国关于河上肇各类翻译众多，单行本为19种，如包括各种版本则有37中，论文为60种。
河上的自传中，对于书斋生活充满怀念，其实他一生几乎都是在书斋里渡过，也自认的确是个读书人。某种程度而言，他进入偏向实际的经济研究已经略有偏题，当从书斋卷入社会运动更是突兀。他曾经回忆二十年代的变化如何导致他个人的道路变化，首先是日本共产党在1927年选举中露面，导致1928年针对共产党的逮捕事件，这一变化可谓日本学术界重大事件，不仅左翼刊物逐渐绝迹，也使得大学经济学领域没有有研究和发表的自由，河上本人也因此被迫离开学校，“要是永远待在能够随便说话、随便写作的太平环境里，想我这样愚钝的人，是绝不可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随着战后盟军的占领，日本陷入“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之中，曾经被禁止的一度重新获得新生，河上肇时候出版的自传迎来对他的怀念高峰。根据《拥抱战败》一书记录，河上肇在公共视野中本来已经消失多年，但自传的流行带来新的“河上肇热”，如同传奇人物的“死后复活”。无独有偶，和河上肇一起进入1947年畅销榜的日本作家，还有死在狱中的三木清以及被间谍罪处死的尾崎秀实，尽管这三个背景不同，但是他们都不同程度与马克思主义有所联系，他们独立思考的共性对于过去的多数人的狂热形成对比，他们的吸引力也在于他们的牺牲者身份，“即使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是现在发现他们有魅力的同一批人的牺牲品”——畅销书与死去的英雄回归，共同构成战后短暂文化危机中的殉道者形象。
经济学的历史并不长，在亚洲更算新兴学科，而俄国革命的爆发，其实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亚洲引发回响，如此情况之下，河上肇在日本与中国备受欢迎，其实也是当时是社会思潮的反应。新旧交替之间，旧的已经毁坏，新的尚未建立，河上的热情探索呼应了时代内在饥渴，无论战前还是战后甚至现在都是如此。
早在1906年，河上刚刚在《读卖新闻》等公共空间崭露头角之余，就有人用德语写信给他倾诉“那些早就失去了内在生命的像符咒一样的教义，已经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了，如果我想获得真正的生活的话，面包之外，我们还得有有些别的东西。”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敏锐地把握住时代脉搏，也被裹挟进入形势变化之中，他的激情特质也使得他的寻道之路对外充满感召，对内这不乏反复甚至摇摆不定，他的坚守与困惑今天还能吸引人，也正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他的努力路径始终引发变化时代的永恒共鸣，“在那汹涌澎湃的波涛下面，还有一股永恒的潜流，指向着解决与人生相终始的谜”。
河上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