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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15)

2018年03月12日 9:48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毛泽东:假象与真相 作者: 钟波

3.3、浩劫之一

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毛泽东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了灾难,给中国人带来的,除了灾难,还是灾难。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580~581页《“文化大革命”》条目下的记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毛泽东错误发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分别通过《5·16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斗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空前绝后的“群众运动”——毛泽东运动亿万人走入疯狂,走入浩劫——将人类这种动物做人的道德从亿万中国人的灵魂和肉体中同时铲除,将他们彻底变成没有灵魂的毛泽东的工具——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有些人残留了一点做人的灵魂,面对这种人间浩劫就很痛苦了。

3.3.1、破坏一切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林彪照本宣读经过了毛泽东审阅的发言稿。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泽东。毛泽东是统帅。”钦定发言稿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煽动、支持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从19日开始,在毛泽东幕后指挥下,首先发起“破四旧”行动,随即传遍毛泽东统治区。

“破四旧”运动对中华文明【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的破坏是巨大的,大量文化设施被破坏,大量被毁灭,非物质性的老字号全部被消灭,从名字开始外观全改,内部制度也改。

具体一小点来看,北京天文馆名为《中国古代天文神话》的壁画被铲除了,这是一幅从规模看在“新中国”首屈一指的壁画。

具体一点来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子故居、孔庙和孔林,共计被毁坏文物6000多件,其中古书2700多册、各种字画900多轴被烧毁,历代石雕1000多座被砸毁,属于国家一级保护的文物珍品70余件。

具体一区域来看,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中,就有4922处被毁掉,占总数的71.93%。

放眼毛统区,沿京沪线来看:在北京,“东安市场”被改名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蓝天时装店”被改名为“卫东服装店”,“全聚德烤鸭店”被改名为“北京烤鸭店”……在天津,“劝业场”被改名为“人民商场”,“北洋纱厂”被改名为“四新纱厂”,纱厂商标“金三鼎”也被改成“工农”牌……在苏州,“采芝斋糖果店”被改名为“红旗商店”……在上海,“大世界”的招牌被拉下,“徐重道”、“雷允上”、“邵万生”、“吴良材”等老字号,纷纷更改店名……;转看沪广线:在杭州,以苏东坡名字命名的东坡剧院、东坡路和西湖苏堤等,都被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沿用了300多年旧称号的“张小泉”剪刀店被改为“杭州剪刀店”……在南昌,“黄庆仁药栈”被改名为“灭资药店”……在广州,“陶陶居”酒家的职工铲去了康有为提写的招牌,改成“东风楼”……

1966年8月至9月,北京市被非法抄家的有33695户,上海市被非法抄家的有84222户,苏州市被非法抄家的有64056户。从北京、上海、苏州的被非法抄家数据,我发现非法抄家的比例从上到下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下面越发厉害。无数收藏在民间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古旧书籍,被狂热崇拜毛泽东的红卫兵执行的非法抄家行动收集起来,或化私为公,或转换主人,或被砸被毁。不少红卫兵将抄来的金银首饰私入自己的口袋。在毛泽东第二次、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不仅游行队伍路过天安门广场出现了遗落的黄金,连天安门城楼上也留下过红卫兵失落的金砖。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抄走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等61.36万件,古旧图书235.7万册……破四旧运动中很多人损失惨重,但是毛泽东大有收获,参见本书2.2《毛泽东贪物》。

在北京,大学者、大作家钱钟书先生的头发被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光秃秃的“十”字;他的夫人、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先生,遭到得势非凡的大姑娘手中杨柳枝的鞭打,8月27日晚上被剃光了半个头,成了所谓“阴阳头”。在四川金堂县城厢镇,诗人流沙河先生一边被红卫兵逼着戴着三尺高帽游街,一边默念:“你们践踏国法!你们践踏国法!”劫难过后痛苦直书:“小小寰球,只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在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镇,在同一段时间,用高帽子羞辱数十万人于阳光之下,岂但史无前例,而且世无双例。华夏子子孙孙,永其毋忘:这是国之耻!这是人之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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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先生所书还是轻的,他没书写“神州大地无数奉公守法的公民们被非法抄家、被非法殴打、被非法剃阴阳头、被非法羞辱、被非法杀害。”在“破四旧”运动中,有形有价值的物质被破坏,无形的文化传统被破坏,做人的道德、法律更是被破坏殆尽。

鄙人所作史诗性诗词《满江红·第二轮空前浩劫》曰:

小小广场,发酵出无数罪孽。破四旧,破坏一切,罪大恶极。非法抄家到处是,焚烧字画和书籍。看五千年文明扫地,毛欢喜。

多少事,本应实;说假话,逞一时。看泽东得志,肆意妄为。倒行逆施五七校,兔死狗烹下乡去。十年文革个人成就,毛惬意。

3.3.2、非法杀人

1966年,在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无法无天搞破坏的“破四旧”运动在毛泽东的幕后指挥下疯狂流行于毛泽东统治区。

为了暴行顺利进行,毛泽东在8月21日、22日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8月23日,毛泽东说:“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红卫兵就到北京市文联制造打人、烧物的劫难。全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老舍,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第二天到离家不远的太平湖投水自尽。

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对下属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把五类分子情况介绍给他们”,“和他们商量,当参谋。”

于是,在“破四旧”的队伍中,出现了这样的阵容:街道干部、派出所干警带路,红卫兵冲进去打人、抄家,警察在外面袖手旁观,以防被打者反抗。

在毛泽东、谢富治的煽动和怂容下,北京市非法打死人的情况极为严重。从8月24日至9月10日为主的半个月内,共非法打死1772人,其中崇文区139人、东城区116人、西城区333人、海淀区124人。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红卫兵非法杀害“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亲属325人,其中既有八十岁的老翁,也有出生仅仅38天的无知婴儿,有22户被杀绝。

1967年,湖南省南部的道县,遵照毛泽东最高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建立了很多“贫下中农法院”,两个多月的时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枪杀、刀杀、沉水、炸死、投岩洞、活埋、棍棒打、绳勒、火烧、摔死)杀死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合计4519人。

上面的例子,不过是管中窥豹非法杀人的罪孽而已。

3.3.3、逼供、诱供贺龙集团冤案

为了制造冤案,专案组人员可以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假证,这在某个范围成了公开的秘密。下面介绍一点虽然有名但并不是非常有名的贺龙集团冤案的制造细节,让世人、后人见识一下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风采:

专案人员在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床头吊了一个300瓦的大灯泡,不交待“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待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一位瘦小体弱的将军已经被罚站23个小时了,浑身一软便栽倒了。一个块头很大的专案人员走向前,拧住他耳朵将他拎起来,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摊泥似地瘫痪下去。一旁的好几个专案人员冲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满地乱滚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声“我交代”,那急雨般飞踢来的“翻毛脚”才收住劲。一个专案人员将一支笔往他手里一塞,诱供说:“好好坦白,那天是个节日!”

“五一?”

“妈的,不对!”

“那就是‘七一’?”

“还不对!再想想,是个很大的节日!”

“那就是‘八一’了!对,‘八一’建军节,我们军队的重大的节日!”

“还是不对!不过差得不很远了,再给你30秒钟考虑!”

“难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说!”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写下来!”

专案组人员认为这是“斗争的需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薛振光,在审讯时攥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昏死了过去……专案组对许光达实行车轮式滚动审讯。一次,两个都身高一米八以上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来算了!”两人中一人打累了,另一个上。几年之后,两打手之一就因为“反许有功”,被提升为副军长。……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许光达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许光达在既无医务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6天,即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8时多送到三〇一医院,于下午2时也离开了人世……

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纪录!!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我看贺龙同志(被)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

3.3.4、逼供、诱供“五·一六”集团冤案

文革中无中生有的冤案多如牛毛,涉案人数最多的,是“五·一六”集团冤案,涉案被冤枉处理的人数高达几百万之多(具体数据未见披露),与之相比,涉案几十万人的“内蒙古人民党”冤案(34.6万人受诬陷。由于刑讯逼供,有11622人被迫害致死),涉案几万人的“冀东党”冤案(22600余人受到迫害,2670人被迫害致死),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五·一六”集团冤案的来龙去脉。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有一段毛泽东所加但是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话:“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文章发表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5·16”的运动。经毛泽东批准,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清查“5·16”专案小组。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江青等人提出,凡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委员会之一者,即为“5·16”分子。这样,就使得与首都红卫兵5·16兵团毫无组织关系的数百万干部和群众在清查运动中受到处理。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对清查“5·16”运动提出新的要求。清查运动在许多单位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的女婿得一,就冤枉死于清查“5·16”分子的逼供过程中。杨绛回忆说:

我们“连”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时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得一之死,可以管中窥豹清查“5·16”运动的可怕。

文革期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工作的孟祥才,被逼供、诱供成了“5·16”集团的政委。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通过他们几天的逼供,我隐隐感觉到他们已经掌握了别人“交代”的关于我的所谓材料,肯定给我安上了重要职务。凭我在大批部组织中的地位,大概应该是“部长”之类。我于是交代自己的职务是“宣传部长”,他们说我不老实,我又说是“作战部长”,还说我不老实,我想干脆说大一点:“参谋长。”仍然斥责我“不老实”。我就再给自己升一级:“副司令”。谁知还对不上号。这时我只得说:“你们认为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这种态度自然又被斥之为“十分恶劣”。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当个“五·一六”的什么官,就只能以沉默对抗了。这时他们启发说:“你们‘五·一六’不是按军队编制吗?军队里边两个最大的官是什么?”我说:“一个是司令,一个是政委。”他们说:“对。傅崇兰是司令,你就是另外那个最大的官。”我心里既好气又好笑,你们早告诉我是“政委”,这连夜“熬鹰”的罪不就免受了么。我于是当上了“五·一六”的政委。

孟祥才是幸存者,他所在学部近十人死于非命。

3.3.5、浩劫世界颠倒为常

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发出指示: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卫生部党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报告》说,今后要作到经常保持1/3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还好,《报告》对毛泽东的指示虽有所执行还是打了折扣,如果完全按照大灾星毛泽东的指示执行,毛统区的医疗事业就不必想进步了:硬件条件较好的城市医院留下一些软件不足的医生,软件条件较好的医生则被赶到硬件条件很差的农村去。一年后,医疗事业倒退的怪事发生了: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一表述后来被概括为“斗、批、改”。毛统区发生大规模非法揪斗干部、群众、知识分子,否定科学、文化、艺术,破坏合理的规章制度等行动。专家、学者几乎全部被打倒。在医疗卫生系统而言,就出现了被打倒的医生擦洗厕所、护士给病人看病甚至上手术台给病人做手术、厕所当医院院长的怪事,请看因名人而曝光的两例:

1974年12月开始秘密进入毛泽东保健医生队伍行列的姜泗长教授,几乎给所有的中共中央高层人物看过病,包括林彪、江青、康生,是一个水平非常高的医生,文革开始后姜泗长经历了扫地、擦洗厕所(不能戴手套,戴手套是资产阶级作风)、隔离审查、当护士的漫长岁月,他以前手下的护士则上手术台给普通病人做手术。

2003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因为仁心、仁术、实事求是而闻名全球的著名医生钟南山,就曾经在厕所清洁工院长的领导下工作。2005年以纯粹医生身份而不是官僚身份破例当选中华医学会会长后,钟南山接受采访时说:“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头,一个厕所的清洁工可以当院长,那个我们也是拥护啊,因为他是在底层嘛,越是底层越革命嘛,这都是讲假话嘛,心里头不会那么想。”

随着文革浩劫的发展,人类大灾星毛泽东祸害中国医疗事业的思想进一步贯彻到位,甚至还有所发展。1976年,安徽省凤阳县全县实行赤脚医生与医院卫生人员对流制度,医院医护人员到大队当赤脚医生,大队赤脚医生到医院当医生,时间一年左右,定期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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