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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延安日记13
来源: 延安日记
作者: 弗拉基米洛夫
1942年9月
军队从延安得不到一分钱，也得不到什么给养。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光和肖克除控制军队和地盘外，都有自己的兵工厂，而且自己发行货币。每个司令员都自己向农民收税，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
这里，旧的武器在工场进行维修；往往把几十支不能用的步枪拆开，装配成一支能用的枪，手榴弹和炸药的生产，组织得很好。作弹壳的金属是在原始的熔炉里冶炼出来的。
军队领导人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我认识一个司令员，他有两个很年轻的老婆，几乎还是小姑娘。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对此感到气愤。
司令员及其副手把他们认为适于报告的事情，用电报向延安汇报。对中央发下的指示，他们从是否对自己有利而不是从是否应该贯彻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司令员们轻蔑地把延安的领导同志叫作“摇笔杆的”。
军队中有一种无所作为的气氛，等待着事情的自然发展。谁也不诚心帮助我们取得关于战争的消息。我们初来时受到亲切的接待，但是不久他们就想法要摆脱我们了。
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准备在占领地区过冬了（我们绕过了这些地方）。而八路军部队却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
在兴县地区，一支支很小的、五至四十名士兵组成的日本警备队占领了一些村庄，这些村庄被数量上占优势的贺龙部队己围了。我问他们，歼灭这些讨伐队很容易，为什么他们不把村子夺回来。八路军战士看着他们逍遥自在。他们纠正我的话说：“他们那边有四百个士兵，不是四个！”
我们下马和战士一块抽起烟来。他们承认：“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端了这个碉堡，日本人就会派援军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来碰我们。……”
这个人打着绑腿，戴着帽子，穿着军服或短上衣。他们晒得黑黑的，很瘦，一张张脸孔显得英勇而精力充沛。……
毛瑟手枪是人人心爱的武器。
侵略者把收割的一部分庄稼运往日本；还运出了工业原料，显然都是不付任何代价的。
日本人自由自在地支配这个地方，他们把中国人当劣等民族对待，把中国人当牲口用。日本人强奸妇女，强迫她们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虐待老百姓而不受惩罚，稍有不服从就要杀害他们。
后方地区妓院遍布，黑市商人和土匪成堆。
种族方面的宣传在日本青年的头脑中扎了根。这里，凡属不是日本的东西，都遭到无情的破坏和毁灭。即使在为侵略者开设的妓院里，也严格遵循种族原则，妓女都是日本人。
反对侵略者的战争，显然打的是被动仗。
人们自然认为，八路军是在等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战争的结果，而在特区这里，大家对苏联人民的斗争是漠不关心的。
中共领导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华北牵制日本派遣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莫斯科屡次要求中共领导采用一切办法使日本无法为发动反苏战争进行准备，但这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延安的政策依然如故缩减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作战规模。
看得出来，八路军主要关心的是国民党军队。部队中宣传的矛头是对着他们的；战斗行动有朝一日也是要针对他们的。因此，日本人的一切作战行动几乎都成功了。延安发出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所以部队正步步后撤，尽管敌人的进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毛泽东的原则是：进行这次战争为的是保存他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消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和让出更多的地方。
几年来无所事事。使中共的武装力量蜕化了。纪律松弛，开小差的多了。士兵不爱护武器。部队和团、营本部的训练不组织了。部队之间的协作不组织了。军官们打扑克，聊天，当着农民的面发布作战命令。
在这华北山区，军队的士气低落，与我们的红军无法相比。中国士兵的军事素养和战斗能力是不成问题的；勇敢和耐战一向是他们的特征。应受谴责的是准备发动内战的鲁莽政策。中共的武装部队目前不是占极大优势的国民党部队的对手。
含着泪水诉说特区受到严密封锁，这是康生搞的一种宣传骗局。特区的前线和边界都很容易通过，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中共领导大谈其严密封锁，无非是要在真正的困难中加进虚构的困难。
到前线去跑一趟，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
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刻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
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什么国际主义的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说来，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
1942年10月21日
王明病了。奥尔洛夫很着急。
王稼祥也病倒了。
毛泽东派拉王稼祥，但王不能容忍康生。他对我们一点也不客气了。
王稼祥的朋友陈云也越来越受康生的影响。“受影响”这个词不确切，显然两人都为康生吓怕了。
刘少奇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新四军政委，而今成了仅次毛泽东的二号人物，成了毛的思想的实际贯彻者。他起草最重要的文件。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军官现在对他不得不另眼相看了。
《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文章。虽然说这是毛泽东写的，但是肯定和往常一样，是出自陈伯达的毛笔。
假如俄国坚持下来而且击溃德国，这也会影响到远东的局势，文章的主要思想就是如此。
作者认为，“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所以，要保持与苏联的密切合作以防万一！
从现在起，我和尤任、阿列耶夫都像当地的中国人一样，要住进窑洞去了。
人们沿着又窄又陡的山路往上爬，首先到达第一排窑洞，这里住着党政人员、学生和军人。
我们的“一套住宅”在第二排。窑洞后面是一条深沟。
从小路上去，走到最后一排窑洞，那里住着诗人肖三和其他中国同志。
肖三是毛泽东在湘潭地区学校里的同学。
毛泽东把“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包括在“党内反对派中”。尽管毛泽东作了解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之间的差别何在，还是很难领会。毛泽东把刘伯承、彭德怀、叶剑英、周恩来、聂荣臻都看成是“经验主义者”。
九月份在这里举行了运动会。他们的组织者是叶剑英、徐特立、王世泰、王鹤寿和李富春（学生时代是个足球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