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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8)
来源: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作者: 李志绥
我看到的北京是灰茫茫一片阴沉败落的景象，完全失去了我儿时记忆中的光彩。历经八年抗战和四年国共内战后，北京残败不堪，城墙倾塌多处。北京市民似乎也染上北京的阴沉，凡是共产党干部都是一身快洗成白色的土黄或灰色的干部服，一律穿土布鞋，老百姓则是蓝布大褂，发型全是一个样式——男人全是极短的平头，女人则是削直的短发。象我这样西服革履，真是绝无仅有，我的长头发也很显眼。慎娴烫过的头发，西服套服，半高跟皮鞋，在短发列宁服的女干部和布旗袍的女市民间，更是惹人注目。
我急忙向我大哥要了两套他的旧军服，慎娴赶做了两套布列宁服，都买了布鞋，剪短了头发。分别了十三年的老母亲头发全白了，人瘦得大约不足八十磅，见到我就说：“你不走了吧？”我说：“回来了，自然不走了。”
但北京的气氛却与它残旧的外观大不相同，整个城市似乎欢欣鼓舞，北京解放了，全体市民诚心欢迎共产党新政权的到来，只有几个觉得我们回国是傻瓜的亲友不做此想。
星期日大哥大嫂回到琉璃厂家里来，互相谈了这些年的情况，然后大哥说：“你的工作傅连璋副部长已经有了安排。”于是星期一上午我到了弓弦胡同二号。这是很大的宅子，有六个大的庭院，满清时是个王府，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了杜聿明的私宅，后来便成了卫生部用地。傅连璋在最后一个院子的北房内见我。他是一位削瘦修长的老人，前额宽大，两眼有神，半躺在一个睡椅上。他当年是五十五岁，因此在二十九岁的我眼中，自然把他看成一个老人。
他问我的学历和经历，然后说：“我有肺结核多年了，不能多谈。你的工作已经派好了，明天上午你去椅子胡同军直卫生处报到就成。”
在新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执行管辖，卫生处直属其下。
第二天我到了军直卫生处后，接见我的任玉洪说：“非常欢迎，你大哥是我的老上级了，现在缺少医生。”他又说：“傅部长交代了，同我们一样，都是供给制，没有工资，因为你是高级医生，所以有中灶待遇，衣服鞋子都会发给你，零用钱也比一般工作人员高些，每月有五十斤小米折钱零用。”
当时的供给制待遇分为四种，大灶是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中灶是中级干部，小灶是高级干部，特灶是中央首长的伙食标准。不久以后我才明白，我所以得到所谓供给制，正是将我看做自愿参加“革命”的人。
我听了以后，心里很紧张。我经济负担很重，除了慎娴外，我得奉养母亲、一个婶、一个舅母和表妹，以及我的岳父母。
我心里算了一下，我们从香港带回些美元和黄金，没有工资可以支持一年。一年以后怎么办呢？我正在沉吟的时候，任给我介绍旁边的一位说：“这是雷同志。”他对雷说：“老雷，你给开个介绍信。”雷介绍我到香山劳动大学香山门诊部。
任接着说：“李大夫你回去准备一下，下星期一这里有卡车去香山，老雷陪你一同去。”我觉得很奇怪，自始自终他都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似乎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有商量余地，再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劳动大学这词儿。这样我到底是不是到学校工作？不知道有没有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如果只是门诊部，那么范围就太小了。
至于慎娴的工作就难了。她不是医生，卫生部无法安排工作，只好暂时先到通县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的幼儿园工作。我心里很不高兴，我们在香港时，并没有说她的工作不好安排，否则我们会另外考虑回国的事，因为经过南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介绍，香港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邀她去工作。我又想到，在香港时真应该送严先生一块表，这样就会对她的工作有适当的安排了。
我大哥安慰我说：“你刚来，不懂。在我们这里，只能工作挑人，不能人挑工作，这叫服从组织分配。工资的问题，目前先这样，好在你还有点钱，以后会解决。”他也没再多说什么。
劳动大学门诊部在香山脚下。香山位于北京西北数里外，曾是清朝帝王御猎场所，山坡上有数座乾隆时期兴建的游宫。香山也以两座古佛寺而远近闻名——卧佛寺和碧云寺。每到秋天，白枝松树和长满红叶的黄栌树将整个山坡编织成绚烂的锦云。劳动大学占了香山大部分，人口众多，热闹纷嚷。
行政处处长伍云甫和副处长罗道让两人都说欢迎我来门诊部工作，并说星期六晚开一个欢迎会，将我介绍给行政处的全体人员。他们让行政科席科长给我办报到手续，发了服装和被褥，又给我一枚圆形珐琅证章，当中是个五角星，中央有“七一”两个字，背后刻有号码。席说：“这个不要丢掉，这是出入证章。”又向我补充说：“不要对与这事无关的人讲山上的事。”我听了真有如坠五里雾中。
宿舍位于林木密布的半山腰。但我房间离香山上举目可见的游宫很远，房子是个简陋的小农舍，对我这个出身富裕的城市人来说，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种房舍。泥土铺地，房顶漏水，头上只有一个电灯泡做照明，房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床——架在两条木凳上的一块木板——没有床垫或是床单。没有水，外面有个茅坑做厕所。因为我住处过于简陋，慎娴不能来与我同住，我每周周末回北京老家时才得以和慎娴团聚——还有洗澡。
我们照中国农村习惯一天只用两餐——早上十点还有下午四点。农民很少吃肉，因为我身分是医生，不但可以自己住一个房间，而且几乎每天都有肉吃。餐厅和宿舍一样简陋，但食物味道不错，厨房也干净。
门诊部更是令我大吃一惊。泥土地板的农舍，设备十分简陋，除去几支体温表和两个旧的血压计以外，就没有别的检查器具了。唯一的医疗药品便是阿斯匹灵、喉痛糖浆和消炎药。看来今后给人看病只能靠听诊器和自己的经验，对于稍微复杂的一些病，怎么办呢？
门诊部有两个主任，都是三十岁左右。其他医务人员有二十几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男女，来自农村，受过短期的医务训练。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示非常高兴。他们只会像包扎小伤口这种急救，知道阿斯匹灵可治感冒，但对诊疗则一窍不通。有的人说：“早就听说你要来了。我们真希望有你这样一位医生，可以给我们上课，讲讲医学知识，我们学的太少了。”我吓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好呢？
那星期日我回到家里，正好我中学时一位好朋友陈来看我。我们已经有十一年没有见面。陈是老共产党员，在青年团中央工作。他问我这些年的经历，又问我现在的情况。我向他讲：“我现在到了劳动大学门诊部工作。这个大学很大，而且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象这样的学校很少见。”
他听过以后，神情突然严肃起来。他说：“我这次来看你，事先请求过领导。领导要我告诉你一些需要注意的事，免得你刚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了解情况，糊里糊涂发生错误。”我听了倒真糊涂了。我说：“我是医生，给人看病，仔细尽责，有什么错误可以发生？”陈说：“你不要急，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我告诉你了，在劳动大学。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每天看看门诊，没有什么大病，实在荒废时间。”
他哈哈大笑说：“你看那里象个大学吗？香山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各个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你这个门诊部就是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服务的。北京解放不久，为了安全和保密，中央机关暂时在这里，难道没有人告诉你，要保密吗？”他又庄重起来说：“时间长了你自然会知道许多情况，不要小看这个门诊部，设备不好，病人不多，但是这地方重要，接触的人也重要，这就是我们的领导同意我与你谈谈心的原因。”
当时我不敢问他，他口中所指的领导同志是谁。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香山这一地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及所属中央机构的所在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中，周恩来与任弼时经常住在城里，朱德住在香山附近的玉泉山，这里也是过去清皇室的园林区。毛泽东及刘少奇住在香山。周围的卧佛寺、碧云寺及西山一带有名的寺院称为“八大处”，都住满了党中央机关和部队。
香山门诊部的上级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厅主任是杨尚昆。除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处，主管所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后勤供应以外，其余各处主要是为五大书记的办公、会议、警卫和料理生活而服务，但中心是围绕毛而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是党政机构里最神秘的部门，连其成员都不清楚它的组织机构和功能，只有高级干部或资深人员才对其略知一二。
一九五零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分成八大部门。行政处处长伍云甫、副处长罗道让主要负责党领导阶层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后勤供应。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他那时也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手下做局长）负责党最高领导阶层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汪在保护所有最高领导同志之外，还身兼毛泽东的卫士长。汪在保健工作方面时常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互相牵制冲突。
机要秘书室主任为叶子龙。他负责安排所有的高层党干部会议、会议记录，以及政府党务公文的收发。此外，他还兼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管毛的家务、及负责处理毛的礼品，并给其他四大书记选派机要秘书。
政治秘书处则负责实际的公文书写工作及向最高干部通知要务。一九四九年处长为陈伯达，他也兼任毛的政治秘书。毛也有其他的政治秘书——毛的妻子江青、胡乔木和田家英。其他书记也有专属的政治秘书。
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和机要交通处（处长王凯）是办公厅下最机密的二个部门。中央机要处负责中共中央的机要联络，需要大批收发密电、译电的人员，译电没有译电本，全凭在河北张家口的机要学校受训死背，密码又常常更换，所以译电员或机要员都必须年轻，年纪稍大，特别在结婚有了小孩子后，记忆力下降，就不适合这个工作了。
机要交通处则负责全国党军领导的机密文件往返。
档案处处长曾三负责保存共产党的党史资料。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处处长邓典桃则负责党各部门的后勤供应。
在罗道让和傅连璋的联合管辖下，香山门诊部负责中央办公厅内所有干部的保健工作。因此我的病人就包括了这些高低阶层干部和其家属。
我自然也认识了其他中共中央机关的大小干部，但平时交往上没有与上述这些人那么密切。我对这些人都抱着崇敬的心情。我认为他们为了中国的富强康乐，为了建立新中国，从青少年时代就弃家参加了共产党，历经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是真正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此外，我对于一般的男女干部与工作人员也抱着极大的敬佩态度，因为这些人也都是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在默默无闻中奋力工作着。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与事。中国有了希望，希望就在这些人身上。
在我成为中国革命核心的新成员后，我得以在建国仪式中，坐在前排，亲身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成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天清晨五时，大家起床。这是个晴天，凌晨很冷，都穿上了棉大衣，吃过早饭以后，由香山乘卡车出发，不到七时到了天安门广场。
我们抵达时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群。汹涌的人潮举着各式各样的彩旗。在冷冽的秋风中，飘扬的彩旗一扫北京的阴沉。人群欢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唱着革命歌曲，场面既宏大，又很激励人心。
十时正，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全场欢声雷动。自我大哥第一次告诉我毛泽东是中国的救星起，他便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虽然我在香山工作，却从来没有见过毛。他当年只不过五十六岁，高大壮硕的身体，脸色红润，前额宽大，头发漆黑浓密，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毛穿了一身黄呢中山服（后来这样式被称为“毛服”），戴一顶黄呢工人帽，站在一群代表联合阵线的非共产党政治人物之间。高雅的宋庆龄也在场。
虽是众目所瞩的人，毛的态度却从容而又庄严，没有一丝做作或倨傲。我也看过意气风发时的蒋介石好几次，但他仪态总是非常高傲，要所有的人俯首称臣，从未让人感到易于亲近。
毛却很有群众魅力。虽然毛湖南口音很重，但语音清晰，语调很富感染力。“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大声宣布。随即广场上人群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的两眼充满了眼泪，无限的民族自豪感涌上心头。中国、中国人受外人欺凌侵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一位传奇式的“革命领导人”，是一位历史创造者。我离他很近，但是又觉得很远，因为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医生，当时我可万万想不到以后成了他二十二年的保健医生和医疗组组长。他临终时，我也在他的病榻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访问数月，与苏联的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一九五零年二月回国后，毛自香山迁入北京中南海（即为旧紫禁城的游园地）。中共中央办公厅随之迁入。其他中共中央机关也相继搬进城内。这时行政处的主要人员迁入中南海，称为中南海行政处，香山还留下小部分人，称为香山行政处，看守香山这一地区，以备毛等人或许有时小住。门诊部也因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中南海，在警卫处下成立保健科，专门负责毛等五位书记的保健医疗；香山还留下门诊部的大部分人，称为香山门诊部。我留在香山。
如果没有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或许我就不会离开香山，那么以后的三十八年势必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