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亲历夹边沟-节选(2)
来源: 往事微痕 作者: 高仕泌 
草在水里浸泡后，草中的泥沙和少量残余的粮食，由于重量的原因全部沉到了底下。清理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些粮食。但是，从泥沙里清理出粮食，没有工具是相当困难的，用手一粒一粒地拣，效率实在太低，工作那样紧张，确实没有这种空闲。看着这些粮食我真的非常舍不得丢弃。（其实每天至多也不过几十粒小麦，只是在当时情况下非常珍贵。）趁没人看见的时候，我悄悄地、一粒一粒地挑拣起来。
“你在干什么？这样一点点粮食值得一粒一粒地拣么？工作可以丢下不管吗？”曹组长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恶狠狠地训起人来。“用簸箕盛了倒到后墙外面去。”曹组长的命令岂能不听，我只好把泥沙连同里面的一点粮食，一起送到后墙外面去。后墙外面是一片荒地，洗草的泥沙堆积在那里。天长日久积成了一个小土堆。一天，当我抬着洗出的泥沙到后墙外去倒时，看到曹组长和刘兽医，两人正在用簸箕、铁锨、筛子等工具，在那里用心地淘筛泥里的粮食。形势一天天恶化，他们在小食堂吃饭的人也吃不饱了。曹组长不许我捡的粮食，原来是要留给他们自己来捡的。
这里的纪律相当严格，曹组长、刘兽医等劳改释放人员，在我们面前尽管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但实际上他们也是阶级斗争的专政对象。他们在生活上，也很难得到多少特殊照顾。至于我们几个喂马的人得到的特殊照顾，也不只是我们和炊事员的关系好，而是因为我们喂牲口的人，手里掌握着牲口的饲料粮。我们吃不饱，难免就会偷吃马料。为了养好牲口，领导给炊事房打了招呼，我们才得以享受这有限的优惠待遇。
曹、刘两人在后墙外面辛辛苦苦地筛了半天，得到的也不过不足半斤的小麦。然而即使这有限的一点粮食，在当时已是非常难得，无比珍贵的了。
饥饿的威胁一天比一天加重。牲口虽然得到了有限的休息，我们饲养人员的工作反而加重了。许多牲口留在圈里，整天都要饲喂。食堂对我们的照顾越来越少，以至几乎没有任何照顾。为了维持体力，我们开始偷吃马料了。偷吃的方法既简单又原始：趁没有人的时候，伸手抓几粒粮食、一些油饼或一把麸皮。填进嘴里偷偷地咀嚼，一旦发现有人来就得迅速地咽到肚里去，表面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不要以为这生粮食、生麦麸难以下咽。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每吃到一口饲料，都感到是无比的幸福，它们的味道，实在比世上任何山珍海味都要好上几百倍、几千倍。即使连同麸皮里的泥沙一起下咽的滋味，也是人间难以比拟的享受。偷吃马料也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因此，尽管饥饿难耐，偷吃马料也只是在确保不至被发现的情况下，吃上小小的一口。
食堂的饭食也开始“以粗代精”了。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一大批一大批干白菜叶子、干萝卜叶子。食堂把它们简单地淘洗之后，放在大锅里煮熟，然后剁碎，掺和到面粉里，蒸成一个个菜团，食物的体积又增大了，但营养却进一步降低了。饥饿的恐慌笼罩着整个农场，不，不仅仅是农场，整个甘肃、整个国家都正在经历着一场饥饿的浩劫。
甘肃省是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省份。我1956年从云南调到山丹军马场，来时在山丹军马场驻山丹县办事处小住，等待托运的行李。在城里闲转时，看到一户人家门前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我以为是在办喜事。经打听才知道，原来这家人家，出了一个小学毕业生。县城里，一个孩子小学毕业，竟值得如此庆贺，当时、当地的文化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甘肃的农业也欠发达。多年来一直是粮食差进省。所谓差进，就是本省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从外地调进补充。大跃进的年代，一阵阵的浮夸风，把领导干部们吹得晕头转向。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忽然变成了余粮省，不仅不需要外地支援，相反，还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外地，支援国家建设。这一个调进变成调出，一字之差，可坑坏了甘肃老百姓，我们这些劳教人员自然更是首当其冲。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省委书记张仲良不是想方设法为民排忧解难，相反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硬是提出“宁可吃不饱，不让红旗倒”的错误口号。供应人们的口粮标准一降再降，牲畜的饲料粮也被大大地削减。1959年冬季的一个早晨，当我打开畜圈门，准备驱赶骡马到大门外的水塘去饮水时，一头骡子卧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无论是用鞭子抽打，还是死命地拉着缰绳吆喝，都无济于事。它只是把头用力地往前伸，四条腿用力地挣扎。然而无论怎样，它就是站立不起来。
老刘兽医闻讯赶来了。看看这瘦骨嶙峋的牲口，他能做的，就只是责骂我们这些喂牲口的人，骂我们不负责任，把牲口喂成了这个样子。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罪过。我们挨训、挨骂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由你怎么骂，我们只是默不作声。
“抬，想办法把牲口抬起来。”有人提出倡议。于是我们到马车上找来一根粗绳，从牲口肚子底下穿过去，在前腿和后腿腿根处拉上来再打成结。然后用一根大木棍从中穿过，一个人拉着缰绳，一个人扯着尾巴，两个抬杠子的人用力把牲口的躯体抬起来，加上牲口自己的努力，骡子站起来了。它摇晃几下身躯，用力地抖掉身上沾着的泥水，然后踏着蹒跚的步子，独自向大门外的水塘走去。它渴了，按习惯它每天早晨都要饮一次水。
一头高大的骡子，躺下去就站不起来了。这标志着整群牲畜的营养状况，已经下降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它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第二头、第三头以至更多的牲畜都将步这头骡子的后尘。
老刘兽医告戒我们，从今以后，夜里要防止牲畜卧倒，只让它们站着吃草、休息，不许让它们躺下，以防再度发生需要人抬牲口的事件。为了保住这一批牲畜财富，领导上把犁地、耙地之类的重活尽量让劳教人员代劳。牲畜除拉车之外，其他农活都暂时停止，以便让它们能得到一个恢复体力、恢复健康的机会。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领导心目中，牲口的性命要比劳教人员的性命更值钱。当时劳教人员中已经有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足而“病”倒，但得不到应有的合理的休息。
许多牲口不出工，留在圈里喂养。我们的工作量又大大地增加了。除了每天要多铡许多饲草之外，每天上午要把留在圈里的牲畜，一头一头地牵到院子里、拴在木桩上，以便让积肥组的人们到圈里清扫粪便。中午又要把这些牲口一头一头地牵回畜圈，再拴起来喂养。这些活是轻松的，并不费多少体力，但却要占去相当多的时间，更何况我们这些人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下降。体力的承受已经到了极限。增加一根稻草的重量都可把我们压垮。因此，增加这样一些工作，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相当吃力、非常沉重的负担。
1959年，农场又是一个丰收年。和1958年一样，虽然丰收，但我们的生活却没有任何改善。非但没有改善，相反伙食的水平还在不断地下降。我们的收成又被用来填补省委浮夸吹牛造成的粮食缺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