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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政府的代价

2019年09月10日 11:20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历史的坏脾气 作者: 张鸣

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其实不见得个个都是昏庸之辈。乐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毕竟是少数;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嫔妃玩做买卖游戏的南朝东昏侯、整日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实也就是心思没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论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恰恰是因为太聪明了,结果倒成了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个昏君,这个人就是

杨广之聪明多才,恐怕放到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会逊色。他自己也认为,就算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应该做皇帝的。话虽有点浮夸,但此公才学确实有,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跟士大夫诗赋唱和。从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多少有点意思,至少不像现在名气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笔那么俗气。《隋书》上说他“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应当说有点道理。杨广文才不错,武功也有那么点,隋平南陈,他是行军元帅,北却突厥,他还是出征的主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没有给将士们添乱。即使是痛贬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可是,造化就是这样弄人,被聪明所误的人,在聪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炀帝杨广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不聪明而且多才,恐怕杨广不会有那么多的大手笔的动作,后来让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独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创制,多半出于这个被后人骂为“炀”的皇帝,特别著名的是科举制度。正是这个制度,让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备和发达的官僚结构,被后世史学家许倬云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让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布罗代尔惊叹,怎么中国那么原始的帝制,却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制相伴。当然,调动几百万民工修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以及兴百万大军屡次征伐辽东,也是他的大手笔。只是这样的大手笔,最终让他丢掉了江山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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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多的遗惠后世的大动作,却因此身死名裂的。不仅科举制让后来的皇帝把天下英雄尽数纳入彀中,而且大运河也让后来的王朝尽享漕运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骂名(只有有点类似,但秦的江山不是丢在他自己手里,史家对他的评价有贬也有褒)。毋庸讳言,在当时,这些大手笔的施展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中国虽然有着发达的商业,但却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市场,发展出成型的商业社会,国家也没有对应的制度和税收策略;中国也不完全是一个内陆国家,但海洋经济由于受到商业发展的限制,更是进不了国家战略的视线。所以,历代王朝都只能以作为立国的基础,而小农经济是经不起国家大手笔动作的。修建东都和大运河,成百万人耽误农时,消耗储备,一已为甚,何况再乎?农业民族,从本质上讲是不宜扩张的,对外战争,最高的限度是防卫性的。以秦始皇这样的雄才大略,挟灭六国之势,击走匈奴之后尚且得修长城,可见进攻态势之不可取。百万兵上阵远征,百万人沿途馈粮,幸而战胜,尚且难以预后,何况战败!说到底,中国不是一个商业国度,可以方便地集中资源,也需要靠武力维持商路的畅通;中国也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无视海洋的运输之利,也想不到出海谋取更多的资源。在自己限定的框架里,只能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否则就要出大麻烦。

当然,在史家眼里,这个亡国之君跟他的同类一样,有着雪崩式的道德败坏的经历,矫情做假、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说更是把杨广说得像恶魔一般:弑父杀兄,淫母奸嫂,杀人取乐,甚至还近乎色情地描写他坐着羊车在众多宫姬住处之间游走,为了能得到他的临幸,宫姬们竞相在门口堆满羊爱吃的食物。尽管后者荒诞得有点像后现代先锋派小说,但实际上两者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于隋炀帝的品质和道德的败坏。事实上,隋炀帝的奢费并没有耗尽国家的储备,而使隋朝从仓储之粮满赢,到饿殍满眼的转换,恰是因为他动机看起来还不算坏的大手笔。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格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乱折腾、大折腾,老是翻锅。老子的这句话自从两千多年前说了以后,相信历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君主,都是铭记在心的。至少在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忘了这句话。

(选自张鸣著《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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