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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从杭州到青海
来源: 黑五类忆旧 作者: 陈士濂 
也许是我的运气还不错，1956年我从杭师毕业时，正遇上全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特许在职的中小学教师和应届师范毕业生报考高等师范院校。就这样，我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这说明那时的高考政审相对还算宽松，除军事院校以及保密性较强的专业外，普通高校还能接纳地富子女。记得当时与我同一个小班的，还有一位来自上海的资本家沈世礼同学。
因入团要求屡屡被否，当时我在政治上已不思进取，只想低眉顺眼做个不生事的顺民。即使在似乎最自由的1957年春天，不少同学热衷于集会演讲贴大字报，我仍然埋头在心爱的文学书籍中，与那些轰轰烈烈的活动隔着一条鸿沟。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像鸵鸟般将头深深地埋进故纸堆里，从书籍的阅读中取得愉悦的同时，也期望“书中自有黄金屋”，能以“学问”为自己筑个安身立命的小巢。也正因如此，后来反右时，我这样不左不右的边缘人物得以侥幸躲过那顶帽子。
然而到1958年，形势不同了。随着大跃进口号的提出，校园的革命也在往纵深发展，连大人物康生都到我们学校来视察过。整风、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红专辩论、教学革命……一环扣一环，一浪接一浪。课程基本停止，无论师生员工不管你愿意与否，在上边统一布置下，全都得投入运动。在这种革命形势感召下，我再次萌发了要求进步之心。我想给自己以彻底的清算，摆脱地主家庭在思想、感情上加于我的羁绊，否定旧我，生出个新我。恰逢此时整风运动进入向党交心阶段，我向团支部提出了引火烧身自我检查的要求。
起初支部没有答复，大概是怜我年幼，并非他们认为的问题学生。禁不住我再三请求，由团支部主持，1958年早春的一天，我向全班同学作了思想检查《暮气之根在哪里》，将我的官僚地主家庭情况，我对反动亲属的依恋之情，我在反右中对右派言论在思想上的附和与同情，以及自己的个人主义等等和盘托出。听完我的检查，同学们几乎楞住了：这小家伙，怎么那么复杂啊？但他们还是纷纷表了态，以最大的热情欢迎我的进步。那一阵，我确实觉得轻松了许多。我想，我这么赤诚地交了心，组织上肯定会信任我，我将如凤凰涅盘获得新生。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我期望的那样。我并未获得新生，反而从原来的边缘人坠落为异类。我明显地感觉到了接踵而来的排斥歧视。在当时要求的全民健身二级劳卫制测试时，我被剥夺了打靶的权利——尽管只是一般的小口径步枪，我也得到了不许持枪的通知。
政治上的歧视，我可以俯身承受，但随之而来的经济打击，却是我无法解决的。从1958年开始，我就读的浙江师院改为杭州大学。作为普通高校，收费在所难免，如果想继续享受原来的免交学杂费、膳宿费优待，就得另外申请。这种申请并不困难，一般学生都会被批准。但家境特别困难的我却成了例外，学校拒绝给我发放困难补助。我只能硬着头皮不交膳费，每日里腆颜捧着饭碗进餐厅，吃着“嗟来之食”。
这么熬了几个月，我终于产生了离校的念头。除经济的窘迫外，潜藏在深层次的是内心的恐惧。我比以前更害怕了。因为在此期间，我又目睹了几个同学的被迫遣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邻班的“青年作家”叶宗轼，据说老家有农民来信，揭发他解放前曾参与家里的收租，应是地主分子。于是作为阶级异己分子，他被开除回家。走的那天，我见他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身旁堆着行李书籍，没有任何人相送，踽踽而去。他的遭遇，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不禁猜想，下一个被赶回农村的可能就是我。明知头顶悬着达克摩利剑，却不知这利剑何时掉下来，这种战战兢兢等待宰割的滋味实在难受。
我决心摆脱它，就向校方打了休学一年的报告，表示要自己出去挣学费。这个报告很快被批准，也许它正符合校方清退异类的需要。与我谈话的是学生科一位姓赵的科长，以前从未接触过。他神色严峻，沉着脸告诫我：“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原籍去接受农民监督改造。”在办理例行休学手续时，他在我填就的表格上挥笔写下了一行类似判决的文字：“该生出身反动家庭，本人表现不好。”说实话，对于这样的判词我是很难接受的。出身反动是事实，这“表现不好”实属莫须有。大学期间，我并未犯过任何错误，还不时在报刊上发表些诗歌散文，属于成绩优秀的学生。但在赵科长的权力话语钳制下，我只有默默忍受。
拿着这张镌有罪孽“红字”的表格，去校内各部门办理离校手续时，我多次遭到白眼。在医务室，一位年轻护士以奚落的口气念出了那行字，我听后哼了一声，她立即责问道：“怎么？还不服气！”我没敢再出声，只盼望她快快把章子给我盖了。其时我恐惧已极，生怕他们真的把我押解回乡，我只求速速离开这所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我害怕再次见到那位赵科长，又担心给我的正式文本上会附有我的“罪状”，于是连休学证明都没有领取，只带着一枚校徽匆匆登上西去青海的列车。这时，1959年新年的钟声正敲响，我刚满20岁。我的大学生涯，从此戛然而止。
在青海，先我一年退学的姜君夫妇，已为我联系好去省卫生学校教课。学校人事科长听取了我的情况介绍后，竟立即将我拒之门外，只撂给我几句冷冷的训诫：“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不能自己出来工作，应该回农村接受监督改造。”两位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政工干部，话语竟是如此相似，我不禁为自己的命运打了个冷战。失望之余，倒也生出另一种逆反心理：既然你们都认为我只能发配回原籍改造，我却偏要拼一拼，宁死也不回去！
有了这般破釜沉舟的勇气，我就穿街走巷，遍叩西宁地区各学校大门，到处推销自己，想凭借那枚单薄的校徽去另闯个天地。在最无望之时，我曾混迹农场招工处，准备出卖体力，当个农工，也遐想过像有些盲流那样，弄个镐头背篼，到山上挖石膏谋生。总算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惶惶然四处奔走觅食时，经同学请求，省卫生厅的领导居然直接干预了我的工作之事，逼得卫生学校做出承诺，留下我充当语文代课老师，只是月薪仅给36元，相当于当地一个刚毕业大学生半个月的工资。三个月后，我就离开了那所勉强收留我的学校，到一所小学找了个同样是代课老师的职位。从中专下降至小学任职，月薪反而提高到42元。
青海地处偏远，古来就是囚犯发配之地，1957年后各单位接收了全国各地为数不少的右派和所谓有历史污点的人员。相比之下，像我这样仅仅是家庭问题的大学生，竟可算是清白之身。于是在1959年夏，凭着自己在杭州师范求学时向名师顾西林先生习得的二胡薄艺，被青海广播文工团录用为二胡演奏员，后又并入省民族歌舞剧团，成为该团的乐手。这期间，因为自己常有文学作品见诸报刊，遂被剧团领导赏识，调入创研室担任编剧。位置的渐行稳固，使我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不仅脱籍盲流，还已摆脱家庭出身的羁绊，俨然真成了与他人同样的“革命文艺战士”。
让我重新意识到自己原罪在身，是在1964年四清时。我作为主要执笔人撰写的剧本《达尔龙山下》，在省内现代剧会演一度走红，然而很快随着全国性的批判文艺黑线被定为毒草。在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随之而来的处理就是遣返回家。剧团领导在与我谈话时，一再强调这与剧本之事无关，因为我属于盲流，按政策不得不如此办理。其实，这时困难时期已过，对待盲流已比较宽松。以盲流撵我回去，无非是在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时清除成分不好者的一种借口。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双重不光彩来历带给我的沉重负担。但我依然劣性不改，不愿俯首帖耳地接受这样的组织安排，就使出了一个盲流可用的种种求生手段，四处奔走，腆颜求人。那时我心理上已做了准备，大不了再次去寻个代课教师职位，在偌大的青海总不至于冻馁而死。
这番奋斗，果然有了效果。我的一位记者朋友，带领我夜闯省委宣传部部长午人的住所。该部长在剧团排演《达尔龙山下》时，曾经来团视察并捎带问起过剧本作者，对我有所了解。他认同了我的声诉，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得以化解这次大难，留在剧团。由此我想到，即使在共产党内，由于个人的素质涵养之不同，在执行同样的阶级政策时也宽严有别，有时也不乏颇浓的人性化处理。午人后来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离休，我曾去西安探望过他。如今斯人已逝，但援手之恩从不敢忘。
虽然逃过了“遣返盲流”之劫，名义上仍留在剧团担任编剧，但我自己心知肚明，已再次沦落为三等公民。外地来演出内部话剧《叶尔绍夫兄弟》，没给我发观摩票，原来联系密切的几个报刊，停发我的作品，后来干脆将我编入团内临时组成的劳动队，去农村与社员“四同”。这时团内已有一些干部作为四清工作团成员下乡。同为下乡，两者性质却是迥异。他们是去领导、整顿基层组织，也就是改造客观世界的，而我们则是纯粹的干活和向贫下中农学习，亦即改造主观世界。
劳动队的组成人员，或历史有污点，或出身反动阶级，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生活作风算是其中较轻的。有位党员副领队，就是犯了生活作风错误的舞蹈演员。也许是在劳动中“惺惺相惜”吧，待这期劳动结束，我竟与已离婚的她悄悄建立了恋爱关系。但这段感情还不到一年就被她单方面地停止了，告吹的缘起竟是我殷勤地请她看了一场电影。
那是老片子《白毛女》。她是跳舞的，我认为请她看舞剧是最合适的表达情意方式。去影院的时候，我用自行车载她。车轮疾转，她紧紧地搂着我的腰，还真有点鸳鸯双飞的感觉。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到影片结束时，她的情绪突然不对了，坚决不肯与我同车而归，两人默默无语地返回团内。
我知道事情有变，但不明白这么短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忐忑不安地等待几天后，她终于道出了拒绝我的理由。原来是她在看《白毛女》时受了刺激，想起自己将有一个像黄世仁母亲一样的婆婆，实在无法忍受。听完她的表白，我黯然无语。革命文艺的力量实在强大，我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苦涩的自豪。
1966年五一前夕发生的一件事，也是令我终身难忘的。那时候每逢五一、十一，全国各大城市都要组织游行。节日前夕，剧团创研室的负责人向我打了个看似很不在意的招呼：“明天的游行，你不用去了！”我听后，心里一阵冰冷。当我回到房内时，发现与我同室的孟犁野也在发呆。他是在《中国电影》编辑任上被打成右派的，下放到青海人民出版社摘帽后调来我团，与我均为编剧。我见他的神情异样，猜到他也与我接到了同样的指令。我们没有多说什么，也不敢多说什么。
第二天，他早早地躲出去了，不知道上哪儿独自发呆，而我则蜷缩在屋内，聆听着外面热闹的人声锣鼓声，没有踏出房门。我害怕遇见别人，游行都不去，这算是怎么回事？难怪我的母亲将那份偶然得到的“人民证”珍藏起来。我这个“国家干部”，不是也同样享受不到劳动者的节日权利吗？这一年的国际劳动节，是我过的最黯淡的一个节日。本世纪初，在犁野君已调回北京并担任了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后，我俩相聚时还曾提及那次“非我族类”之辱。就是事到今日，我们也没搞明白，像那样一个无丝毫保密意义的群众集会游行，有什么必要禁止我们参加？除了人为地制造冷漠歧视仇恨分裂，它于社会又有什么好处？
进入文革后，我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一次西宁人民剧院召开批斗大会，我混迹其内想一看究竟，只听主席台上一声大喝：“黑五类子女滚出去！”尽管并无人指名道姓地指证我，我自己却仿佛已被公示于众，连忙装作上厕所匆匆逃离会场。从此我对于那些革命造反派总是敬而远之，从不敢觊觎光彩夺目的红色袖章。就这样小心翼翼，还是未能免除派仗之累。在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发起“二.二三”事件，枪杀“八.一八”战士三百余人，开创了全国以武装镇压反对派的首例后，我受命参与了妖魔化对立面的派性戏《二月风暴》的创作，在半个月时间内就完成了该戏的排演稿。虽然这是违心之举，我绝非赵副司令支持的“捍卫队”一派的信徒，但主观上确有谄媚手持武器的掌权者以避祸自保的成分。
正当这个派戏紧锣密鼓地排练当中，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向，党中央、中央文革等最高权威部门于3月22日发布了为“八.一八”平反的公告。“二.二三”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赵副司令固然成了阶下囚，底下的“捍卫队”大小头目也难逃程度不同的惩罚。按理说，我并非“捍卫队”成员，《二月风暴》这个派戏的始作俑者，其实是从北影调来青海的演员张亮夫妇。张亮曾出演过电影《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社会上有些影响。他们夫妇虽在“八.一八”平反初期受了不少皮肉之苦，但到了文革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由于出身没问题，已转化为“革命群众”；我则因为原罪在身，就成为主要的清算对象。1968年4月30日，《红宣兵战报》发出配有我漫画头像的战斗檄文《揪出〈二月风暴〉的黑笔杆陈士濂》，署名《红宣兵》编辑部。
【在彻底击溃“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斗争中，省话剧团革命委员会率领八.一八红宣兵和广大革命群众，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揪出了反革命黑戏《二月风暴》的黑主笔、周扬黑线、黑网上的小爬虫——陈士濂。
揪得准！揪得好！
陈士濂何许人也？乃一贯利用小说及文艺作品进行反党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陈士濂出身于反动的官僚地主家庭，狗父是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罪恶累累的伪官僚，解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1951年被我镇压；其母地主分子，被管制；一个狗叔是反革命分子，已被我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另一个狗叔陈肇英是伪国民党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潜逃台湾；一个狗表兄是国民党伪县长，解放后被捕入狱（已死）；另一个也是地主分子，被管制。陈士濂就是被杀、关、管、斗的反革命家庭之犬。】
接着列举了“陈贼用手中的黑笔，为中国的赫鲁晓夫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大书特书其反革命父兄的遗嘱，大干反革命罪恶勾当”的种种罪行。
那一阵，我不仅要参加团内的批斗会，还得像如今的大明星赶场子一样，“出席”外单位组织的批判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省市文艺系统批斗会，“八.一八”造反派的司令、担任过省革委会副主任要职的马集文亲临指导，作了长篇讲话。那天发言的人很多，其中京剧团的红宣兵头头张学文，开得口来就是一连串的谩骂，什么“狗崽子、狼崽子、蛇崽子、王八崽子”，一口气骂了十几个“×崽子”。这说明，在他们的眼中，我罪恶中最“昭彰”者，还是出身异类，乃某种最可恶动物的崽子！
批斗会后，我被编入剧团的牛鬼蛇神组，组长就是后来蜚声影视两坛的李丁。我们将近二十人被集中到一个大房间里，门上大书“牛棚”两字，让过往行人更有力地监督并可从敞开的窗户像参观动物园般观赏这些丑陋的“人体动物”。在群众雪亮眼睛的注视下，我在靠床头供自己面壁思过的那一小方墙壁上，端端正正地贴了一幅自撰自书对联：“一定老老实实，绝不乱说乱动。”其时犹如罪人归位，我已定下心来，等待最后的处理。我知道，两位政工干部早先的预言这回要实现了，我肯定得乖乖地滚出文艺队伍，回去接受农民的监督改造。于是，我未雨绸缪，先将我唯一的一块手表托人卖了，准备没薪水领时可以顶两个月的生活费。我还趁跟随团里木工汪师傅做道具的机会，努力学习手艺，以便将来被赶回农村后能挣得一碗饭吃。
想不到百日之后，1968年的8月31日，我意外地等来了青海话剧团专政小组、专案小组联合颁发的《公告》。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关键时刻，在亿万革命人民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的革命大批判高潮中，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对革命群众揪出的陈士濂反复的交代了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指明出路，进行教育。现陈士濂对其自己的反动家庭、本人罪行、大毒草“二月风暴”等问题，都有较好的认识，交待的较为彻底，与我专政小组、专案小组反复调查研究核实的材料基本相符合。
根据这一情况，我专政小组、专案小组认为，陈士濂确有彻底低头认罪、悔改自新的诚意，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及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我们将此情况上报文化局革命领导小组、群众专政小组，要求将陈士濂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解除群众专政。现上级有关部门已经批复，同意我们的意见。
现出公告，正式宣布解除对陈的群众专政。我们热烈地欢迎陈士濂同志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迈进了一大步。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党的政策的伟大胜利！】
在院墙上发布此公告的同时，已从歌舞剧团分离出来的话剧团革委会还在大会上，宣读了对我解除专政决定的有关材料。这份材料写得非常详细，还很有点辩证意味：既指出我的家庭、社会关系很复杂，又说明我并无隐瞒；虽没有与家庭划清界限，但还不是坚持反动立场；既指出我在大学时思想落后右倾，又说明材料来源于“向党交心”，不能作为罪证；既指出我在《达尔龙山下》、《二月风暴》等剧中的问题，又说明其炮制的责任主要不在我，而我自己的文章只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范畴。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份材料及其结论是心服口服的。我甚至觉得，在我所在的这个小单位里，那些从无执政经验的演职员，其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水平较之于我前边遇见的两位政工科科长要高过一筹。而且，我对为解决我的问题千里迢迢外出的调查者和那些被调查的同学、乡亲都心怀感激。只要他们其中任何一人加我以某项似是而非之罪状，以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我的遭遇就会很惨。当然，我当时更为感激的还是领袖，是政策。我在当天的日记里极其真诚地写道：我要千遍万遍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革中对黑五类及其子女家属的打击，此时达到了高峰。从我切身体验看，自“清理阶级队伍”以后，由于执政者的矛盾指向所谓的走资派，对黑五类的压力反而有所减弱。待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普遍地给地富分子摘帽后，我才真正地感受到一个人不被歧视、不再受压是何等的舒畅。也就在那时候，素来令我心生畏惧的政工干部居然主动来找我，动员我写入党申请并主动做我的介绍人。其时我对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的举措心悦诚服，觉得党大有希望，故而写了申请并很快地得到批准。1983年，正值重用知识分子、提拔年轻干部之际，省委一纸调令，将我从话剧团的普通编剧，一下子提升为青海省文联副主席，任职至1998年提前退休。
作为一个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的“狗崽子”，能在阶级政策如此严酷的情境下，从夹缝里求生，从盲流转入体制内还获得了一定的地位，这是什么原因呢？步入晚年后，我也曾反躬自问。我觉得除了机缘巧遇，以及自己有些微弱的抗争意识，在那个听任组织安排的年代敢于自谋职业越级上诉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我总体上服从了阶级政策的需要，已经从“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演变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里有一个从被迫到主动、从认罪自保到自觉配合的过程。
从上初中开始，我就不断地被灌输要与家庭划清界限，其后又是与此相关的一连串运动。经过多次打压不断地自辱、自贬后，我已磨尽了曾经有过的不平，认可了原罪，接受了不公正待遇，将其视为合法合理的差别对待。记得文革初期血统论甚嚣尘上之时，像遇罗克那样的热血青年正奋起反击，而作为受害者的我，却将登载在小报上宣扬血统谬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路线万岁”抄录在日记本上，承认该文的立论“老子反动儿混蛋”适合于自己。既然自我矮化到极致，对于组织上偶尔恩赐的“赏识”、“重用”与后来“牛棚中的解放”自然会感恩戴德山呼万岁。
我的这种渗透于血液中的“脱胎换骨”改造，更明显地表现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其实，我的处女作、发表在1957年6月号《东海》杂志上的散文《孩提之爱》，顾名思义还是写童真童趣属于人性范畴。但后来的作品，特别是那些需要更多人参与的剧作，则完全是为具体的政治目的服务，杜撰出一些所谓的阶级斗争。像《达尔龙山下》，就编造了一个妄图复辟的牧主头人和贫苦牧民斗争的故事，它与现实的牧区，除生活细节有所相似，其他都是克里空的产物。《二月风暴》更是从“八.一八”是反革命这概念出发，按“捍卫队”一方所提供的点滴材料，加以无限的生发虚构，编造出一场血淋淋的阶级报复夺权斗争。
这说明，经过多年自觉或不自觉的磨练，我已做到自觉听命于当权者的政治指挥，完成了从一名纯真的文学爱好者到为权势者秉笔的蜕变。这种内伤是致命的，有时甚至不可逆转。即使在“四人帮”粉碎后我重新握笔时，也始终摆脱不了“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像我重续儿童文学前缘编写的童话《白唇鹿青青》，明明写的动物，也要硬塞进个千户和管家，有意妖魔化我并不了解的藏族上层人士，生硬地将阶级斗争搬进天真无邪的孩子生活中去。
上个世纪末，思想解放之大潮汹涌澎湃。在屡获启蒙，人权意识、民主意识渐次浸淫于脑际之后，我对自己已凝固于脑中的“阶级观点”产生了怀疑。首先是我到底有什么罪？出身不好，能成为受歧视、遭打压的缘由吗？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更是最重要的普世价值之一。那种将黑五类的子女长期置于被压制地位，让他们始终诚惶诚恐地生活，是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所不能允许的。既然我本无罪，那么就不应该被作为非类、打入所谓的“牛鬼蛇神”，不应该接受超乎法律之外的“群众专政”，更没必要为这样的“解放”而感激涕零。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一期，201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