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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北大荒记忆
来源: 记忆 作者: 季超男 
查夜
迷迷糊糊之中，我被人推醒了，一个低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哎，起床起床，该你们了。”我“腾”地坐起来，霎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赶紧穿衣服，一面就小声叫起了身边的小毛小沈小阎几个女孩，悄没声地，几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全副武装：棉裤里套上了毛裤，棉鞋棉袜里再塞上双毛袜，圆圆滚滚地站好，然后笨重地挪动着双脚，走到冰天雪地中去。轮到我们查夜了。
好像是1971年初，珍宝岛硝烟弥漫，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后，全兵团都进入了战备状态。虽然都是兵团战士，虽然离珍宝岛只有400里，但除了打野猪的几杆枪外，我们连真枪的模样都没见过。我们这生产连队的“战备”就是由青年排执行的夜间巡查。
这一夜格外宁静，风停了，没有月亮，满天星星闪烁，好像伸手就能够摘下来。不过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兴致，半夜睡得正酣被骤然叫醒，胃里热热的好难受，头也胀胀的，小沈她们困得滴里搭拉的，走出门半天了眼睛都没睁开。我们是今夜第三岗了，一岗4人，两小时一换，200多知青轮班来。
查夜除了看牛棚马号机库粮仓外，最重要的任务是到各家各户去巡查，以防苏修特务什么的隐藏到谁家里去。我们打着手电，从村东口路北老李家开始，一户一户查下来，直到村子大西头老宋家；再翻到后排，从西头查到东头。全连几十户人家，无论反革命还是贫下中农，无一例外。
到每家程序都是一样的：推门（家家睡觉都不插门，是货真价实的“夜不闭户”），进入堂屋兼灶房，拉门，进里屋，用手电逐一扫过炕上的男女老幼，证实没有问题，退出，带上门，奔下一家。全过程中，只有我们扑噜扑噜的脚步声，踩积雪的咯吱咯吱声，轻轻的喘气声，忍不住的咳嗽声；老职工家里很少有什么动静，有的人家连呼噜声都没有。迎接我们的，只有几声懒洋洋的狗叫，开始那些天狗咬得好凶，后来大概狗也见怪不怪了，见人来了，哼哼几声了事。
两小时到了，一遍也查完了，还是和往次一样，没什么情况。于是走回宿舍，叫起下一岗的人，赶紧倒头睡下，又困又乏，明天还得干活呢。
查了多久我忘了，怎么结束的也忘了，无非是生产任务呀，新的运动呀什么的一冲，自然让路了吧。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既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也没有遇见任何不愉快。每一家都睡得那么熟，每双眼睛都闭得紧紧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男人还是女人，东屋还是西屋，家家如此，次次如此。
说实话，刚下达查夜任务时，反帝反修的激情，抓苏修特务的刺激，烧得我们好几天就睡不好觉了。可是渐渐的，也不知怎么搞的，就变成例行公事了。我们只是以那个时代青年人特有的认真与服从，努力完成着这个不知为什么要执行的任务。
那些青年中我算大的，那会儿都快23周岁了。可是我却从来没想过，半夜闯到别人家巡查，这有什么不妥。在我的心里，这就跟马玉涛唱的《老房东查铺》似的，和巡查军营没什么不同。我也根本没想过，夜里，每个家里，会有些什么事情：每天夜里扑噜扑噜地来这么几拨人，人家心里会有什么感受。
直到20多年后的有一天，我才突然醒过闷儿来问自己：我们每次进入老职工家，难道他们真的都是睡得那么熟吗？为什么从来没听谁说过梦话、咬过牙、起个夜什么的？为什么每一双眼睛都闭得那么紧？
于是我不禁毛骨悚然——在那些紧闭的眼皮后面，有多少灼人的眸子盯着我们，有多少戒备的心对抗着我们！怪不得当时下达这个任务时，老职工中没一个人应承，从老连长就把它推给了青年排；青年排中老职工的子女也不参加，一股脑推给了这帮傻乎乎的知青。
并没有人提出过“以谁为敌”的质问，全连恐怕也没一个人懂得什么叫“侵犯隐私权”，但是，就和古往今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样，当人的尊严一旦被伤害，人的权利一旦被侵犯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反抗，尽管有时是无声的，就如同那些紧闭的灼人的眼睛一般。
唉，那时候，我们这帮傻知青！
“把×××揪出来！”
这个记忆一直固执地活在我意识的深处，就像要露出水面的岩头，薄薄地迫近，等着把它唤起。怎么唤起的？记得好像是近二十年前，偶然看了权延赤的《陶铸与曾志》，看到陶铸被突然“揪出来”，于是，喷薄而出，“把×××揪出来！”的记忆就一连串流水般涌出来。
1968年6月我们来到北大荒，正值兵团组建，尔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记忆中有什么“清理阶级队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打三反”……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把×××揪出来！”的喊声。情况总是这样的：全连男女老幼聚在文化室按部就班坐好，先共同背诵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布开会，工作组领导先作讲话，然后依次发言，开头都是诸如“红旗飞，战鼓擂”，内容多是“阶级敌人心不死”之类，开着开着会，发着发着言，突然一声炸雷：“把阶级敌人×××揪出来！”顿时整个会场死一般寂静，随即就有几个人冲入人群中，拉拉拽拽揪出一个人，胳膊往后一拧，头一按，开始批判。此时口号声响成一片。
后来我看出来了，发言揪人带领喊口号的都是事先布置好的，是运动“积极分子”。那气氛，真挺有震慑力的，别说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了，就连我们这些没一点瓜葛、被视为依靠力量的知青，坐在会场上，一听炸雷般的“把×××揪出来！”都禁不住头皮发麻，心里头真有点惊惊的；再想想，与自己无关，惊魂才渐渐定下来。记得“牛鬼蛇神”中最先被揪出来的是贵××、李××，据说分别是日伪时期的警官、地主；后来逐步升级，揪“现行反革命”，连大人带孩子带知青接连揪了一大串。然后“牛鬼蛇神”们就被关进了劳改队。每次吃饭都能看见看守人押着这队老老小小的进来，先向毛主席像弯腰请罪，然后依次自报家门交代罪行，然后领一份饭，躲到角落里匆匆地吃，干的自然是最脏最累的活，永远是低着头，好像随时准备被揪出队列批斗，而每次开会，一定是先把他们揪来批斗一顿。
劳改队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好像都只有12岁，据说都是“喊反动口号”被揪进劳改队的。那两年小学校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层出不穷地出现喊“反动口号”、写“反动标语”的现象。那男孩的爹据说是地主，就在劳改队里，一老一少，父子同行；要说男孩因父亲被“专政”喊喊口号发泄发泄倒也还说得过去，那女孩“根红苗正”，不光她家、连同叔叔大爷村里一连串的亲戚全是贫下中农，她自己又是红小兵的什么干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经常在台上跳跳蹦蹦的，却也不知为什么喊了，被揪出来了。男孩有时还显得有点不大在乎破罐破摔的样子，女孩则永远是低着头，腿弯着罗圈样的跟着这队被押着的劳改队后面，据说女孩在劳改队里还差点被欺负了。每天看着俩小孩像小尾巴一样跟在劳改队后面，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那个畸形的年代，就出这种畸形的事。“牛鬼蛇神”中还有一个是我们北京知青，还是第一批自愿来支边的，我在怀念老顾的文章中写过他，就是自恃出身好，有点调皮捣蛋，可能是牢骚怪话或者日记什么的有点出圈，结果成了“现行反革命”……
被“揪出来”的人中让我最难忘的是拖拉机手廖家昌，他老家可能在四川，复转军人。我们刚到连队时，他宰了狗烹得香香的，把我们十几个人都请到家去吃。这是我活到二十多岁唯一的一次吃狗肉，好香啊！他被揪出来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他的小儿子上小学二年级，说是喊反动口号，学校追问，据说孩子说是他爸教的，于是廖家昌就被揪了出来，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关进劳改队。劳改队里免不了挨打，加上无休止的批斗、精神体力诸多折磨，据说肾脏坏了。
1972年中我离开连队时，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壮汉，已然是皮包骨头，脸色青黑，一双大眼睛眍眍着，黑洞洞的好吓人。直到几十年后，一看到甚或听到人们吃狗肉，我脑子里立刻就浮现出老廖那副皮包骨头的模样、那双深眍的吓人的黑洞。听说文革后，落实政策，他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小儿子长大了，对自己瞎说害了父亲痛悔不已，异常懂事，体恤父母，勤奋刻苦读书，终于考上了外面的学校。事情终于有了好的结局，可是人一生最好的时光却永与廖家昌无缘了。
1998年回访农场在连队见到了他，想不到的是他满面红光，除了头发白了点好像和1968年我们初见到他时一样！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真对不起，当年我们批判你……”他呵呵笑着，说：“没什么，这不怪你们，都过去了！”
我见识了一个真正的北大荒人，胸怀像大荒原一样宽广坦荡的北大荒人。
运动——“砸烂资产阶级糖罐子！”
这题目听起来实在荒唐，可事实上就确曾有过这么回事。那是1972年春天，4、5月份吧，连里掀起了一场气势逼人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名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运动”。自从1968年我们来到建设兵团，运动就没断过，“割资本主义尾巴”呀，“清理阶级队伍”呀，“一打三反”呀什么什么的，我们无非是跟着喊喊口号，举举胳膊而已。可这一次让我刻骨铭心，因为它特别：矛头对准的是我们知青——运动一起，就先抓了两个上海知青当典型，展开了猛烈的批判，然后横扫青年男女排的“资产阶级腐蚀”现象，层层动员，人人触及灵魂，不当革命的动力就是革命对象。
运动来得真猛，发展得真迅速，先党员再排、班干部再团员，中间穿插着各种骨干会，一层一层地动员、布置。开会回来的，个个脸上抑制不住的严肃与兴奋，没开会的，自然个个心中惴惴的，拼命睁大了眼睛张开耳朵伸长鼻子，想捕捉点信息，一旦得到了要自己去开会的通知时，顿时兴奋难抑。及至指导员大会动员前，青年排多数人都已经被动员过了，所以大会一动员，青年排立刻全面开花，运动一下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人人写决心书，全连搞誓师会，“革命舆论造得浓浓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大街小巷、会场内外，连宿舍的床柱子都糊严实了。然后“大批判开路”，班、排、连，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批判会一个接一个，人人都写批判稿，个个会上都发言，口诛笔伐，上纲上线，火药味浓到了极点。那俩倒霉蛋典型——一个不遵守纪律不服从领导，比如早晨竟敢不起床上工，另一个打架斗殴——别看平时又蛮又横一副谁也管不了的劲头，三下两下的批判，就乖乖地低了头，大会检查小会认罪，痛心疾首地自我批判。
初战告捷，迅速扩大战果——横扫青年男女排的资产阶级腐蚀现象。说起来，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最大的不同恐怕就是更老实听话守纪律更正统，因为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也更封闭：我们连离最近的连队也有十来里路，没时间也没条件去串联；1971年探亲假后，我带回来全连唯一的一台收音机，短波还被焊上，电池用完了都没处去配，要不是自己订份解放军报、平时学学毛选的话，精神食粮的唯一来源就只有全连大会听指导员连长传达文件念报纸训话了。我们女孩子当然更老实更乖更守纪律也更纯洁了，我们的“资产阶级腐蚀”表现在哪里呢？指导员为此专门在动员大会上指出女排问题：女排“有人出工不出力”，扭扭捏捏，简直是“给锄把子号脉”；有些人讲吃讲穿，看看宿舍里那些糖罐子，一张嘴就是吃呀穿呀；更有些人，留恋大城市，探亲假回来，或情绪低落，或津津乐道城市的生活方式，扎根思想不牢，革命意志衰退，还有……谈情说爱！
“砸烂资产阶级糖罐子！”这个口号，就是在那时候，不知是谁综合、发挥了指导员的话，想出来写出来贴出来喊出来的。“革资产阶级糖罐子的命”，在女排也搞得最热闹。我们先是闹闹哄哄地贴标语，自己把自己的窗户、门上、双层床铺的木柱子上都贴上红红绿绿的标语。后来，不知是谁倡的议开的头，开始还是三三两两的，后来就呼啦啦涌到连部，手里捧着、怀里抱着平时藏藏掖掖舍不得吃的小零食、白糖之类，上交了。
我从来没有过这些东西，来兵团四年了，不知小灶为何物。但是这次我也沾了边：这年冬天我得了一场类似出血热的重感冒，高烧十几天不退。我的好朋友朱小莹在团宣传股工作，闻讯赶了三十多里路来看我，带给我一个糖水罐头，我把它摆在床铺上，两三个月没舍得吃。赶上这场运动，我也把它上交了。
为什么糖罐子闹得那么热闹？现在想想，大概首先这东西比较普遍，那些上海“阿拉”们，吃不惯苞米餷子窝窝头，刚来时一开饭就哭，这二年有了探亲假，她们带回点白糖之类是必然的。不过我想这只是表面原因，深一层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个“罪状”最明显但性质最轻，而其他几条呢，哪一条摊上也够你一呛！谁不愿当革命动力而去当那“对象”呢？何况那时的青年哪个不要求进步、不想入党入团得到组织信任呢？
说不太清楚那时的心境了，但那闹闹哄哄的氛围却难以在记忆中抹灭，每个人都有点咋咋呼呼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既紧张畏惧又充满了兴奋乃至亢奋的气息，很有点“咸与维新”的味道。
我从小就懂得唱“下雨泼街假积极，刮风扫地假积极，监狱里捉特务假积极！”对假积极深恶痛绝，文革中因为不肯违心很吃了些苦头。可是这一回，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自己积极举动后面的做作，自己的闹哄，咋呼。因为我心里“有鬼”。
在抓了俩破坏纪律的典型后，又抓了个谈情说爱的典型批判，作为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的标志。这是个哈尔滨女孩，有21、22岁了，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整天嗬嗬嗬地笑，又爽气又热情。她和一个天津知青在宿舍下面的砖窑里“谈情说爱”，被烧窑的看见汇报了。于是她也是大会批判小会检查，一次次认识、过关，天天痛哭流涕的。当时的具体情况，我记忆中的，就只是她站在会场前，深埋着头，念手里的那份检查，一边念，一边抹眼泪。说实在的，亏了她那男孩儿似的性格，否则……
再回头说我。那阵子，只要一听“资产阶级谈情说爱”我就心跳，看着她在台上检查，我就抬不起头来：远在千里外的故乡也有一个人，尽管是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但心中那份情感，却是刻骨铭心的。虽然除了心里萌动的那份情感外，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以我那清教徒似的道德界限，也不可能发生什么），但是我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坦然地面对这样的批判会，更张不开嘴去评判她。在我心里，真的也认为谈恋爱这种事不光彩，起码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理想不远大。所以我心虚。可是，形势咄咄逼人，我又是班长、团员、“骨干”，上头逼着我，下面看着我，又加上“探亲假归来情绪低落”、“讲究（吃）穿”，我不积极就要引火烧身，怎么办？我那跟着闹哄，咋咋呼呼地贴标语交罐头之类举动，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假积极。我一生中头一次体会到了“蒙混过关”的境界。
写到这儿我想起巴金先生《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写他文革中挨斗，蹶在台上被逼着喊“我有罪！”心里却觉得这批斗会是在演戏，那些批判的发言的又何尝不在演戏呢！？又想起林语堂先生30年代在《吾土吾民》一书中说到的中国人的幽默：“极富闹剧性质的葬礼仪仗是中国式的幽默的象征，其实质是只求外部形式而全然不顾其实质内容。能够欣赏中国式幽默的人势必也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政治方案。政治方案和官方宣言也只是一种形式，大多由那些精通模棱两可而言过其实的术语的书记们起草，正如有专门的商店出租葬礼仪仗用行头一样，没有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会一本正经地对待它们。”
当初看这段话时，新奇是新奇，但怎么也体会不出来。今天坐在这里写这篇小文，我突然悟到了个中真味，不禁由衷赞叹林语堂概括之精妙深刻。
运动后小莹听了挺生气：“噢，还把我辛辛苦苦带给你的罐头当资产阶级交了！”我没法解释，说也说不清楚。倒是她的话使我心里泛起了丝丝狐疑：“她怎么会这么不理解运动？不都是你们团部机关搞下来的吗？”
《记忆》2015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