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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1)
来源: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作者: 高华
《决议》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调和路线”下成立的，指责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
（项英）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田车变不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
由于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分析和处理意见，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1931年5月，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建制，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8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通报由毛泽东正式取代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
项英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派别斗争，工作肱力不够领导。因此丧失信仰，中央局决定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
与重新确立毛泽东领导权相同步，是重新逮捕、审讯响应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年长江局派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代表，随后与毛泽东结成密切关系）为首的审判委员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依次“公审”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也一并处死。事隔三十年后，当年参加“公审”的曾山回忆了这次公审，他说：
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团的组织。
处决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并不意味“肃AB团”运动已告“胜利完成”，相反，它标志着更大的“打AB团”风暴的袭来。1931年7月间，原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军在政委曾炳春和继刘铁超之后任军长的萧大鹏的说服教育下，服从中央局决定，回到苏维埃中心区域的河东于都县，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欢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处决。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红二十军，扣押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士兵被分编到四军、三军团去”。被扣押的红二十军干部，大部分被当作“AB团取消派”受到“处置”（即枪决）。
在地方，“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团分子”，“有的被错误处置，有的被监禁或停止工作”。
继毛泽东在1930年发动“打AB团”运动后，江西苏区的“肃AB团”只因项英的坚决制止才停顿了四个月，又在1931年4月后如火如荼全面开展起来，并在五、六、七三个月达到最高潮。
为了贯彻落实苏区中央局4月17日《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提出的对“AB团”分子要“软硬兼施，穷追细问”的精神，加紧了对所谓“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团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
然而，在“肃AB团”的基础上，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结成的友好合作关系，仅维持了七个月左右，一经解决了毛泽东与项英在“肃AB团”问题上的矛盾后，中央代表团和毛之间又逐渐产生了新的矛盾。除了政策分歧外，毛的个人权力与中央代表团权限的不明确，也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至少在法理上，毛泽东是江西苏区党、军队、苏维埃政权的最高领袖，而中央代表团的地位则不甚明确。从中共中央授权讲，任弼时应是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但毛泽东已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因此，无论是从实力基础或是从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法理权限讲，毛已是苏区最有权力的人，而中央代表团虽具权威，但只是处在一个监督者的地位。于是，在诸多矛盾的作用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蜜月终于在1931年11月初宣告结束，从此双方开始了长达三年零两个月的对抗和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