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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2)
来源: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作者: 高华
长时期以来，关于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是一个被严重搞乱的问题。根据传统的解释，造成苏区“肃反”灾祸的所有罪责，皆在王明与王明路线的身上，毛泽东与此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毛还被描绘成是与王明“左倾”肃反路线斗争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实却与此相反，毛是苏区极端的肃反政策与实践的始作俑者。
其实在肃反问题上，毛与中共中央并无原则上的分歧，双方都一致肯定肃反的必要性，但是随看周恩来等较深人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同时，原先对毛个人专权的怀疑也在逐渐增长，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毛的防范，并果断中止了针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规模的肉体消灭行动。
1931年3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启程赴赣后，中共中央在继续强调富田事变“反革命性质”的同时，开始提及防止肃反“过火化”的问题。1931年7月下旬，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钦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AB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31年8月30日，周恩来在听取欧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区“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余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
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被略去周的名字，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作受到严厉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责。
周恩来的这封信之所以使毛泽东不能忘怀，盖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任弼时等依据这封指示信中有关纠正“富农路线”的精神开始了对毛的不指名批评。
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在赣南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弼时已深深地卷人到“肃AB团”运动，因此赣南会议把重点放在检讨土地政策方面，而没有深入检讨肃反工作。虽然在赣南会议的《政治决议案》和1931年12月5日苏区中央局致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都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评，并且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极有害的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的口号，但中央苏区的乱打乱杀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AB团”运动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进人江西苏区后才真正得以停止。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
周恩来具体了解肃反所造成的惨祸是他在1931年12月中旬从闽西进入到赣南的途中。此时闽西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一场与赣南“肃AB团”平行的肃反运动——“肃社民党”，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及对闽西苏区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对苏区肃反进行急刹车。
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起始于1931年初，到了3月，迅速走向高潮，在运动规模、肃反手段及残酷程度方面，都与赣南的“肃AB团”难分伯仲。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之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镇压，遇害者总数达6352人。由此引发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伯翠脱离共产党，拥兵自守的事件，并造成与富田事变类同的1931年5月27日的“坑口事变”。经这次肃反，闽西苏区元气大伤，党员人数由原先的八千人，减至五千人。
对于闽西的“肃社民党”事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央代表邓发、闽西地方领导人张鼎丞、和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各有其不同的责任。
受到共产国际“反右倾”路线影响，中共中央对待闽西“肃社民党”的态度和对“肃AB团”完全一样：先期全力支持；到了1931年8月后，在继续肯定“肃社民党”的同时，重点转向防止肃反的“过火化”、“简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