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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5)

2019年12月08日 8:03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作者: 高华

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但是红军的指挥权仍归。毛泽东开始利用战争的紧急环境,有步骤地扩张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影响力。1935年3月4日,在的提议下,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签发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这个建制与任命,虽然没有改变周恩来的最后决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分,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

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一职,是迈向掌握军权的关键一步,但是几天以后,围绕是否攻打打鼓场,毛泽东的意见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及一军团的、聂荣臻等发生了分歧。在3月10日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刚担任没有几天的前敌总指挥被撤消,由彭德怀暂代。

在这决定毛泽东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毫不退缩,他于当晚找周恩来详谈,使周恩来接受了他不进攻打鼓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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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毛泽东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并得到了张闻天的赞成。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泽东才正式进入军委最高领导机构。

毛泽东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内,以坚强的意志力,挽回颓势,更进一步扩大战果,当仁不让,毛遂自荐,提议组成有自己参加的新“三人团”,并通过党的会议的形式,正式予以合法化,使自己名正言顺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决策者之一。

毛泽东进人新“三人团”后,迅速使自己处于核心决策的重要位置。在3月至5月的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以大踏步回旋转移的指挥战略,集中中央红军在黔、滇、川之间穿插运动,其间,既有胜利,也有战斗失利。频繁的战斗和就地打圈的战略,使部队疲惫不堪,更遭致红军高级将领的埋怨和不满。到了1935年5月上旬,由毛泽东部署的攻打会理城的战斗,屡攻不下,这时红军领导层对毛的不满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林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给周、毛、王“三人团”写了一封信,提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主持大计,请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的这封信是在中共及中央红军处于紧急状态下写出的,并无与毛泽东有意作对的念头。在以往的历史上,林彪与毛从无个人过节,林彪的这封信纯系出自他对红军前途的考虑,表达的是当时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情绪。

无独有偶,类似林彪信中所反映的对毛泽东指挥才能的怀疑、不满情绪在其它中共领导人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1935年4月中旬,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很快就感觉到部队中弥漫着对“只走路不打仗”的强烈埋怨的情绪。他将了解到的军中情绪,结合自己的意见,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拿着电报要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彭德怀认为电报所述内容与他的看法不同,拒绝签字,杨尚昆则在电报上签了字。

在新“三人团”中,王稼祥与毛泽东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他对毛的指挥方法也存有疑窦。还在新“三人团”成立之前,王稼祥就常因作战指挥问题,与毛发生争论。王稼祥还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新“三人团”成立后,王稼祥对毛指挥部队大幅度运动不以为然,他向张闻天表示,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林彪的信和刘少奇的电报,对毛泽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这个事件性质之严重,不仅在于它显示了对毛泽东的不满已蔓延至当时中共中央所赖以依靠的唯一军事力量——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而且这种不满正向中央核心层蔓延,如不立即予以消除,毛刚刚获得的军权极有可能被再度削夺。

毛泽东迅速采取行动,正面反击这股由林彪领头的反毛风潮,他既不采取与林彪等私下沟通的方式,也不逐个向中央核心层成员解释、征询意见,而是将问题直接挑明。毛向张闻天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得到了张闻天的同意。毛的目的非常清楚,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以党的名义将对自己的不利舆论打压下去。

1935年5月12日,旨在批评林彪等人“右倾”、“动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郊外召开。与会者仅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及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这次会议名义上的主角是张闻天,他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报告大纲,严厉指责林彪等人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是右倾。在这个时刻。毛颇需要张闻天所擅长的理论语汇,只要将这股对自己不满的风潮压下去,扣什么“帽子”都无所谓。

也许考虑到张闻天仅是一介书生,还不足以震慑林彪等武将,毛泽东全然不顾自己是当事人的身分,亲自出马。严厉指责林彪、刘少奇,称彼等信和电报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毛并认定林彪是“娃娃”,不明事由,而将事先毫不知内情的彭德怀看成是幕后挑唆者。毛在利用了张闻天作为反林彪、刘少奇的主攻手以后,迅速再将矛头转向张闻天。毛不能容忍张闻天扮演党内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决意利用这个机会打击一下张闻天的威信。毛在讲话中暗指张闻天去三军团,与彭德怀勾结反毛。这次会议以肯定毛的军事指挥、毛大获全胜而结束。面对毛泽东的无端攻击,彭德怀、张闻天抱看“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一切以大敌当前,内部宜安定为考虑,在会上和会后都未予以说明和解释。

会理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遵义会议意味着毛泽东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使毛进人了中共最高核心层,那么会理会议则标志着毛已将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具体落实到对军权的控制之上,从此,毛成为事实上的军队最高领导人。毛用其坚强的意志力,将红军最重要的将领林彪与彭德怀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使自己在核心层中处于不可批评的地位。毛泽东在会理会议前夕及会议上的行动,将刚刚获得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使代表党的张闻天成为某种点缀和不具实际权威的象征人物。毛实际上用合法手段使自己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对毛的妥协、退让下实现的。

会理会议也给日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造成复杂影响,埋下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张闻天怀疑、猜忌的种子。毛与彭德怀共事很久,两人个性殊异,双方虽在1931年后关系疏远,但是并无明显矛盾和冲突。但是林彪信一事,使毛认定彭德怀城府很深,从此对彭深藏防忌之心。会理会议后,毛将曾参与刘少奇电报一事的杨尚昆调出三军团,而改派自己的老故旧李富春任彭德怀的政委,实负监军之责。毛对张闻天素无好感,仅是为了推翻博古,才使毛、张暂时联合。毛对张的固有成见,使他在指责过刘少奇以后,将刘轻轻放过,并听信了刘少奇对张闻天参与和彭勾结的猜测和判断。刘与军队素无渊源,在军中不具资望,毛并不认为刘少奇有在军中掀风作浪的能力。刘少奇为脱身,迅速将责任推到张闻天身上,使刚刚开始的毛与张的政治结合蒙上了阴影,也使毛对刘与张的对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刘少奇电报一事,还是使毛多存一分心计,为避免刘少奇在军中培植影响,会理会议以后,刘少奇也被调出三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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